互动科普

     性爱倾向的生物学论据质疑

                 William  Byne*

即使研究结果表明，遗传特征和神经系统解剖特征都与性倾向有关，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还远末得到证实。

当今，美国的人权活动家、宗教组织以及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系统正在为人的性倾向是否具有生理基础而各持已见，争论不休。书报杂志纷纷以大字标题刊载这场大论辩，然而行为科学家却认为，这不过是—个陈旧的话题。生理基础与人的性倾向的关系这一突出问题的实质，并不是性倾向是否和人的生理基础有关，而是二者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因为归根结底，所有的心理现象都有其生理基础。

即使这场公众大论辩能组织得比目前情况要妥善，它也仍然有可能被误导。若是对由生理基础推及性倾向和社会政策的—连串推理过程的大多数环节作一番仔细的推敲，就会发觉，它们没有一个无懈可击。从政治的角度讲，若社会把异乎寻常的性倾向必须有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生理基础作为准则，来决定是否对性倾向不合乎规范的人给予容忍，那就可以说，这样要求是不近人情的。即使同性恋完全是行为者本人性选择上的问题，那种试图利用社会制裁和刑事处分来加以铲除的作法，也会使人类失却基本自由和多样性。

此外，那种认为同性恋不是必然具有与生俱来无可变更的生理基础，就必然是行为者本身的自由选择的观念，其实不过是一种误解。让我们来看看白顶雀的例子，就不难明白这一点。这种鸟雀在一段限定的发育期内，能学会物种本身生来就会掌握的鸣唱。也就是说，白顶雀在限定发育期内接触到多种多样的鸣唱，其中包括本鸟种的鸣唱的情况下，大多数都能学会本鸟种的鸣唱，但有些白顶雀学会的却不是本鸟种的鸣唱。白顶雀在学会一种鸣唱之后，既无法忘却这种鸣唱，也学不会—种新的鸣唱。虽然性倾向不同于鸟雀的鸣唱，不是一种通过模仿习得的行为，但从上述事实中可明显看出的是，即使是通过模仿习得的行为，也会是不可改变的。

最后，关于同性恋具有先天性生理基础的所有现存论据，都是有漏洞的。由于遗传研究都无法避免把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相互混淆，使得对心理特征遗传基础的研究注定会受到干扰。而对性倾向的脑部基础的研究，又都是以男性和女性的大脑存在着差别这种假设为出发点的，然而这种假设的可靠性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人们用来解释男子同性恋现象的生物学机理，时常并不能普遍用来解释女子同性恋现象（对后者的研究被大大忽略了）。而大多数生物学变量的连续递级特征又和大部分调查结果所显示的还存在着少量两性人这一事实相矛盾。

要弄清生理因素究竟是如何影响着人的性倾向，人们必须先给“性倾向”一词下一个定义。许多研究人员，包括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西蒙·利维（Simon Le Vay）在内，都把人的性倾向看作性的同质二象表现：男子一般说来都是“程序编定”的对女子的吸引物，而女子一般而言也是程序编定的对男子的吸引物。按照这种理论，同性恋男子皆具有女性程序，而同性恋女子则都具有男性程序。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决定性倾向的程序编制是由生物学因素促成的，并且或许是在人出生以前就已促成的。而另外一些研究人员则认为，这种程序编制是在人出生以后，随着社会因素和主观体验的作用而完成的。由于大脑的功能毫无疑问同其结构和生理构成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在他们看来，同性恋者的大脑会呈现出为异性所特有的某些特征。

这种认为存在着所谓“间性”（兼具男女两性的特征）现象的看法的正确性，其实是值得怀疑的。例如，就某一个体来说，性倾向就并不是同质二象的，而是具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即使是同一性别、同种性倾向的人中，与性吸引相关联的有意识的动机和无意识的动机，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计其数的经验（以及对这类经验的解释）会相互作用，使不同的人具有同样的对男子的或对女子的相对性吸引度。不同的人也可以因不同的缘故，而在性方面为男子所吸引。例如，绝对不会有任何先天既定的原因使得各个为男子所吸引的人都共有某种特别的脑结构。

事实上，那种认为同性恋男子具有女性化的脑解剖特征、同性恋女子具有男性化的脑解剖特征的观点，与其说带给了我们关于性爱倾向的生物学机理，倒不如说它是来源于我们的欧洲文化。一些希腊神话中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有着突出的同性恋欲望的男子最有男子气，具有显著的同性恋欲望的女子，则最有女人味。相反，那些对异性抱有突出的性欲的人，则被认为是生命本质中混杂着男性和女性的成分。欧洲的古典文化还大肆赞颂诸如宙斯、海格立斯（又译赫尔克里士、赫丘利或赫拉克勒斯，主神宙斯之子，力大无穷，曾创12项英雄事迹——译注）和尤利乌斯·恺撤大帝之类有着典型男子气的英雄人物的同性恋“业绩”。直到10年以前（在遭到特派工作人员批评的情况下），新几内亚的桑比亚族（the Sambia）少年都还要同男子建立同性恋关系，并对其阳具进行口淫，而当地人没有一个认为，这属于一种女性的性行为。事实上，桑比亚人认为，男人要想获得力量和刚强之气，就必须吸食精液。

此外，上述关于间性的假说还有—个确实存在的问题一从表面上看，同性恋者似乎具有异性性特点的表现形式，但迄今为止，研究人员并没能够明确地证实，这类特点存在着男女之间的差别。在过去的100年时间里，曾有不少人报道说，人类的大脑存在着许多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然而，在这许多差异中，事实证明，只有其中的一个可以通过实验得到证实，那就是人的脑量因体型大小而异。因此，男子的大脑往往略大于女子。人类大脑男女两性之间没有什么差异这一点，同其它动物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许多研究人员一致证实，其它动物的大脑两性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差异。

若是性倾向确实是以大脑的神经网络布置或者程序编制为基础，那么，又是一些什么因素使然呢？据认为，有三种可能的因素在起作用。“遗传构成直接决定性倾向”一说宣称，基因、激素或其它因素或许是在胎儿出生之前，就已经对发育中的大脑起了直接的作用，布下了决定性倾向的神经网络。而“性倾向社会习得”说则认为，生理基础只提供了一块由神经网络构成的白板，而主观的体验才能在这块白板上“刻”出人的性倾向。按照性倾向社会习得说，遗传构成并没有给大脑布置下直接决定性倾向的神经网络，而只是为人的某些个性特点预先安排了一定的走向，这类个性特点再对人际关系和主观体验产生影响，这些关系和体验才能最终造成人的性倾向。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有关遗传构成和性倾向的相互关系的多数推测，都是针对激素的作用的。研究人员一度认为，成年人的雄激素和雌激素含量决定着人的性倾向，但这一假说由于缺乏证据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此后，研究人员一直在争论——激素在胚胎期给大脑布置下决定性倾向的神经网络。

按照这种假说，在一定的关键期内，胚胎期雄激素含量高会使男子表现出异性恋倾向，使女子表现出同性恋倾向。反之，胚胎期雄激素含量低则会使男子具有同性恋倾向，使女子产生异性恋倾向。这一假说的主要依据是对啮齿类动物的研究。据发现，胚胎期所接触的激素环境，决定着啮齿类动物成年后的交配行为的雄性模式和雌性模式的平衡。在胚胎发育期接触过雄激素环境的雌性成年啮齿动物，会比经历正常胚胎发育期激素环境的雌性成年啮齿动物，表现出更多的为雄性所特有的上位式交配行为。而在同样的胚胎发育关键期内通过去势失去了雄激素环境的雄性成年啮齿动物，则会在被其它啮齿动物行上位式交配动作之时，表现出所谓的“脊桂前凸”（即脊背翘曲）——雌性啮齿动物的典型交配姿势。

许多研究人员都认为，被去势的雄性大鼠在被另一只雄性大鼠行上位式交配动作时，所表现出来的脊背翘曲，实际上是一种同性恋性行为（同样，雌性大鼠对其它大鼠施行的上位式交配动作，也属于一种同性恋性行为）。然而，脊背翘曲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反射性动作，当实验人员敲击这种雄鼠的后背时，它也会表现出同样的脊背翘曲姿势。此外，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对另一只雄鼠行上位式交配动作的雄鼠，属于异性恋性质，而雌鼠在被另一只雌鼠行上位式交配动作时表现出的脊背翘曲姿势，也属于异性恋性质。按照这种逻辑，两个同一性别的人发生性交，就只有其中的一个属于同性恋性质，而究竟是其中的哪一个属于同性恋，则取决于二者在性交过程中所采取的是什么姿势。

胚胎发育期的激素环境除了决定啮齿动物成年后的交配模式之外，还能决定雄性啮齿动物能否具备对雌性啮齿动物的卵巢功能的正常调节能力。若是雄性大鼠在胚胎发育期所接触的不是正常的激素环境，成年后其大脑就不能通过触发称为“正反馈”的一连串相互作用而对雌激素作出反应，因而不能导致雌鼠血流中促黄体生成激素急剧增多而使之排卵。一些研究人员据此推断说，同性恋男子（他们认为，这类男子的大脑没有充分雄性化）所具有的正反馈反应，可能强于异性恋男子。

曾有两个实验室报导说，实验结果表明，上述推断与实际情况相符。然而，一些从设计到实施都很精细的实验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大学（the Free University）的路易斯·J. G.古伦（Luis J. G. Gooren）所做的]结果却证明，上述结论不能成立。此外，研究结果证明，反馈机制与人类的性倾向没有关系。研究人员后来发现，就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灵长类动物而言，正反馈机制在性行为的表现上并不是同质二象的。如果这种机制在男子和女子之间确实没有区别，那么，那种认为同性恋男子的这种反馈机制已“女性化”的观点，就是不合逻辑的。

此外，如果说，同性恋男子的促黄体激素生成的反馈机制已女性化，那么，照此推论，同性恋女子的促黄体激素生成的反应就应该是“男性化”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同性恋女子就既不会来月经，也不会生孩子。然而，占压倒多数的同性恋女子都有正常的行经周期，而公然以同性恋者身份出现，并且又做了母亲的女子也在日益增多，这两个事实无疑证明，上述推论根本站不住脚。

如果所谓胚胎发育期的激素环境直接决定着人的性倾向—说能够成立，那么，可以预料的是，很大一部分在胚胎发育期困医药处理而显然会造成雄激素欠缺的男子，就理应成为同性恋者，而在胚胎发育期内接触了过量雄激素的女子，也理应表现出同性恋倾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由于胚胎发育期的雄激素环境是男性外生殖器正常发育的必要条件，所以，胚胎发育期内缺乏正常雄激索环境的男性胎儿出生时，就有可能出现外生殖器男性性征不明显的现象。这样，胚胎发育期所接触的激素环境不正常的男性胎儿出生时，其外生殖器在外观上就有可能出现女性化，而受同类影响的女性胎儿的外生殖器，也有可能形似男性。这类胎儿出生后，时常需要做整形外科手术，才能构建具有正常外观的外生殖器，而究竟把这种孩子作为男孩还是女孩来抚养，有时并不是根据孩子遗传构成上的性别来决定的，而是根据其外生殖器通过整形外科手术而可能形成的性别来决定的。

对这类经整形外科手术决定性别的孩子成年后的性倾向的深入研究结果，往往为性倾向社会习得说提供了支持。不管这类孩子遗传构成上的性别是什么，不管这类孩子在胚胎发育期接触的性激素环境是什么性质，只要他们的性别是在3岁以前就通过整形外科手术明确决定了的，他们通常都会成为异性恋者，并且他们的父母把他们作为哪—种性别的人来抚养，他们的性行为就表现为哪一种性别。

不过，据一些研究报道，在胚胎发育期内接触雄激素环境的女子中，存在着同性恋幻想或同性恋行为增多的现象。按照遗传构成直接决定性倾向说，这类研究结果时常被人解释为胚胎在发育期间接触的雄激素为使其形成对女性的性吸引力而给大脑布下神经网络的证据。然而，对于上述研究结果，神经生物学家、男女平等主义学者露丝·H.布雷尔（Ruth H. Bleier）却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在胚胎发育期内受雄激素严重影响的女子所表现出来的同性恋倾向，所反映的可能不是雄性化激素对胎儿大脑性分化所起作用的结果，而是出生时婴儿的外生殖器已男性化这一事实对该女子所产生的影响，或者是这类女子知悉自己在胚胎发育期曾接触过含量异常地高的雄性激素之后，所产生的影响。布雷尔说：“若是人的性别是由整形外科手术决定的，那么这种性别看来就一定是一种脆弱不定的人造建筑。”

美国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杰伊·古尔德认为，由于在过去的100年时间里，那种试图在大脑中找到与性别和其它社会因素有关的差异的研究的合理性普遍受到解剖学家的怀疑，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对大脑的测量研究，实际上是在为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偏见提供支持，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曾一度衰落。本世纪70年代末，关于人类大脑的两性差异的研究重新兴盛起来，当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杰·A.戈尔斯基（Roger A. Gorski）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大鼠下丘脑视前区包含着一组神经细胞的部位，存在着雄鼠比雌鼠大得多的现象。这组研究人员认为，这组细胞就是视前区的两性二形神经核（简称SDN-POA）。而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视前区与性行为的调节有牵连。

据发现，和两性之闻在交配行16为及促黄体激素生成反应机制上的差异一样，两性之间SDN-POA的尺度差异，也是胚胎在发育期内所接触的雄激素环境不同造成的。有此发现后不久，笔者和布雷尔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工作期间，仔细研究了几种啮齿动物的下丘脑，我们发现，SDN-POA只是还包含着另外几种下丘脑神经核的两性二形脑神经组织的一部分。

最近，有3家实验室查找研究过人类下丘脑中的两性二形神经核。劳拉·S. 艾伦在戈尔斯基的实验室进行研究时，把人类下丘脑的四种可能是两性二形神经核的组织，鉴定为可能和大鼠大脑视前区两性二形神经核属同种组织并把它们称为下丘脑前部间质神经核（the interstitial nuclei，简称INAH1-INAH4）。然而，测查过这类神经核的几家不同的实验室，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却彼此矛盾。例如，据设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大脑研究所迪克·F．斯瓦伯（Dick F. Swaab）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男性的INAH1大于女性，而据艾伦发现，这种神经核在男女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但男性的INAH2和INAH3大于女性。前不久，据利维报道，INAH1和INAH2都不存在两性之间的差异，但他证实了艾伦的结论——男性的INAH3大于女性。此外，利维还报道说，同性恋男子的INAH3往往很小，类似于女性。（笔者和哈佛大学的神经病学家克利佛德·萨珀（Clifford Saper）都在继续测查间质神经核，但到目前为止，还没取得任何明确的最后结果。）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利维的研究结果强有力地证明，遗传构成直接为大脑布下神经网络，从而决定着人的性倾向。然而，在好几点上，事实和这一结论是有距离的。首先，他的研究结果至今尚未得到他人实验研究的证实，并且这种类型的人类神经解剖结构研究很缺乏复验性跟踪研究结果的支持。事实上，以前就曾有人采用过与利维相似的方法来鉴别这类神经核，但结果却误入歧途。

曼弗雷德·加尔（Manfred Crahr）现就职于德国塞维森的马克斯·普朗克动物生理学研究所，他曾采用过一种类似于利维的细胞染色法，以研究似乎存在的涉及金丝雀鸣唱的一种神经核尺度上的季节性变化。然而，采用两种更为有效的细胞染色法研究的结果，却表明金丝雀的这种神经核的尺度，并没有发生季节性的变化。加尔认为，采用那种有效性较差的细胞染色法进行的研究，可能要受金丝雀体内激素季节性变化的影响，而激素的这种变化则会改变神经核中的细胞的特征。

此外，按照利维所发表的研究结果，他所研究的大脑的属主，不仅是同性恋男子，而且全是艾滋病患者。并且尽管他的研究对象中也包含着几副患有艾滋病的异性恋男子的大脑，但这并不能为他的观点提供充分证明，因为事实上，在发生死亡时所有患艾滋病的男子，不管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其体内的睾酮含量皆会因艾滋病本身或某些特殊的治疗所致副作用而明显降低。而到目前为止，利维所研究的同性恋男子的大脑中，只有一人不是死于艾滋病。因此，他所认为的性倾向对INAH3的尺度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有可能是与艾滋病有关联的激素含量异常造成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黛博拉·康明斯（Deborah Commins）和波琳·I.雅尔（Pauline. I. Yahr）两人的研究结果已经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这两位研究人员发现，蒙古沙鼠（mongoliangerbil）的一种显然类似于大鼠的视前区两性二形神经核的神经组织，其尺度会随着血流中睾酮含量的变化而改变。

学术界普遍流行的对利维研究结果的解释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解释是立足于对动物研究结果的不准确的分析。利维认为，和太鼠的视前区两性二形神经核一样，人类的INAH3也是位于下丘脑中的一个已知参与产生男性性行为的区域。然而，对多种不同的物种的研究结果一再证明，利维所指的涉及雄性性行为的那个下丘脑区域，其实并非上述神经核所在的区域。事实上，戈尔斯基和现今任职于美国南佛罗里达太学的加里·W. 阿伦戴西（Gary WArendash）已经发现，破坏雄性太鼠大脑两侧的所谓视前区两性二形神经核，不会损害其性行为。

杰斐逊·C斯利姆普（Jefferson C. Slimp）在威斯康星地区灵长类研究中心罗伯特·W.高伊（Robert W. Goy）所领导的实验室（在笔者加入该研究小组之前不久）作了一些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涉及雄性恒河猴性行为的区域的准确部位，其实是在类似于人类INAH3所在区域的部位之上。该部位经手术损伤的雄性恒河猴，所做的对雌猴的上位式交配动作比术前要少，但其手淫行为的频度与术前相比却没有变化。尽管某些研究人员认为上述观察结果表明，对雄性恒河猴上述部位的手术损伤，部分减弱了雄猴的异性恋内驱力，但这种结论其实是投有根据的。事实上，雄猴在术后按压操纵杆以获得与雌猴接触机会的次数比术前更多。可惜在实验过程中，上述受测雄猴根本投有机会同其它雄猴接触交往，所以这项研究除了能够提供一点有关异性恋动机或异性恋行为的脑致效应情况以外，根本投能提供关于同性恋的脑致效应的信息。

人们并不只是通过对下丘脑前部间质神经核的仔细研究，来寻找大脑特定部位同性倾向之间的联系。据一些神经解剖学家报道，他们通过研究还发现，大脑的另一些部位在雄性和雌性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差异，这类部位同性行为没有直接的关系。据斯瓦伯及其合作研究者米歇尔·A．霍夫曼发现，下丘脑的另一种神经核，即上交叉神经核（suprachiasmaticnucleus），存在着同性恋男子太于异性恋男子的现象。然而，这种神经核并不存在两性之间的太小差异。所以，即使上述研究结论能够重新通过实验观测得到证实，它也大脑具有男女两性之间的间性结构。

同时，据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艾伦报道，参与大脑两侧间信息中继的一种神经组织——前连合，存在着女性大于男性的现象。最近，她又得出结论说，同性恋男子的前连合存在着女性化迹象，也就是说，同性恋男子的前连合大于异性恋男子。然而，罗切斯特大学的斯蒂文·迪米特（Steven Demeter）、罗伯特·W.多蒂（Robert W. Doty）以及詹姆斯·L·林戈（James L. Ringo）所发现的情况却正好相反——男性的前连合大于女性。此外，即使艾伦的观测结果与事实相符，也并不能单凭前连合的尺度就说它和人的性倾向有关系。尽管她发现同性恋男子和异性恋男子之间，在前连合的平均尺度上存在着明显的统计数据差异，但她所研究的30位同性恋男子中，有27位的前联合的尺度，和她用作对照组的另外30位异性恋男子的前联合尺度，在大小上属于同—值域。

为了寻找生理因素同性倾向之间的联系，一些研究人员已经把注意的焦点从大脑的组织结构转向遗传构成。有几项研究结论认为，同性恋男子的兄弟与兄弟中无同性恋者的男子相比，更有可能具同性恋倾向。然而，在上述研究项目中，只有西北大学J．迈克尔. 贝利和波士顿大学理查德·C. 皮勒德（Richard C. Pillard）的研究对象中，既有同卵双生兄弟和异卵双生兄弟，又有非双生同胞兄弟和收养（非血亲）兄弟。

不过，他们得出的研究结果看来却是自相矛盾的。他们取得的一些统计数据支持“遗传构成直接决定性倾向”一说，而另—些统计数据却提供了与此假说相悖的反证。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同卵双生的兄弟两人都很有可能成为同性恋者，52％的同卵双生兄弟都有同性恋倾向，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异卵双生兄弟中，有同性恋倾向的则占22％。乍一看，这一研究结果似乎支持遗传决定性倾向一说，因为同卵双生兄弟两人所有的基因都是相同的，而异卵双生兄弟两人却只有一半的基因是相同的。然而，同性恋男子的非双生的同胞兄弟之间，却和异卵双生兄弟一样，也有一半的基因是相同的，可非双生同胞兄弟中，却只有9％的人有同性恋倾向，而按照遗传决定性倾向一说，异卵双生兄弟和非双生同胞兄弟的同性恋发生率，应该是彼此相等的。

此外，据贝利和皮勒德发现，同性恋男子的非血亲收养兄弟的同性恋发生率为巢11％，大大高于美国全国人口的同性恋近期估计发生率（1-5％）。事实上，贝利和皮勒德两人发现的11％这一结果，和非双生同胞兄弟的同性恋发生率是相当的。这一研究结果显然是有悖于绝对的遗传决定性倾向说的反证，并且有力地支持了如下理论：人的成长环境是影响人的性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最近完成的另外三项研究中，有两项研究也发现，同卵双生兄弟的同性恋发生率很高，和异卵双生兄弟的同性恋发生率形成了明显对照。然而，就上述各项研究而言，所涉及的所有双生兄弟都是从小一起养大的。在既不知道人在身心发育过程中的何种经历会对性倾向产生影响，也不知道同卵双生兄弟之间在身心发育发展过程中的经历的相似程度，是否高于异卵双生兄弟之间的相似程度这种情况下，兄弟之间共同的基因、共同的成长环境对性倾向起何种作用之谜，就很难真正解开。要解开这个谜团，就必须对分开养大的双生兄弟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事实上，从上述遗传构成对人的性倾向所起的作用的研究结果中，人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重大发现——尽管同卵双生兄弟的所有基因都是相同的，尽管同卵双生兄弟出生前和出生后所处环境的相同程度极高，但仍有近一半的同卵双生兄弟没有同性恋倾向。这一发现突出地表明，人类对性倾向起源的了解，是多么的片面和贫乏。

据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迫安·H. 哈默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已经发现了最直接的证据，证明特定的基因会影响人的性倾向。该研究小组专门研究了X染色体的一个细小部分，即所谓的Xq28区段，该区段含有数百个基因。女性有两个X染色体，因而也就有两个Xq28区段，然而女性遗传给儿子的却只有其中一个X染色体的一份拷贝（因而儿子只有一个X染色体）。因此，从理论上讲，两个儿子通过遗传由其母体获得一份同一个Xq28区段的拷贝的概率为50%。哈默发现，在他所研究的40对同性恋兄弟中，通过遗传从其母体获得了同一个Xq28区段的兄弟多达33对，而不是理论上预计的20对。

人们时常错误地理解哈默的这一发现，以为这33对兄弟中的66个男子的Xq28区段，都是同—个。其实，这种误解和研究结果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事实上，这33对同性恋兄弟中的任何一人的Xq28区段，只是和他的兄弟的Xq28区段相同，而不是和其余32对兄弟中的任何一个都相同。因此，哈默的研究结果绝不是说，在这33对同性恋兄弟中的66个男子身上发现了同—个特定的Xq28顺序（也就是人们所推想的“同性恋基因”）。

然而，遗憾的是，哈默小组并没有对其同性恋受测者的异性恋兄弟的Xq28区段进行研究，因而也就没有弄清究竟其中有多少人带有同—个基因顺序。哈默认为，如果把异性恋兄弟也包含在研究对象中，就会使其分析研究含混不清，因为与同性恋有关的基因，有可能是“非全显性基因”（incomplete lypenetrant），也就是说，异性恋男子可能也带有这种基因，只不过没有表达出来。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说，若是把异性恋兄弟也包含在研究对象中，实验结果就会表明，决定人的性倾向的，是其它某种因素，而不是基因。

最后，哈默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的统计法的发明者之一，美国耶鲁大学的尼尔·J．里什（Neil J．Risch）也曾怀疑，哈默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统计意义。里什认为，在我们掌握同性恋家族性群发性例证的更多细节之前，诸如哈默等人的研究结果其意义仍然不会是确实的。

虽然上述研究结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可以遗传的性行为特征（在此，我们姑且假定上述研究结果可以通过实验得到复现），但即便确实如此，上述研究结果也根本没有向人表明，这种遗传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基因本身只对蛋白质起确定作用，而与行为或心理现象没有直接关系。尽管对于复杂的心理现象在大脑中究竟是如何表现的，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但人们还是可以猜想特定的DNA顺序以某种方式使大脑被布下特殊的神经网络，从而直接导致同性恋倾向。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遗传因素根本不需要借助于这样一种机制。

反之，特定的基因可能影响到人性品质，而人性品质随之又影响到各种人际关系和人的主观体验，从而影响性倾向的社会学习。人们可以据此料想的是，气质上的差异能够以多种方式，使人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倾向。

对于上述这一观点，蓍草植株的生长情况有助于喻示其正确性。在不同海拔高度的生存环境下，蓍草的5种遗传性变型产生的是根本不同的表型。不过，蓍草插条生长环境的海拔高度对蓍草植株的生长情况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并且蓍草植株的生长情况也不是某个单一的因素影响形成的。而植株高度、叶片和茎的数量以及分枝模式，则不仅要受遗传更要受环境这方面的影响。既然植物都能对其生长环境表现出如此复杂的反应，那么，比植物远为复杂，且能任意改变自身环境的生物——人，在错综复杂的生存环境下，又会表现出何等纷繁的反应呢？

在此，笔者只能用极其简略的笔墨，大致勾勒性倾向产生过程中，基因和环境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例如，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有些男孩对那种乱作一团的打闹游戏很反感，这实际上是产生同性恋倾向的行为上的中度预兆。（持“遗传构成直接决定性倾向”一说的学者认为，这种反感态度不过是男孩的大脑被布下同性恋的神经网络之后，在童年阶段的一种行为表现。）同时，一些心理分析专家发现，在寻求心理治疗的同性恋男子中，有许多人反映说，自己同父亲的关系很不和睦。这些心理分析专家据此认为，不良的父子关系会导致同性恋倾向。

综合上述观察结果，人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测：如果男孩对混战游戏的反感态度确有遗传基础，那么这种反感态度就有可能损及孩子同父亲的和睦关系，因为父亲总是要求儿子在言谈举止上，严格守持传统的男性角色。而对儿子的言谈举止完全没有这种要求的父亲，则可以和儿子保持和睦的关系。因此，上述这种假定存在的同性恋基因就有可能影响某些男孩的性倾向，而不会影响另一些男孩的性倾向。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以反映文化传统而不是先天基础的特征为依据的）归纳而成的推论，也不能证明，人的气质或者家庭环境能够单独对人的性倾向起多大的决定作用。因此，若是仅对其中的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进行研究，就不会得出确实的结论。

上述推论再一次突出地表明，在充分了解影响人的性倾向的决定因素——遗传和环境两方面的——之前，研究人员在揭示性倾向的成因上，还有多么漫长的路要走。即使事实证明，人类大脑特定组织的尺度与人的性倾向确实有关，人类对大脑的现有了解也不足以解释，脑组织尺度上这种量的差异，是如何导致象性倾向这样复杂的心理现象上出现质的差异的。同样，即使那种声称同性恋会遗传的遗传研究结果能够得到证实，那也并不等于就揭示清楚了，遗传的究竟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影响人的性倾向的。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对这些方面的研究结果的解释，就仍将是随研究人员的假设而左右的，而这类假设的正确性如何，则是值得怀疑的。

在人们继续努力复现上述初步研究结果的同时，研究人员和公众还必须抵制诱惑，以纯粹的科学态度对待这类问题，而不是妄加猜测，乱下断语。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反问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为何对这一研究倾注如此巨大的热情？！我们如此狂热地研究同性恋问题，会不会，或者说，应不应该对我们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态度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或应不应该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允许他人采取的生活方式，产生什么影响？这场大论战所涉及的那些最突出的问题，其答案或许并不在于人类大脑的生理构成本身，而在于人类大脑所创造的文化环境。

                                                 [郑小石译郭敏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