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在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非凡认知能力中，语言能力和符号艺术是最为核心的两种。

在沉思“智人”非凡能力与成就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觉得在人类的进化历程中存在一种冥冥之中的主宰因素。人类的发展历程具有偶然性吗？如果是进化使人类达到如此崇高的地位，那么对物种进行淘汰和优化的这一进化过程将是极其漫长而艰难的，事实是这样的吗？其实人类今天的成就看来并非进化之功，因为自然选择本身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自然选择只能通过随机的基因突变(当然受突变前各种因素的影响)来促进或消灭某些物种，达到生物物种改良的目的进化实质上是一个机会主义过程，当变异的物种出现时，进化所要做的就是接受或拒绝。同一物种有的可能被接受有的可能被拒绝，这取决于它们在具体历史时期的(最广义的)环境条件。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天然的不可逆转的方向，变幻莫测的环境一旦改变，逆转过程就会立即发生。

也许我们从人类起源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个词是exaptation(新生事物)，这是近年来越来越突显出其重要性的一个专业名词，它指那些产生于某种环境、以后为另一种环境所采用的属性，或专指人类接纳新属性的过程。关于exaptation的一个典型实例是鸟类的羽毛。羽毛在今天对鸟类的飞行至关重要，但在鸟类会飞之前的数百万年时间里，羽毛只用作保温物，在那个很长的时期内，羽毛对保持体温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而对于飞行，羽毛在当时还只是一种exaptation，直到很长时间以后，羽毛才开始在飞行中起着调节平衡的作用。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而且足以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引以为豪的认知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可能和鸟类的羽毛如出一辙，在变得举足轻重之前它只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属性，是用处很小的附产物。

让我们从早期人类开始更深入地谈谈这样—种可能：当第一批克罗马努人(Cro-Magnon)在约4万年前到达欧洲的时候，他们显然会或多或少地带去他们所具备的人类行为。这些行为将现代人类与同时存在的其他物种区别开来。雕刻、绘画、饰物、音乐符号对不同材料的初步掌握、精心埋葬死者实用物品的精心装饰——所有这些及其他行为都是早期“智人日常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些行为在欧洲3万多年的历史中都有明显的记录。

这些行为最明显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在拥有了符号认知能力的条件下进行的。毫无疑问，正是拥有了这种普遍性的能力，而不是我刚刚所列举的任何一种具体行为，才使现代的行为模式能够融人到我们后裔的全部生活中。而且，这种新能力与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微小的进步形成鲜明的对比，克罗马努人以极快的速度取代了尼安德特人在欧洲和西亚的家园。

事实上，克罗马努人这种类似我们现代人的行为与在他们之前存在的任何人类相比，都有天壤之别。随着以符号为中心、具有现代行为模式的“智人”在地球上的出现，一种全新的生物秩序诞生了，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尼安德特人以及其他早已灭绝的人类种属——他们在人类发展历程中的成就完全应该受到称颂。解释这一非凡历史事件的形成过程，是生物学领域最复杂也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

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是，人类行为的现代化步伐与人体结构的现代化步伐看起来并不同步。有证据表明，大约在10万年前，黎凡特地区就有长得酷似现代人的人类。与此同时，与欧洲早期人类历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黎凡特地区的尼安德特人在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出现之后还在该地区生存了近6万年。而且，在欧洲早期人类与黎凡特人共存的漫长时期内，从他们制造的工具和留下的遗址来看，我们顶多只能说这两种人类的行为或许有些相同。

有人认为，直到4．5万年前黎凡特地区出现与克罗马努人相同的石器制造技术时，尼安德特人才最终让出自己的居住地。几乎可以肯定，正是拥有了符号认知能力，我们这一支人类才最终战胜了尼安德特人。由此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解剖学上的现代“智人”要远远早于行为上的现代人类。尽管这一结论听起来与我们直观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但它实际上有着深远的意义。为什么行为的革命没有在其他人类种属中产生呢？

大脑的革新

要了解脊椎动物的认知行为，必须研究其大脑。具体到我们人类家族，尼安德特人的大脑与我们的大脑大小相仿，但其颅骨的形状有显著差异。从大量遗迹来看，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努人的行为方式存在极大差异，而研究人类大脑进化的专家很难从他们大脑的外形特征来认定尼安德特人大脑和现代智人大脑的功能何以存在这么大的差异。这种情况在那些与尼安德特人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近似的人类种属上也能得到明显的反映。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现代认知能力是人类大脑经过长期进化达到完善后才有的产物，这其中存在—些除认知能力的大脑生理机制的缓慢进化之外的其他因素。当然，形体上与现代人相近的人类在产生之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现代认知能力基础，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预先拥有了特殊的神经系统。

让我们再用人类进化史的知识研究一下过去可能发生过的一些事情。首先，请记住：新结构的产生是不由自主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新结构是人类基因复制错误的副产品，在基因信息由一代传给下一代的过程中，基因的复制错误经常发生。自然选择肯定不是生成新结构的肇因，它只能对业已出现的新结构施加影响，淘汰那些失败的新结构而接受那些成功的新结构。我们喜欢用“适应性”这样的字眼，因为这有助于我们就在进化过程中特定的革新是为什么产生、怎样产生并取得成功进行解释时，可以自圆其说。然而，实际上所有新的基因变异体都是作为新生事物出现的。适应性与新生事物之间的区别在于：适应性是指那些已经具备具体的、可认定的功能的属性(当然，这种属性只有在适当的条件下才能表现出来)，新生事物则仅仅是指那些已经出现并有可能被吸收而成为某种新功能的属性。通常情况是，许多新结构并不具备存在下去的理由。

总的来说，我们既要了解人类大脑的进化过程(这点我们今天已经相当熟悉)，又要了解现代认知能力的产生。毫无疑问，在过去200万年里人类大脑的平均体积是不断增大的，尽管这一事实并未告诉我们人类大脑进化史上实际发生的重大事件。但是，尼安德特人以及更有说服力的现代人(指解剖学上的现代人而非行为上的现代人)使我们认识到：现代认知能力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大脑中神经物质的一点点增加。大脑的增大使人类产生了质的飞跃，但神经物质的增多并不意味着大脑的增大。因为所有高等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基本构造是一样的，人类现代认知能力的出现也不能归因于脑结构的复杂化。事实上，一个新生大脑一旦发觉具备先前被忽视的符号思维潜力，就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利用这种潜力。

令人失望的是，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大脑具有现代认知能力，目前还不太清楚。这主要是因为，尽管在大脑的结构及大脑哪些部分具有哪些特定功能方面，我们已掌握了很多知识．但我们对大脑如何将大量电信号和化学信号转变成我们所熟知的意识和思维模式却一无所知。如果我们想解释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原因，那么弄清楚上述这一信号转变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有人认为，在离现在5、6万年以前的某个时期，人类诞生了一种能用符号进行表达的新种属。言下之意是．这一新种属拥有支持现代人行为模式的优化的神经系统。这种说法也有好处，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人类进化的历史，但问题是时间上存在不可解释的矛盾。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这种体型一样但智力上优于先前人类种属的新人类从出现到遍布世界只需要很短的一段时间，并在这一过程中将淘汰掉所有先前存在的其他人类种属。然而，在公认的、残缺不全的历史记录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对于产生现代认知能力的另一种解释却是有根据的。

对于人类非凡的认知能力，我们也许应该从文化上而不是人体结构变化上去寻找原因。如果具备现代人类所有潜能的人类大脑与现代人类的颅骨结构都是在距今10万至15万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同时形成的，那么它作为一个“新生事物”(exaptation)甚至作为一种神经官能团就以这种老方式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需要与“智人”的产生和扩张直接相关的证据，但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相当少。不过，我们的确相信，我们人类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发源的，发源地可能是在非洲，然后很快就遍布了以其发源地为中心的广泛区域。

进一步讲，如果在某一时间，比如6-7万年前．某个人类种属出现了文化革新，这种革新激发了人类大脑中一直存在的符号认知能力，我们就很容易解释人类通过简单的文化交流形式将这种符号行为迅速地传播开来。有人认为，新的行为表达形式会在人类的各个种属中迅速传播，而这些种属已经具备了接受这一形式的潜力；还有人认为，这种特殊能力的大范围传播是一些人类种属将另一些种属取而代之的结果。这两种观点比较起来，前者更具说服力(而且更令人振奋)，而后者无疑会涉及惨烈的屠杀！另一方面，人类种属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广泛的历史记载，这也是以符号为载体的人类行为迅速成功的最好解释，它也许有助于揭开新文明的诱因之谜。

认知与符号化

在谈到大脑或思维的“符号化程式”时，我们指的是将生命体验中的要素加以抽象并以各种思维符号取而代之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他物种也有意识，但就我们所知，这种意识只是对其生存环境的被动反映。这些物种大概把环境看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我们人类则将环境看作一个可以分成庞大数量的各种要素并分别命名的“地点”。通过对环境要素进行分离，人类可以在大脑中不断地重新创造世界或将世界分成各个部分。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具有生成和使用反映我们所处的或想象的世界各个构成要素的思维符号的能力。其他物种的成员经常表现出很高程度的直觉理性，它们以复杂的方式对环境刺激作出反应。不过，只有人类才能够随心所欲地组合和重组各种思维符号，并提出诸如“如果……将会怎么样？”这样的问题。与其他技能相比较，正是这种思维符号化的能力奠定了人类引以为豪的创造性的基础。

当然，直觉理性仍然是我们思维过程的一个摹本组成部分，我们所做的是将符号使用能力添加到了这一基本能力当中。比如，人类生来就注意到物体和概念之间的关系，这种能力与符号表达一样在基本的科学创造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最终只有两者的奇妙结台才能产生科技或艺术。当然，直觉理性本身也能使人类颇有作为，尼安德特人即是一个例证。尼安德特人留下了大量生活遗迹。而有关符号使用能力的线索却微乎其微，这说明符号在他们的生活中并非一个普遍重要的因素。尽管他们在符号使用方面几无进展，但就我们所知，尼安德特人对自然世界的把握超过了他们之前的所有人类。合理地说，尼安德特人可视作当时最复杂的(在许多方面也是令人尊崇的)生活方式的代表者，这一成就被证明单凭直觉方式是可能达到的。

这里就自然而然要提出一个有关尼安德特人的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他们会说话吗？许多人尤其是那些目睹过尼安德特人凭借高超技艺制作的美妙石器的人们，都很难相信尼安德特人不会说话。如果不是通过语言，这些非凡的技艺是如何一代代传下去的呢？不久前，一个日本的研究小组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他们将一群大学生分成两组，对其中一组学生，通过语言讲解和操作演示告诉他们如何制作一种典型的尼安德特人石器。而对另一组学生，只对他们进行演示而不进行讲解。这一试验揭示了一个有趣的情况：对于如何制作石器一些学生总是笨手笨脚。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在获取制作石器技能的速度和运用这些技能的熟练程度这两方面，两个小组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显而易见，即使没有语言，而仅仅通过操作演示也能够将非常先进的石器制作技术传授下去。

尽管这次试验的对象是现代人而不是尼安德特人，但它再次有力地证明，那种认为我们现代人的行为方式是世界上唯一可行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尼安德特人不存在声音交流方式。毕竟，这类交流在所有哺乳动物中是普遍存在的。从某种普遍意义上讲，尼安德特人无疑是能够说话的，只是可以肯定他们不会拥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语言。

语言与人类认知能力的形成

若问人类思维中哪一方面与符号的使用关系最为密切，那么答案肯定是语言的使用。语言实质上是最重要的思维符号，如果没有语言，我们就不可能有思想，因为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基本单位。语言是一种媒介，通过它，我们不仅可以相互交流思想，而且作为无与伦比的社会动物，我们还可以相互影响彼此的思想。如果要寻求一种开辟了符号认知之路的文明因素，语言的发明无疑是首选。事实上，语言可能是目前唯一为人们所认同和称道的因素。语言是如何产生的？在此我们不得不重提“新生事物”(exaptatlon)这个概念，因为语言是一种独特的禀赋，它似乎并非脱胎于类猿人的亚语言”，至少可以肯定不是直接来自于这种“亚语言。而且，有人认为，掌握语言的能力似乎普遍深植于人类的心灵中，每一个健康的人类大脑肯定都具备这种能力。

确定无疑的是，在每一代人中，语言具有稳定性和相当程度的可重复性。每个孩子都把学习母语当作成长过程中的一件平常事。换句话说，人类的大脑中存在一种。语言本能。但我们需要解释的是，这种天生的本能是如何获得的，以及这种本能为何这么快就发挥出史无前例的作用。

正如我们所说的，自然选择并不是一种创造力，它本身不产生任何新事物，只能对已经存在的事物产生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这使我们的研究变得更容易，因为在符号思维的产生过程中，并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缓慢过程。相反，在漫长而我们知之甚少的那段时期，人类大脑在经过无迹可循的增大和复杂化之后，出现了新的属性，走上了人类获得语言之路。这一变异取决于各种先期因素偶然结合产生无法预料结果的层创进化。层创进化的一个典型实例是水——我们根本无法从其组成物氢和氧来预先料定水的性质，但“新生事物”确实产生了。层创进化与新生事物(exaptation)一道，在进化过程中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机制，是推动变革走向新道路的原动力。

具体到语言潜能方面，因为今天所有的人都天生具有这种潜能，我们不得不假定在最初的时候人类的一些种属发生了神经上的变化。从遗传角度看，这种变化也许微不足道，与典型意义的适者生存不相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大脑通过大量相仿的神经元生成神经网络，因此，所谓神经方面的变化更多地取决于后天的生长而非先天的遗传。无论哪一种情况，在化石中似乎都找不到任何印记，却最终对克鲁马努人及其后继者的考古学遗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拱门的拱心石虽是建筑结构中的一个细部，却对整体的完整性不可或缺一样，这一神经上的变化(详情我们已无从知晓)是产生语言和符号思维道路上一个关键的生理因素。语言和符号思维来自于大脑的神经系统，却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神经系统的变化发生后，它所包含的潜能开始可能处于休眠状态，无利无害，直到某一特定人群的文明刺激将这种潜能释放出来。尽管难以证实，但几乎可以肯定是这种刺激导致了语言的产生。今天每个人都使用语言，这表明它是一项极其强势的能力。语言及其相关的符号行为方式一经产生，便在全世界人类聚居的地方迅速传播开来，对这种说法恐怕很难提出质疑。

以上即是语言从起源中心向外传播的过程。这一决定性的新生事物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的专业知识尚不足以对此作出回答。由于语言的文明基础地位，对此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我认为最合理的一种是，语言的最初形态不是由成人而是由儿童创造出来的。事实上，大脑并非橡皮球那样的静态结构，而是一个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对自身进行重组的动态结构(而且一生都在接受外界的刺激)。因此，现代语言的原始雏形是由孩子们在游戏中产生的，这一说法并非不可信。这种语言雏形将文字和声音结合在一起来表意。很难想象这种语言雏形一旦出现，整个社会会一直顽固地拒绝它们。在日本的一座岛上，研究人员用香甜的马铃薯喂养生活在海滩上的猕猴。这些马铃薯的表面有一层沙子，猕猴幼仔们很快便开始在海水里洗掉这些马铃薯上面的沙子，而成年猕猴过了好一阵子之后才这样做——先是雌猕猴，最后才是占统治地位的雄猕猴。毫无疑问，那些年长的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雄猕猴总是不屑于做这种事儿，它们宁愿过有沙子但熟悉的生活。但好主意终究是好主意——很难相信，将文字与物体和思想联系起来的语言一旦形成，它不会在整个社会中迅速传播开来。

从没有语言的生活方式到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有语言的生活方式，在认知和实践上是一个巨大飞跃。尽管文字与物体之间的关联一旦建立，句法的形成就不可避免，但看来句法的成形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较晚近的问题。从原始的含糊发音到我们今天的清晰话语，显然经历了多个阶段。这从婴儿学习语言的过程可以反映出来：刚开始是单个的词汇(学得非常快)，接着是词汇排列，大约两岁以后，才开始造句。语言产生之后，在越来越广泛地为人类所接受的同时，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日趋复杂多样。但是，今天的各种语言具有独立于文化背景的共同结构，无疑说明了这么一个事实，即在语言出现之前的很早期，它的种子就埋在人类的心中了。

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解释——大脑要能告诉声道该做什么，同样地，声道也要能对大脑的指令作出适当的反应，而原始人的声道却不这么容易听使唤。虽然某些鸟类能够模仿人类说话，但事实上成年人类是包括类人猿在内的所有生物中唯一具备清晰地讲话所必须的生理结构的种群，而且这种能力的获得是付出了代价的。人类声道的主要结构包括：喉，位于颈部，内有声带咽，位于喉的上部，与口腔和鼻腔相通；舌，及其附属器官。基本的声音产生于声带，接着这些声音在咽部及上面的气道处经过进一步的调谐。包括类人猿和人类新生儿的典型哺乳动物，喉在颈部的位置很高，这样导致咽部很短，从而限制了对声音的调谐。相比之下，成年人的喉部在颈部的位置要低，使咽部变长，这样就提高了声音调谐能力。我上面所提到的代价就是：人类的这种生理结构能够发出各种声音，却不能同时呼吸和吞咽——那样会有窒息而死的危险。

这就提示我们，在人类声道的形成过程中一定存在某种强大的挤压力量，因为声道的顶部也是颅骨的基部。从保留下来的原始人类化石中的咽喉部位，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人类声道的一般情况。低喉-高咽的结合也表现在头颅基骨的屈曲上。我们从将近200万前的ergaster智人的颅骨屈曲中发现了一些证据，埃塞俄比亚的beifelbergensis智人的一块颅骨表明它在60万年前就几乎达到了现代人的程度。因此，尽管我们没有独立的证据表明我们的祖先在五六十万年前就会使用语言或会讲话，但那时人类就已经具有了能够发出清晰讲话声音的声道。

显然，尽管成年人类的声道可能为声音交流这种“前语言”带来某种优势，但它们最初并不是为了现代语言的产生而形成的。那么，它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形成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再次回到新生事物这一概念上来。颅底屈曲尽管有自己的缺陷，但它还是形成了，而且在被用于语言前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也许在这段时期，颅底屈曲确实在更古老的语言形式(我们已经很难描述这些形式)产生过程中表现出某些优势。也许在呼吸方面，颅底屈曲带来了某些便利。然而这个问题在灭绝的原始人类中已经很难找到答案。无论具体情况如何，我们的结论是：语言及其解剖学上的相关结构的形成并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管这些变化在事后看来是多么地有用。

目前，如果不引入“潜伏的新生事物”过程，我们就无法提出任何哪怕是稍微有点说服力的设想，来说明像我们这样的非凡生物在起源时发生了什么事。显然，我们现代人类并不只是最近这一千年精心发展的结果，而是有着长得多的充满机会和风险的历史。大自然从未“钦定”让人类在生物界占据统治地位，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处于这种地位。我们人类是出色地穿越于大自然中的幸运游客，当然，未来我们仍将卓越不凡，并且道路更加平坦。

【范淑霞／译 亚斌／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