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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的全明星研究人员阵容能否转变计算机世界？

Gary Stix

三月初的一个阴雨天，数以千计的微软产品开发人员来到公司主校区（位于华盛顿州雷蒙德）一幢毫不起眼的大楼里，他们大多不拘小节，构成了一片穿着不戴领带的衬衫、短裤和牛仔裤的人海。大楼内部，一排排的展位展示着这家软件生产商的最新科研成果，这些成果由公司研究部的700多名科学家完成。其中一个展位上放置着可消除背景声音的麦克风，另一个则有一款可以将视频图像转化为图形动画的软件。继续向前走，参观者将看到一架配戴在展示者身上的数码相机，每当相机感觉到温度或光线变化时，就会拍下一帧，认而建立一个人清醒时的完整生活记录。这一年一度的活动叫做技术节（TechFest),是确保产品开发人员了解研究部门工作的-种方式。

展品显示了高校计算机科学系独创性和灵巧性相结合的典型产物，这立刻让人想起麻将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比展品本身更令人惊讶的是出现在展厅中的一些人物。他们中有工程师、数学家和程序员，有些人的马尾辫已经灰白，他们绝对有把握进入计算机科学的名人堂。你会遇到小型机的发明者之一C. Gordon Bell。或者，撞见James Kajiya，计算机图形绘制某此关键算法的创建者，以及奧斯卡技术成就奖的获得者。也许还有数据库大师James Gray。这些传奇人物的到来并非偶然。在过去13年中，微软公司动用高额现金储备，从大学及其竞争对手那里聘用了大批技术奇才，试图建立一个该领域前所未有的最大天才同盟。

微软于1991年开始建立自己的研究实验室。当时，包括IBM研究院和AT&T贝尔实验室在内的许多企业创新先导者，正努力重新组织他们的计划，以便让自己更像一支先进的开发团体。继而发生的剧变让那里的许多研究人员离开了这些公司。微软则反其道而行之。当时微软公司负责技术和业务发展的副总裁Nathan Myhrvold对一家研究实验室产生了多年的影响，这对于一家软件开发商而言，可是件怪事。但是，他的例子或多或少受到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失败的不利影响，他们在利用诸如图形用户界面（与微软业务领域相近的技术）这样的计算机科学创新技术方面一直表现不力。

纯研究只是蚀本的买卖，这是从施乐PARC经验中得出的教训，已成为工业界流行的共识。Myhrvold回忆道：当时，“我认为这种观点很蠢，因为事物的反面是一个机会。”他四年前离开微软，建立了一家发明创造公司。1990年代初期，这位由理论物理学家转变而来的公司执行官，将前景视为一场冷酷、精心策划的赌博：“如果你认为，微软是一家向五年之后的事物进行投资的公司，我们会聘用真正聪明的人，在真正重要的领域工作。如果在这些领域获得成功，我们将赚到大量钱。那么，我认为这场赌局你赢了。”

以技术喜好倾向而著称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让Myhrvold放手去干，于是他开始游历全国，以便吸引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来到西雅图地区。最初的日子用来计划如何避免PARC所犯的错误。起先，微软研究院将其范围限制在靠近产品开发人员的雷蒙德市，以便不要重复命运多舛的PARC的经历。GordonBell说：“帕洛阿尔托和施乐公H]总部所在地罗彻斯特之间的距离太远了。”他在研究院启动阶段向Myhrvold建议：“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和地理差异。”

寻找一些才华横溢的人需要深入的推销工作。“最初，招聘人才的工作非常艰难，因为微软没有研究方面的历史，”Myhrvold介绍说，“每个我打算向他（她）提供工作机会的人，都在超过100年历史的公司或研究所工作过。因此他们对这个领域的一名新成员表现出极大怀疑。”在Bell的敦促下，Myhrvold第一个聘用的是Richard F. Rashid，他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以及Mach操作系统的开发人员之一（对于使用NeXt计算机和苹果机OS X操作系统的人而言，Mach操作系统是基础）。

这种无人愿意加盟的状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微软展开了强有力的聘用行动，以致一些计算机科学部门抱怨他们掠夺了其最优秀的人才。发展到今天每年预算超过2.5亿美元的规模之后，微软研究院还在英国剑桥、北京、旧金山、硅谷等地设立了实验室。在建立工业研究实验室的过程中，Rashid让微软研究院大致模仿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第一个命令就是将官僚作风最小化。研究人员发表文章时，无须先请示上级，而经费使用上享有相对较大的自由。

“我们对研究项目没有预算，”Rashid说，“如果有人需要什么，他们就可以得到；如果不需要，他们也不会提出要求。如果要求太多他们不需要的东西，就会被解雇。”Rashid称，他在评价研究人员的业绩力面没有固定的尺度，但是他安静而强硬的作风确保了他作为一名研究院学着的地位。他指出在一个计算年中，在各处发表的论文，例如图形学会“SIGGRAF”，有四分之一的文章出自微软研究院，位列各研究单位之首。

Rashid不必开这样的玩笑，将单词“Micro-soft”和“Research”组合，创建一个矛盾修饰法。公司可以提供一长串产品列表，它们结合了来自研究部门的编程代码或工程设计：有可以提高显示器分辨率的ClearType；可以将Word文档转换成口语的文本-语音工具；语法检查器；可以加速装载和提高存储性能的优化工具。Myhrvold介绍说：“从1991年开始的最初五年内，每项产品都包含来自微软研究院的一些代码和技术。”当然，其中也存在失败。一款高级图形绘制系统“Talisman”没有在1997年进入市场，因为一家硬件生产商未能按时交付一款包含了微软图形算法的芯片，尽管该技术的某些部分被应用到公司的其他产品中。而且事实的确如此，当想起“Clippy”（悬挂在桌面上、令人讨厌的纸夹形“帮助”图标）时，仍然有些计算机用户会哄然大笑。

尽管如此，有些局外人仍然对公司做出的成绩不够多表示失望。他们感叹，微软作为软件业界的首席开发商，在提高普通计算机用户的经验方面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施乐公司PARC的前主任John Seely Brown指出：“微软拥有一些世界上最聪明的计算机科学家，谁也比不了他们对安全性的理解，但他们没有从根本上考虑一种全新的方法，让计算机可以无比完全地工作，并且不受病毒侵扰。”“由于某些原因，他们没有处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这让我迷惑个解。”Brown称他对这家业界首要软件生产商寄予了更多期望：“在针对计算机安全防御，而不是计算机的外设方面，我们必须依靠它在转变计算机世界上取得根本性突破。”

其他对微软研究院影响力提出质疑的人，也随声附和这种怀疑论调。惠普实验室主任Dick Lampman评论道：“我看到许多卓越但孤立的个人，他们没有推动微软前进。”IBM研究中心通信部主任Bill O’Leary认为：一方面，微软需要建立研究人员与产品开发人员和客户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需要创造将想法和原型转化为真正的产品的先决条件。

多年来，恶意批评微软的人谴责它窃取了其他公司发明的技术，并且利用其在操作系统软件上的统治地位独霸新市场。Rashid宣称，微软研究院可以提供证据证明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我们正在推动许多领域的技术状况，包括计算机视觉、图形学和机器翻译等。”他声称，微软公司还建立了一个“约会服务”，确保产品可以从研究人员转移给开发人员。一项客观标准为Rashid的部分观点提供了支持。根据知识产权咨询公司CHI Research—项2003年的数据分析，微软在“科学关联性”指数上，比包括IBM和惠普在内的任何其他计算机行业的专利大户公司都要高，该指数表示一家企业在自己的专利中引用科学论文的次数，是衡量其技术是否比竞争对手更基于科学进步的一种尺度。

同时展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仅仅适合于像微软这样的市场领头羊。这可以为带来技术突破的奇迹创造前提条件。当然，知识分子精英的集中造就了特别活跃的工作氛围。遍布早期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算法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获得者Jim Blinn的研究。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时，他就停止了这项工作。1995年来到微软研究院之前的1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在制作教育动画片。但在微软，他现在又回到基础研究，寻找如何描绘和操作形状的几何学。“我干得很愉快，”Blinn说，“我现在的条件，包括时间和资源，是我在大学院系工作时所无法拥有的。”

微软在为领导计算机科学建立一处避风港上似乎取得了成功。但是，对像Blinn这样的研究人员的创造力加以塑造，并引导到与公司相关的技术上来，仍然是Rashid这些管理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毕竟，世界上第一家工业实验室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开始形成了。

[柯江华/译杨光/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