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生育率下降浅析
Bryant Robey,Shea O.Rutstein,Leo Morris
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子女数量日益减少,其原因为减缓人口增长势头提供了正确答案。
第三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人口再生产领域的革命。在整个第三世界,文化状况、政治状况、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差异极大的各国妇女,都在开始企盼少生育孩子。从本世纪60年代中期至今,第三世界的人口生育率已下降了1/3,在此之前,这些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6个孩子,而如今已减少到了4
个。
在上一个世纪,许多工业化国家在人口状况上,都曾经历过一场典型的过渡性变化一人口生育率普遍下降。这种变化耗时数十年之久,并且都是发生在经济增长导致医疗保健和教育状况显著改善的前提下,例如,美国和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和众多观察家的预料相反,第三世界国家在人口状况变化上,并没有显现和工业化国家相同的模式。
最近的证据表明,与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变化模式不同的是,即使是在生存环境尚未得到显著改善的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生育率也已有所下降,并且下降的速度还很迅猛。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生育率的迅猛下降,看来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节制生育计划的影响范围日益扩大,二是避孕新
技术的推广采用,三是大众传播媒介的教育作用。
对于人类将来如何采取措施减缓人口增长势头,上述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虽说第三世界的人口生育率已显著下降,但世界人口至今仍在迅速增长,据预计,到2050年时,世界人口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达100亿之多。而据估计,世界人口的这一巨大增长,97%将发生在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现有人口中,1/3以上年龄在15岁以下,也就是说,这部分人现在才刚刚进入育龄期。
通过分析近期人口统计结果和节制生育状况调查结果,我们得以找出导致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生育率显著下降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并且弄清了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生育率下降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人口状况过渡性变化的相异之处。利用这种通过深入分析得出的结果,我们就能确定,怎样才能卓有成效地促进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再生产领域这场既出乎意料,又值得欢迎的革命。
关于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生育率的最新数据,全都出自过去8年间所进行的44项调查,所涉及的妇女超过30万人。这些调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人口统计与卫生状况调查”,是由宏大国际公司(Macro International,Inc.)进行的;一是“节制生育调查”,是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负责协调的。这两种类型的调查主要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所收集的数据均具有全国范围的代表性和可比性,所涉及的地区包括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18个国家、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的16个国家、近东与北非地区的6个国家,以及亚洲地区的4个国家。此外,与上述两个机构无关的全国性调查还提供了另外6个亚洲国家的一些数据,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和孟加拉国。
上述调查实际上是始于20年前的一项国际性调查计划——“1972世界人口生育率调查”——的延续,在该计划实藏以前,从未有人全面收集过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生育率和节制生育状况的可比性数据,而如今已有30多个国家通过“世界人口生育率调查”(止于1984年)和目前的新—轮调查(始于1985年)收集了这两方面的数据。利用这些数据,人口统计学家便能描绘出这些国家过去20年间人口生育率和节制生育两方面的发展趋势。同时,上述调查计划堪称有史以来人类在社会科学领域实施的最全面的研究计划之一。
这些通过大规模调査得来的数据,能向人们提供宝贵的信息,使人们能够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在生育问题上的态度和行为。在上述调査计划所涉及的每一个国家,调査人员都随机抽选了一部分育龄妇女,并向她们询问过200个以上的问题,以此了解她们的生育史、生育态度、生育选择、避孕知识,以及避孕手段的采用情况等等。调査人员甚至还问过这些妇女一些敏感的问题,例如她们的房事次数之类。此外,调査人员还收集了有关年龄、婚姻地位、教育状况和家庭财产(如收音机和电视机之类)等方面的数据,这祥做既是为了衡量她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也是为了察觉技术手段可能对人口生育率产生的影响以及避孕手段的采用情况。
为了比较各个国家、各个妇女组群以及各个时期的人口生育率水平高低,人口统计学家推算出了称为合计生育率的一种数据,这种数据的推算依据,是年龄在15岁至44岁之间的育龄妇女所提供的关于自身生育眙数的资料。他们先将这些妇女按5岁1组划分成若干个年龄组,然后算出每年各个年龄组的平均生育胎数,再将所得结果相加,最后得出的便是合计生育率。合计生育率所代表的,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妇女在打算依照目前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生育率这一情况下,在其整个育龄期内生育的子女数量。
上述推算结果表明,从本世纪70年代起,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生育率已经有了非常显著的下降。例如,泰国的人口生育率在12年内骤然下降了50%之多,从1975年的每位妇女4.6个孩子减少到1987年的每位妇女2.3个孩子。而哥伦比亚的人口生育率则从1976年的每位妇女生4.7个孩子降到了1990年的2.8个孩子。1971年至1991年期间,印度尼西亚的人口生育率下降了46%;1980年至1992年期间,摩洛哥的人口生育率减少了31%;而土耳其
的人口生育率则在1978年至1988年这一期间,降低了21%。在接受调査的8个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与20年前相比,如今每位妇女在整个育龄期中生育的子女,平均起来竟要少1个之多。
当然.导致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生育率剧减的原因很多,其中既有直接的因素,也有间接的因素。本世纪50年代,人口统计学家Kingsley Davis和Judith Blake阐述了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的四种主要因素,后来,美国纽约市人口委员会的John Bongaarts也作过同样的阐述。这四种主要因素中,一是有效避孕手段的采用与否,二是妇女的初婚年龄,三是妇女生育后(由于哺乳或节制房事)没能再次怀孕的时间长短,最后是是否进行人工流产。令人遗憾的是,人们至今还很不了解人工流产在第三世界国家所起的作用。众所周知,人工流产能够对降低人口生育率起到显著的作用,然而在调查过程
中,研究人员却很难从妇女口中收集到有关人工流产的确切数据,尤其是在人工流产属于违法行为的情况下。Bongaarts认为,教育、职业、财产、居所、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是影响人口生育率的间接因素。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是间接性的,所以它们对人口生育率的影响比较难以说清。
在所有对人口生育率起直接作用的因素中,人工避孕的效力最强。—个国家的合计生育率基本上决定于该国的人工避孕率。所谓人工避孕率,是指采用避孕手段的已婚育龄妇女所占百分比。事实上,所获得的调查数据表明,人口生育率的变化大约90%左右都可以从人工避孕率的差距上找到解释。一般说来,人工避孕率每上升15个百分点,每位妇女平均就要少生一个孩子。调查结果表明,在人工避孕率上升得最为显著的情况下,人口生育率下降得也最为显著。
除了中国,第三世界国家已婚育龄妇女目前的人工避孕率为38%,也就是说,总共大约有37500万已婚育龄妇女采取了避孕措施。而若是将中国包括进去,第三世界国家已婚育龄妇女的人工避孕率则达51%。与之相比,在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已婚夫妇的人工避孕率在70%以上。在日本和一些西欧国家,合计生育率正在接近或已经低于一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的人口更替水平,而若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合计生育率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
其人口最终就会停止增长。
在第三世界,由于新型避孕手段已得到普遍推广,育龄夫妇现已不大采用传统的避孕方法,如安全期避孕法和体外排精法之类。在接受调查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只有布隆迪、喀麦隆、加纳和多哥等四个非洲国家至今仍然主要采用传统避孕法。在这四个国家,只有极少的人采用新型避孕手段,其人口生育率至今仍然保持在高水平。在玻利维亚这个拉丁美洲国家,17%的已婚妇女仍在依靠安全期避孕法,这一比率高于采用新型避孕手段者所占的比率。
如今,在第三世界,采用人工避孕的已婚妇女中,80%的人都在利用新近创造的避孕方法。据调查,目前采用得最多的人工避孕法,是在妇女自愿的条件下施行的绝育手术。在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绝育手术已得到普遍采用。在接受调查的16个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中,有9个国家主要利用绝育手术避孕。在印度,在妇女自愿基础上施行的绝育手术同样也是应用率最高的避孕手段。在中国,应用率最高的避孕方法,是在子宫内安放避孕环(简称IUD),而妇女自愿绝育术的应用率则与之很接近。在拉丁美洲,许多妇女都选择绝育术作避孕手段,因为她们婚后很快就生够了所要数量的孩子。这一地区的夫妇平均生育3到4个孩子,并且一般说来,两胎之间的间隔不远。绝育术在非洲和中东地区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应用率不高。
尽管艾滋病也是一种流行性性传播疾病,但在接受调查的第三世界国家,却只有约占4%的已婚育龄夫妇用避孕套来节制生育。虽然关于避孕套应用情况的现有数据还很有限,但根据目前情况来看,为了防止染上艾滋病,避孕套应用率正在上升,尤其是在未婚者中间。准备在将来进行的一些调查,打算收集艾滋病对节制生育、人口生育率以及人口死亡率等方面的影响一类新的数据。
据认为,避孕手段的提供对人口生育率的直接影响最大,最近的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一观点。此外,这方面的数据还证实了早期的结论:与几乎或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相比,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采取某种避孕措施的可能性较大。调查结果表明,与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妇女相比,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妇女采取避孕措施的可能性较大。与农村地区的妇女相比,城市地区的妇女往往知识较多,接触了解现代社会的态度,其中包括想少生孩子的态度,机会也要多些。与农村地区相比,城市地区生养孩子的费用也比较高,住房比较拥挤,并且城市的夫妇不象农村人那样,需要靠孩子作劳动力。或许最重要的是,城市地区比农村地区更容易采取避孕措施和获得避孕用品。
然而,调查结果也表明,受过教育或住在城市并不是采取避孕措施的先决条件。在一些接受调查的第三世界国家,避孕手段已较为普及,并且人们普遍具有少生孩子的愿望,而农村地区和受教育较少的妇女的生育率也已显著降低。本世纪80年代期间,哥伦比亚人口生育率下降的首要原因,就是受教育较少的妇女采取避孕措施的越来越多。印度尼西亚政府努力使节制生育计划扩及每一对夫妇,其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口生育率下降得比其它许多第三
世界国家更为均衡。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所有受过教育的组群的人工避孕率都有所上升,并且不同文化程度的组群在人工避孕率上存在的差距也已缩小。
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三个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生育率上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发展趋势。这三个国家的人口生育率数据公布之前,许多专家都认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在不久的将来参加人口再生产革命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一地区的传统观念和家族观念都鼓励人们多生孩子[参见本刊1990年9期John C.Caldwell和Pat Caldwell合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高生育率”一文]。然而,事实上,从70年代起,博茨瓦纳的人口生育率下降了26%,肯尼亚的人口生育率减少了35%,而津巴布韦的人口生育率则降低了18%。在对避孕手段的需求和提供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这三个国家不同于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
尽管存在着上述两个方面的差别,但博茨瓦纳、肯尼亚和津巴布韦三国堪称该地区人口再生产革命的先锋,而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例如,肯尼亚的文化传统就鼓励人们多生孩子,因而这个国家早期所作的鼓励人们节制生育的努力,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然而,随着人口的迅猛增长开始使得农耕用地受到的压力日益加重,城市规模持续膨胀,多要孩子的呼声日益减弱,而良好的教育和妇女地位的提高也使人们对孩子数量有了新的观念。与此同时,肯尼亚政府和各个捐助组织的强力投入,也使得这个国家得以满足对避孕手段的大部分需求。结果,1984年至1989年期间,肯尼亚的人工避孕率上升了59%之多,而人们要求生育的孩子数量却减少了24%,人口生育率则下降了16%。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其它地方,人们的传统观念和妇女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是在那些人们绝少采用避孕措施的国家,受过教育的妇女也认为,多生孩子并不能带给她们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所生孩子的多与少也不是由命运决定的。该地区妇女完婚的年龄也在趋大:尽管一般说来,撒哈拉以南地区妇女完婚的年龄小于其它地区,但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该地区接受调查的每个国家妇女初婚的年龄实际上均已变大。虽然许多非洲国家的文化模式至今仍然和亚洲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国家迥然不同,并且这一地区至今仍然广泛实行一夫多妻制,但其文化模式同样也在发生变化。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人们也越来越愿意采取人工避孕措施。尤值一提的是,受过教育的妇女和城市妇女正在开始采取避孕措旋。在尼日尔的城市地区,有16%的妇女在寻求避孕措施,与之相比,在该国农村地区的妇女中,寻求这类措施的则仅占3%。在尼日利亚这个全非洲人口最为稠密、人口总数在9千万以上的大国,全国范围的调查结果表明,该国的人工避孕率已经从1990年的6%,上升到1992年的11%以上。
尽管据调查人员反映,大多数非洲妇女都说想多生孩子,但她们时常表示,自己对扩大两胎之间的间隔有兴趣。在接受调查的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国家,有1/4到1/3的妇女希望两胎之间至少间隔两年。这种愿望表明,若是非洲各国的政府作出更大努力来推广和提供行之有效的避孕手段,就会有更多的妇女采取人工避孕措施。
除了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第三世界的其它地方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接受调查的22个国家中,有16个国家至少有一半的妇女说,她们不想多要孩子。几乎是每一个地方,持这种态度的已婚妇女数量都在增加。事实业已证明,这方面的数据对于预测短期内人口生育率走势是一个可靠的标志。1991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Charles westoff根据调查数据预测,到1996年时,拉丁美洲的人口生育率将再下降13%,而非洲的人口生育率则将再降低10%。
调查结果表明,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模式和原因,截然不同于几代人以前发生在工业化国家的人口生育率变化。为了解释整个欧洲地区在历经工业革命之后,在大约—个世纪的时间内,所发生的人口生育率大降现象,社会科学家曾经提出过所谓的“人口过渡性变化”一说。这种理论认为,随着欧洲地区居住条件的改善和医疗事业的发展,19世纪初期,这一地区的人口死亡率有所下降。结果,欧洲的人口迅猛增长,促使大量的人移居海外,最终使得这一地区的人口生育率在20世纪初期大幅度下降,从而减缓了该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
“人口过渡性变化说”切实反映了欧洲地区人口状况变迁的这一模式。这一学说认为,人类社会在人口状况上最初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人口生育率和人口死亡率两者皆高,因而人口不会增长。这一阶段过去之后,会紧接着出现一个作为现代化发端的过渡性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人口死亡率持续下降,而人口生育率却几乎一直保持在高水平。这一阶段是人类历史上人口迅猛增长的阶段,只是在其后期人口生育率才有所降低。在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人口持续稳定地增长,而人口死亡率和人口生育率则都保持在低水平,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进入这一阶段。
从发生时间和社会状况这两个方面来看,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生育率近来的下降模式,都和人口过渡性变化说不大吻合。与欧洲地区在人口过渡性变化阶段所发生的情况相比,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生育率下降得要迅猛得多。即使是在那些相对说来当时仍与“发达”二字无缘的第三世界穷国,新风俗新观念也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并且越来越多的夫妇在采取措施少生孩子。事实上,正当本世纪80年代期间,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处于停滞或衰退状态之时,她们的人口生育率却下降了。
1974年,世界人口大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这次会议最先提出了“经济发达是最有效的避孕因素”这一说法。这种观点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生育率只有在经济状况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才会降低。然而,上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状况调查结果否定了这一说法。在这一点上,孟加拉国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她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并且是个传统色彩极其浓重的农业国。这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至今仍然保持在高水平,妇女的社
会地位很低,并且绝大多数家庭都要靠子女来获得经济保障。然而,1970年至1991年期间,孟加拉国的人口生育率却下降了21%之多,从每位妇女平均生育7个孩子,降到了5.5个孩子。在这期间,该国已婚育龄妇女的人工避孕率,从3%上升到了40%。
第三世界国家在人口口生育率下降模式上同欧洲地区存在的差别,可以从两者之间在避孕举措上存在的差别找到最为恰当的解释。欧洲地区在人口状况处于过渡性变化期间,现代避孕手段尚未问世,而节育观念也没有迅速为人们所接受。那些大声疾呼要求采取避孕措施的先驱,时常受到人们的严厉指责。例如,1916年,节育运动的先驱玛格丽特·桑格就曾因为在布鲁克林开办了一次避孕知识临床讲座而横遭拘捕,罪名是“淫言惑众”。由于当时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很低,并且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还很有限,所以避孕知识的传播非常缓慢。
与早先历经了人口生育率大降的欧洲社会相比,具有有效避孕手段的现代第三世界国家,无疑占据着一大优势。在现代的有效避孕手段出现之前,大多数欧洲人为了节制生育,都是采用的安全期避孕法、体外排精法以及人工流产法。在好几个欧洲国家(多属于东欧地区),育龄夫妇至今仍在依靠这类避孕手段,原因只是现代新型避孕手段供不应求。
随着诸如口服避孕药、宫内避孕环、肌注避孕药和人工绝育术之类避孕手段的相继问世,各国政府和捐助组织已经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创立了一些节育计划,并向公众提供了避孕手段。目前,这类举措已经找到了应用对象,并且已经消除和减少了许许多多医疗保健和节育普及方面的经济障碍。
无论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公众之间的广泛交流和大众传媒的普遍影响,都已经加快了节育新观念的传播和扩散。与前辈人不同的是,如今,黎民百姓都可以通过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直接而又迅速地接触到外部世界。据对加纳和肯尼亚两国调查结果的分析,对于两国妇女的节育抉择,大众传媒的宣传攻势确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根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Westoff和人口统计学家German Rodriguez的研究结果,与其他妇女相比,经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育知识节目的肯尼亚妇女,想少生孩子和采取避孕措施的较多。尼日利亚、冈比亚和津巴布韦三个国家的类似调查结果表明,这几个国家也有这样一种倾向。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卫生学与公共卫生研究所的Phyllls T.Piotrow及其同事发现,尼日利亚所推出的3个含有节
育知识的大众娱乐节目,竟使上节育诊所的人增加了1倍以上,在一座城市甚至增加了3倍之多。目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在采用这类宣传手段,以逐步提高本国的人工避孕率。
如今,在第三世界国家,现代避孕手段的日益普及和宣传推广,已经使得育龄夫妇能够比一、二十年前更为有效地节制生育,正是这些有利条件带来了过去20年里人口生育率迅猛下降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人们曾经世世代代长久坚持着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导致这种观念发生根本改变的火花,并非产生于国家的现代化,而是来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急剧收缩。正是由于经济的剧烈收缩,许多家庭才第一次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了。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育龄夫妇纷纷决定少生孩子,或者推迟下一胎的生育。根据目前情况来看,这种趋势不大可能改变。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肯尼亚以及其它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避孕手段的普遍采用和新观念的宣传扩散,才使得本国的人口生育率迅猛下降。因此,与其说这种人口生育率剧减现象代表着人口状况的过渡性变化,倒不如说它反映了人口再生产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更为恰当。
根据上述调查数据,我们认为,尽管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所创造的条件能够促使人们少生孩子,但就节育效果而论,人工避孕措施才是最有效的。人口委员会的W.Parker Mauldin和John Ross的研究结果表明,撇开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所起的作用不谈,节育计划对于1975年至1990年期间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生育率的明显下降,也起了一种重要的作用。而据本文笔者之一(Rutstein)证明,对于一个国家人工避孕率和人口生育率的变化,节育计划所起的作用,毫不亚于经济发展。
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越来越强调,新的生育观念和价值观念的传播扩散对降低人口生育率起着巨大的作用。按照美国伦敦卫生学与热带医学研究所(the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的John Cleland和伦敦经济学研究所(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Christopher Wilson两人的说法,这种“观念的改变”可以解释,为什么泰国的人口生育率会在70年代和80年代间,下降50%之多。绝大多数泰国人拥有一种共同的文化,其一大特点是容易被新事物、新观念所改变,并且该国的众多农村地区都和该国的国民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移风易俗的节育新观念逐
渐传播到城市外的地方,随着越来越多接受教育、就业受聘和获取商品的机会出现在城镇郊外,泰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也纷纷产生了节制生育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泰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高效得力的节育计划,不失时机地助长和满足了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
尽管现在第三世界各国的人口生育率或多或少都已有所下降,但整个第三世界的人工避孕率何时能够普遍达到所有发达国家和少数第三世界国家业已达到的水平,这一点至今尚不清楚。虽然平均而论如今的育龄夫妇所生孩子比之以前的夫妇要少,但育龄妇女的数量至今仍在持续增加。在一些人口最为稠密的第三世界国家,譬如印度,人口生育率至今仍然远远高于人口更替水平。而整个世界的人口也还在迅速增长。要使世界人口生育率下降到足以明显减低人口增长率的水平,就必须有更多的人采取有效的人工避孕措施。
人口生育率今后的下降速度保持在什么样的水平,看来取决于相互关联的三大因素,首先是社会发展的速度,其次是人们接受少生孩子的新规定和人工避孕的措施的快慢,最后一点或许也是最要紧的一点,要看政府公开推行的节育计划和私下提供的避孕手段能否切实满足人工避孕方面的需求。目前,对避孕措施的需求还远远未能得到满足。在上述接受调查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有20%到30%的已婚妇女,—方面希望自己不再怀孕,另一方面却没有采取任何人工避孕措施。据报道,这类妇女对避孕措施有某种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
虽然人口统计学家们对调查结果的看法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为,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存在着大量尚未得到满足的避孕需求。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人口数据调研计划(the Johns Hopkins Population Information Program)的Richard Blackburn所提供的结果,在调查过程中,有1.2亿以上的已婚育龄妇女反映,尽管她们不想怀孕,但却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上述数据是研究人员根据来自50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调查结果,按照所有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各自的人口数量,一一加权推算出来的。根据这一推算结果,在整个第三世界(不包括中国),在每5个育龄妇女中,就有1个以上的妇女有避孕需求没得到满足。(研究人员认为,在中国,由于政府切实有力地推行一对夫妇生育—个孩子的政策和避孕手段的广泛普及,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种妇女愿意避孕,却又未采取任何人工措施而没有得到满足的避孕需求。)
据调查,在除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外的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不包括海地和巴基斯坦),绝大多数已婚育龄妇女都已在实行或者希望实行节制生育。在亚洲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各个第三世界国家(也不包括海地和巴基斯坦),绝大多数已婚育龄夫妇的避孕需求已在得到满足。然而,在接受调查的14个非洲国家,却有一半以上已婚育龄妇女的避孕需求尚未得到满足。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国家,已婚育龄夫妇的避孕需求得到满足的尚不足1/3,而利比里亚、马里和乌干达三国已婚育龄妇女避孕需求得到满足的,则还不到1/5。尚未得到满足的避孕需求数农村地区数量最大,在这些地方,避孕措施基本上还未成为育龄夫妇可以利用的避孕手段。上述这类调查数据显而易见地证明,避孕手段的推广普及,至今仍然远远没有达到人们所希望的理想而又完满的水平。
若是第三世界国家所有育龄夫妇的避孕需求都能得到满足,那么,这些国家的人工避孕率就会从51%上升到60%以上。据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Steven Sinding估算,若是这些国家的人工避孕率真能上升到60%这一水平,她们的人口生育率就会从目前的每位妇女平均生育4个孩子,下降到平均生育3个左右。据笔者估计,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生育率确实下降了这样大的比例,那么,整个第三世界(不包括中国)的人口年增长率,就会从目前的2.3%,下降到1.6%。若是第三世界的人口年增长率今后确实能保持在1.6%的水平,那么,到2025年时,第三世界的人口就只会增加到51亿;而如果第三世界的人口年增长率今后仍保持在2.3%的水平,那么,第三世界的人口到2025年时,就会增加到65亿之多!
如前所述,根据推算,在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中,至今还有1.2亿以上的已婚育龄妇女虽说不想怀孕,却因得之无门而没有采取任何人工避孕措施,而据估计,要想通过节育计划使所有这些妇女的避孕需求得到满足,每年就得花费24亿美元。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提供的资料,目前整个第三世界每年花在节制生育上的费用总共为45亿美元,其中既包括育龄夫妇和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所支出的费用,也包括由各个捐助组织提供的经费。1992年,在美国用于援助其它国家发展的经费总额中,用在人口事务援助上的3.25亿美元,已占了近5%。
即使在未来的若干年时间里,实行节制生育的已婚育龄妇女的比率不再增加,到2000年时,需要采取人工避孕措施的育龄夫妇的数量,也会比现在已实行节育的育龄夫妇的数量要多出1亿之多,这只是因为过去的人口生育率实在太高,以致于育龄妇女的数量一直在速增猛升。随着移风易俗少生孩子的节育新观念继续不断地传播和扩散,对人工避孕手段的需求还会进—步地增长,而用于提供这类手段的费用,也会继续不断地增加。
正如上述第三世界国家人口调查数据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些国家,无论是避孕比率,还是避孕需求,都已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从调查结果来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并且正在发生翻天覆地震惊世界的巨大变化,然而,若是各国政府的节育计划和所需费用不能充分适应和满足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需求,那将是人类的一大悲剧。要想充分满足这种需求,所有发达国家都必须从理智的态度出发,在科学技术和经费开支上,给予巨大的投入。若不如此,人口再生产领域的这场大革命,就有可能陷入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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