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今天，随着犯罪率重新向上攀升，看来有必要重新分析一下关系到19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相关证据，以及为解释这一现象所提出的各种理论。这样的分析，可以帮助社会更深刻地理解全美犯罪统计数据发生变化的潜在原因，甚或可用于预防未来严重刑事犯罪率的升高。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对几个主要理论的相对价值进行评价，并为预防犯罪的下次攀升提出某些政策和试验上的建议。

背景A：犯罪率全面下降

对现有数据的更切实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评价不同的理论。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将报告给当地警察局的严重暴力和财产犯罪案件进行汇编和确认，然后将这些记录转换为犯罪平均率，即平均每10万人中的受害者数字。在FBI通过其统一犯罪报告程序UCR追踪的犯罪类别中，凶杀案统计数字是最可靠的，因为几乎所有的这类案件都能为警方所掌握。从1982年到2001年的犯罪水平曲线图[见下页图文]显示，1991年全美凶杀犯罪率达到了每10万人中9。8人的最髙峰值，到2000年则下降到5.5人，下降了44%。在凶杀犯罪率大幅回落的同时，FBI犯罪记录中的其他主要犯罪也呈同步下降趋势。1991-2000年，人室盗窃（非法进人建筑物从事严重犯罪或偷窃)的犯罪率下降了42%，抢劫（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夺取财物）下降了47%。

能够说明1990年代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下降的证据不仅限于FBI报告中的犯罪记录，FBI的犯罪记录可能受到受害人是否愿意向警方报案的影响。美国另外一个主要的犯罪评估系统——每年进行犯罪受害者调查的全美犯罪受害者调查系统NCVS也注意到了入室盗窃和抢劫犯罪率的大幅下滑。该项调查包栝了那些没有报警的案件。凶杀受害人自然无法参与调查，但是由全美健康统计中心（NCHS)从死亡证明和验尸官的报告收集来的数据，与FBI认定的凶杀犯罪趋势相一致。

背景B：犯罪者情况分析

然而，这一趋势并非均衡变化。根据人口统计学的研究，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美国实际上经历了两次犯罪率的下滑：一次是未成年人和青年人（25岁以下）犯罪，另一次是成年人犯罪。尽管青少年犯罪率的下降吸引了更多的眼球，但成年人犯罪率也很快开始下降并且持续的时间更长。自从1980年以来，成年凶杀犯罪案件一直呈稳步下降趋势，相反，青少年凶杀案件直至1993年到1994年才开始下降，而在此之前经历了10年的戏剧性增长。未成年人和青年人的抢劫犯罪率呈现出相同的发展轨迹，从80年代中期开始急剧攀升，并持续到大约1994年，此后开始出现急剧下降。

所谓的青年暴力浪潮，无论是1980年代的逐步升级阶段，还是1990年代进入衰退时期，实际上都高度集中在青年黑人男性这一群体[见下页图文]。青年女性和白人犯罪率的变化大大低于公布的数字。在1984—1993年，未成年黑人男性（14-17岁）的凶杀犯罪率几乎增长了5倍，而青年黑人男性（18-24岁）则增长了2倍多，此后则均呈现迅速下滑趋势。同时，成年黑人男性中凶杀犯罪率下降了50%以上，而所有年龄的白人男性的凶杀犯罪率在过去20年中只表现出极小的变化。

由于西班牙血统的人群可以是任何一个种族，FBI的数据无法对西班牙血统和非西班牙血统的白人和黑人加以区分。然而，全美健康统计中心自1990年以来基于死亡原因的数据统计却可对凶杀受害者（非罪犯）进行这样的划分。这些数据粗略地描绘出西班牙血统青年男性具有相同的犯罪曲线，1990年代初期之前凶杀案件处于上升趋势，此后的10年呈现下降。但西班牙血统人群的犯罪率要比青年黑人男性低，而且其上升和此后的下降也远远低于青年黑人男性。

对犯罪数据的全美总量统计，掩盖了掀起于全美各地的青年暴力浪潮在时间和地区上的重要差异，而这是有关犯罪率下降的极有价值的线索。青年凶杀和抢劫犯罪率的升高，于1980年代初期开始于一些大城市，几年后蔓延到小城市，暴力犯罪也由此达到顶峰，此后的衰退最早也是从大城市开始的。

背景C:枪械问题

最后应当关注的一个因素是，在过去20年中，少数族裔青年拥有枪支数量的迅速增长。这可由使用枪支的暴力犯罪案件的增长反映出来。美国绝大多数凶杀案件和大部分抢劫案件都是使用枪支来实施的，而入室盗窃案则很少使用枪支，FBI的统计数据显示，几乎所有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的青年凶杀犯罪(这类犯罪中所携带的武器是最容易被记录在案的）增长都与枪支有关，通常是使用手枪。实际上，在青年暴力浪潮升级阶段，使用非枪支武器和未使用武器的凶杀案件是呈下降趋势的，并且在1993年后继续下降，此时涉枪凶杀案件也开始下降。

在开始于1980年代中期的凶杀犯罪升级中，虽然枪支起着显著的作用，但这不一定就意味着是枪支引发了青年暴力浪潮。枪支与凶杀犯罪下降之间的关系就更不明确了，因为1990年代，无论是涉枪还是非涉枪的凶杀案都减少了。实际上，两位暴力行为的研究人员——美国杜克大学的J. Cook和马里兰大学的H. Laub已经指出，导致青年暴力浪潮的“人口”因素在某些方面不同干缓解青年暴力浪潮的“出口”因素。无论涉枪还是非涉枪犯罪，下降都要比上升更迅速也更广泛。请记住这一点，稍后我们将对枪支在1990年代犯罪率下降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评价。

各项研究结果与争论

这些事实已经向我们提出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任何有关19卯年代犯罪率下降的可信解释都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青年暴力犯罪在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增长之后，紧接着就下降了？为什么青年暴力浪潮集中在少数族裔青年男性？为什么青年暴力犯罪的增长只限于涉枪犯罪，而下降却不是？为什么它首先开始并结束于大城市？特别是，为什么在过去20年中成年人暴力犯罪下降了？

没有一个理论能够解释所有这些事实，但是某些理论在解释犯罪率下降的很多问题上，仍比其他理论给出了更好的答案；而一些流行的解释明显是错误的。

人口统计学研究

少数几个关于犯罪率下降的解释可以完全被排除，因为它们假设的条件并不现实。这类理论中的一个是基于这样的前提，犯罪率将随着犯罪案件集中的年龄姐的人口数量改变而相应地上升或下降。参与凶杀和其他犯罪的未成年人和青年人的比例远远大于成年人，当这一年龄组的人减少时，并且在其他所有条件相同时，一些研究人员推测犯罪率也应当同歩下降。不幸的是，其他所有条件很少相同。影响犯罪率的其他条件往往变化得更迅速，同主要犯罪年龄组的人口数量这一因素相比，也更加难以预测。此外，14-24岁黑人男性这一最危险人群的相对数量，在青年暴力浪潮波峰的1993年至波谷的2000年期间几乎没有变化。事实上，在青年暴力浪潮的第一阶段，这部分人口的数量还是下降的。

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J. Do-nohue III和芝加哥大学的D. Levitt就犯罪率的下降问题提出了另一种饶有兴趣的说法，它不同于传统的人口统计学的解释。他们把19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一半归因于1970年代堕胎的合法化，这就导致了有更少的低收入妇女不想要孩子，因此也就防止了大约15-20年后那些贫穷孩子的犯罪。他们宣称，尽管这一分析不无道理，但这意味着青年凶杀倾向的减少应当比实际发生的时间更早。

法律的实施研究

从“社区管辖”策略的引人到对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的地毯式镇压，1990年代，美国很多城市都经历了这样治安整顿的改革，但是许多改革措施要到犯罪率开始下降后才会生效。事实上，地方上的证据支持有目标的“持枪巡逻”（涉枪案件在警察多的地区发生率很髙）和确保对持枪团伙成员实行从快惩处的效力。地方上的证据也支持通过电脑管理的责任制度，例如纽约的COM-STAT制度，要求警察署长对出现在辖区内的犯罪负责。但是，在没有采取这种制度的城市里也呈现了同等程度的犯罪率下降，因此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全国犯罪率的下降是否得益于治安政策的改变。

青少年、快克可卡因和枪支方面

研究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犯罪学家Alfred Blumstein提出了一个更合理的解释，他把犯罪率的下降这一现象与1990年代初期对快克可卡因(crack cocaine，—种经过高度化学提炼的纯可卡因）需求的萎缩联系起来，因此推测与毒品买卖相关的暴力事件相应减少。与其他的理论不同，这个理论与犯罪率下降和青年暴力浪潮在时间上都相吻合1980年代，廉价的快克可卡因的流行使非法毒品交易空前猖獗。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毒品贩子招募城市青年销售快克可卡因，并为他们配备枪支来防备小偷、习蛮的买家和竞争对手。持枪暴力引来相应的报复行为，这些持枪族也很快从附近的毒品交易市场流人周边的社区。

由于未知的原因，快克可卡因只风行了一代。随着最初吸食上瘾者上了年纪，他们要么停吸，要么死去。年青一代的毒品吸食者更喜欢大麻，没有取代他们成为快克可卡因的后继者。因此，快克可卡因的需求开始减少，如此1-2年之后，涉枪暴力犯罪率也开始下降，首先是在最早兴起快克可卡因的大城市，接着是在快克可卡因和青年暴力浪潮都到达较晚的小城市。

Blumstein有关快克可卡因和枪支扩散的解释，与19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大多数事实都相吻合。它解释了为什么青年暴力浪潮是由销售快克可卡因的少数族裔青年男性点燃，以及为什么非枪支暴力犯罪率未受影响（通常毒品贩子不用拳头、棍棒或刀子来解决争端)。调查显示，市中心的年青人，包括犯罪团伙的成员，获取枪支的目的确是主要出于保护自己。Blumstein的理论与调查的证据相一致。同时，它也同有关常见于快克可卡因市场的暴力事件，以及其交易与大麻交易相比更既乏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经济学方面的扩展研究

不幸的是，快克可卡因及枪支扩散的理论不能解释青年暴力犯罪下降的持续时间和波及广度的问题，它也没有解释财产犯罪下降和成年暴力犯罪长期下降的问题。另一个很具吸引力的解释是，由于1990年代经济空前繁荣，失业率骤降，因此成年人和青年人都有机会远离犯罪而转向更加安全的合法谋生手段。但是，财产犯罪和成年暴力犯罪在1980年代经济不景气时也呈下降趋势。失业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要比表面看上去的复杂得多。更多的就业和更高的薪水可能会让潜在的犯罪受害者成为更吸引人的目标，这就与失业率下降可以减少犯罪相矛盾。另一方面，失业的人大多数时间呆在家里，可以减少人室盗窃的犯罪数量。

此外，工作机会和收入的增加对犯罪发生率的影响，还要取决于获得非法收人的机会大小。尽管毒品交易是一份危险和不稳定的工作，但仍有成千上万的城市未成年人和青年人投身其中。当那些非法赚钱的机会消失时，合法就业才可能更吸引人，就像1990年代初期快克可卡因市场垮台时一样。这就意味着，当由于市场需求减少或法律制裁更有力，而使毒品市场在某一时间或某一地区枯竭时，合法工作机会的增加才会对犯罪率产生更明显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开发表的研究证实了这一推测。

有关监禁的扩展研究

如果成年犯罪的长期下降不能用改善的经济环境来解释的话，也许可以与过去20年里收监率的扩大联系起来。美国监禁的公民比例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美国监狱中人口的数量在1980-2000年间翻了4倍。难以想象这么多被监禁的人群不会对犯罪产生影响，但与经济因素不同，关押的后果是复杂的。增加监禁确实可以在短时期内减少犯罪。一项研究估计，1990年代犯罪率下降中的约四分之一要归功于收监率的迅速增加。然而，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大范围的监禁将会造成家庭破裂、失业率增加，以及耗尽那些犯罪和监禁最为严重的社区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犯罪率的上升。

大规模的监禁还可能间接地促进青年凶杀浪潮1980年代，随着对快克可卡因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成人毒品贩子被关进了监狱，于是毒品交易商将目光转向了年轻的毒品贩子。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劳动力短缺，而其他的因素都不变，那么在那些成年人因贩毒而被监禁增长最快的地区，应当也伴随着青年凶杀犯罪的急剧升温。这个说法值得进一步研究。

家庭暴力和枪支政策研究有关

成年人犯罪率下降的原因还有另外两种意见。第一种将家庭凶杀犯罪率的下降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热线，收容所、司法保护条例以及其他家庭暴力防治手段的发展联系起来^第二种是将成年人受害率的降低归结为“隐匿携带”法律的制订，该项法律允许成年人隐匿携带武器。马里兰大学的LauraDugan、卡耐基-梅隆大学的Daniel Nagin以及我本人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那些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其他服务增长越快的城市，家庭凶杀犯罪率也下降得越快。同时我们还发现，其他的家庭暴力措施，例如强制逮捕罪犯的政策，实际上可能在同等条件下会提高凶杀的可能性，推测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罪犯被法律的干涉所激怒，或是因为罪犯所受到的处罚不足以保护受害人不再遭受暴力的侵害。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经济学家R. Lott，Jr.提出，法律允许隐匿携带枪支会让有犯罪动机的人估计到潜在的受害人可能携带武器，从而减少暴力犯罪。他的研究显示，在控制影响犯罪的其他条件下，允许隐匿携带枪支地区的重罪犯罪率要比其他地方低。其他的学者采用同样的数据和方法，却没有得出于Lott相同的结论。至今，“枪支越多，犯罪越少”这种理论仍未得到证实。

很显然，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有关犯罪率下降的所有事实。最接近的一种解释是把青年暴力犯罪的上升与下降同相应的快克可卡因交易的变化联系起来。成人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的长期下降可能与收监率的爆炸性增长、家庭暴力政策和规程的采用，以及90年代的经济繁荣联系起来，但是大规模的监禁、强硬的拘留政策、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髙的收入既可能提髙也可能减少犯罪的发生。

结论

鉴于犯罪的复杂性，社会应当吸取哪些教训，来帮助预见甚至阻止犯罪行为再次升温？有3点指导方针看来是可取的。

区别形势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犯罪率的下降似乎来自于两个不同的犯罪趋势的汇合：一个是成年人，一个是青少年。不同的解释和政策适用于他们各自一方。成年人会被监禁在州或联邦监狱中，可以合法拥有枪支；会受到防治家庭暴力犯罪措施的直接影响。青少年被监禁的可能性更低；只有年满21岁，他们才能合法拥有一支手枪（或者年满18岁拥有一支长枪)；家庭暴力政策对儿童和青少年没有直接影响，但会通过其父母间接地影响到他们，并且这些政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可能在很多年的时间里都不会表现出来。

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参与到暴力犯罪浪潮中的青年人群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主要集中在城市黑人和西班牙血统的男性中。也有几名小镇和郊区的白人青年卷入数起被媒体高度曝光的校园枪击事件，但幸运的是，这类事件并不是很多，不影响青年涉枪凶杀案件整体下滑的趋势。为预防校园枪击事件或者减少已经相对较低的青年暴力犯罪所制定的相关政策和计划，可能与镇压城市青年中持枪一族的政策不同。一个明智的策略是依据不同的受害人和犯罪群体所处的不同环境，制定不同的犯罪控制政策。

注意政策的负面效果

给予成年贩毒者更为严厉的判决可能会促进这个犯罪行业，以及缩短替代他们的年轻贩毒者的生命。大量的监禁可以在短期内减少犯罪，但是却要付出大量的金钱和社会成本，同时可能还会让那些有大量罪犯被监禁和返回的贫穷社区长期陷人高犯罪率。一些家庭暴力政策可能引发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家庭暴力。

这并不是说社会应当关闭监狱或者停止逮捕，而是应当警惕由于大规模的社会干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意外的事情，政策制定者必须了解主客观效果之间的平衡，如果政策正在带来危害而不是利益，那么就应该改变政策。这个教训应当首先应用于判决政策，例如“3次出局”和强制性最低判决法案，已经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收监率最高的国家。

犯罪控制政策的试验

通常标准的程序是首先实施一个犯罪控制政策或计划，然后决定其是否有效，而，公众安全更多地会从相反的程序中受益。国家司法研究院（NIJ)是美国司法部的研究机构，已经资助了包括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改革治安管辖措施、监禁毒品罪犯的替代方案，以及对携带枪支的犯罪团伙成员和其他年青人给予更严厉的惩处等很多领域的研究。

当涉及到某些研究时，“试验”这个术语应当慎重使用，例如，不能假定施暴者在所有的家庭中随机产生，以及要防止改变对最严重犯罪的法律判决界限。但是对犯罪控制研究的真实性的威胁可以通过仔细选择对照组和进行严格的统计控制来减弱。重点是在实施政策之前进行政策的试验。研究结果本身并不能防止未来犯罪率的提高，但是预先经过检验的犯罪控制政策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

[吴荆卉/译 曾少立/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