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第三世界的研究人员深感陷入了被国际出版界忽视、遗漏和歧视的恶性循环,他们认为,这种障碍会使优秀的科技文献湮没无闻。
路易斯·贝尼特兹-布里比斯卡(Luis Benitez -Bribiesca)一边回忆着 “Archivos de Investigación Médica”(《医学研究杂志》)早年的情况,一边深情地怀念着过去。贝尼特兹现在是墨西哥这家医学杂志的主编。这家杂志创办于1970年,其后不久,设在美国费城的一个私营机构“科学情报学会”便同意将该杂志收录在它所创办的“科学引文索引”之中。《科学引文索引》所列举的文章来自大约3300种科技刊物,而这些刊物又是从在世界范围内发行的70,000多种刊物中挑选出来的。若是哪份刊物被收录进《科学引文索引》以及其它几种国际一流数据库,它便有了可靠的保证——科技人员在为其领域的新发现査找科技文献并决定在其论文中引用早先的著述时,便会看到该刊物上登载的文章。
当然,这种资格的获得是有条件的——要想继续被《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医学研究杂志》就必须做到期期都能按时出版,就必须为其用西班牙文发表的文章提供文章摘要,此外,还必须缴纳《科学引文索引》10,000美元的订购费。在1982年以前,所有这些《医学研究杂 志》都做到了。贝尼特兹回忆说:“以后,墨西哥经历了一场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结果使得《医学研究杂志》的出版延迟了6个月。”他说,尽管《医学研究杂志》的编辑们向 科学情报学会说明了情況,并恳求其经理们宽容,“但他们还是很计较,于是把我们从这个数据库剔了出来。”
从那时起,该杂志一直在努力使自身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以便获准重新返回科技界内层小圈子。她除了用西班牙文刊载论文外,还给每篇论文配了英文译文。随后,她完全停止用西班牙文刊载论文。最后,该刊雇用了一位美国编辑,并要求所有作者一律用英文撰稿,以避免翻译错误, 还将刊名由西班牙文改成了英文“Archives of Medical Research”。与此同时,该刊还成立了一个由墨西哥一流科研人员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以及一个由15名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评审委员会。去年12月,墨西哥国家科技局给予了该刊最高评价。尽管由于墨西哥货币比索在今年1月份大幅度贬值,使得该刊的成本上涨了40%之多,今年该刊还是提前一个月出版了夏季号。
贝尼特兹哀叹道:“然而科学情报学会仍然说我们没有达到他们的标准。”对方告诉他,他这家杂志编委会的科学家们被其他作者引证的次数仍没达到要求。(由于诸如《科学引文索引》这样的引证数据库所起的作用,如今对许多研究人员的评价是根据其论文被其它科技论文引作参考文献的次数而得出的。)他说:“我们的编委会是通过选出全墨西哥被引证得最多的13位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科 学家而选拔出来的。美国的一些新创办的科技杂志在《科 学》杂志(Science,下同)或者《自然》杂志上宣告,她们的创刊号将在6个月以后面世。为什么这些美国新杂志还没出版就可以大肆宣扬自己将被《科学引文索引》收录, 而对我们却始终要坚持这样苛刻的标准呢?”
贝尼特兹所遭受的挫折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为撰写本文,笔者采访过100多位科学家和期刊编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指出,整个第三世界都面临着明显的障碍和隐秘的偏见,正是这些东西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既无法相互交流其研究成果,也不能同发达国家的同行分享它们。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占世界总数的24.1%,科研费用占世界总量的5.3%,但大多数国际科技期刊所发表的发展中国家的作者撰写的文都少得远远不成比例[参见54页至55页框中图表]。
国际科技出版界指责大多数第三世界的科研成果“不见踪影”,这种状况使得穷国加强本国科技刊物并以此提高急需领域科研质量的努力大大受挫,同时,它还有可能使发达国家得不到关鍵性的知识(《柳叶刀》杂志编辑理査德·霍顿语)。他说:“之所以会出现埃博拉病毒这样的传染病,一个原因就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变化正在使人类接触到以前处于隔绝状态的生态系统。认识理解这一进程及其效应的唯一途径,就是发表第三世界国家本国科研人员的著述。”
尽管在过去20年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科技文献中所占比例几乎没有增长,但有几项计划却有可能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联合国已向3个第三世界科技期刊的商用索引提供了资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拔出专款,用以奖励在科技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科学家以及本国保持了高标准的科技期刊。然而,极有希望将第三世界的科学家同发达国家的科学家联系起来的转变即科技交流向国际互连网络的迅速转移也有可能反常地扩大和加深赤贫国家同世界其余国家和地区的信息鸿沟。
圈子中的圈子
贝尼特兹说,他将继续向科学情报学会恳请加入“际科技文献俱乐部”——欠发达国家有时就是这样称呼主要在美国和西欧出版的那一堆所谓的国际期刊的。尽管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希望很小一一《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第三世界科技期刊已从1981年的80种减少到1993年的 50种,但他还是承认,在他的《医学研究杂志》被《科学引文索引》收录之前,发表在该杂志上的著述不会有多少被引证。
圣保罗大学的罗杰里奥·A、梅尼格西尼在研究487位巴西生物化学家在15年内发表的论文时发现,它们被引证的次数少得惊人。这些科学家寄到国际科技期刊的论文平均每篇只被引证了 7.2次。而他们寄到巴西科技期刊的论文,更是只有3篇被《科学引文索引》收录,被引证的次数也只有寄到国际科技期刊的1/9。如此之低的可见率确实是普遍现象一一据苏格兰的玛格丽特女王学院的弗吉尼亚·卡诺(Virginia Cano)的一项研究发现,拉丁美洲的 科技期刊未被任何一种索引收录的多达70%。卡诺写道,它们因此“而被指责成幽灵一样的存在。”
贝尼特兹说,遗憾的是,由于数据库出版者是依靠引证率来选择它们所要收录的期刊的,“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我们的期刊没有被收录进国际性科技文献索引,我们的期刊就不够有名;由于我们的期刊不够有名,它获得的引证率也就不高;由于它的引证率不高,它就不会被收录进国际性科技文献索引……。”世界卫生组织地中海东部地区管理处生物学医学信息部主任克里斯托弗· T.齐林斯基(Christopher T. Zielineki)说,让第三世界的科技期刊绕过数据库直接搬上图书馆的书架并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由于西方的科研方面的图书馆只接纳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它们根本不会订购处于国际 引证研究圈子以外的科技期刊。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的评审引证体系是一个自生自存的封闭的体系。”
科学情报学会的一位分析员戴维·A·彭德尔伯里 (David A. Pendlebury)说:“未被 SCI,MEDLINE、INSPEC或者其它许多数据库收录只不过是世界科技出版体系当前运作方式的另一个残酷事实。”该私营机构的前总裁尤金·加菲尔德回忆说,10年以前,本来有一个机会可以改变这一事实,然而这个机会却被放过了。他说我主持过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提议筹集收录约300种第三世界科技期刊所必需的25万美元。当时我觉得这个主意难以实现,而洛克菲勒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或其他任何人又不愿提供收录另外的科技期刊所需要的经费。”此外,他急急地补充说:“如果[发展中国家]发现了什么确实很重要的东西, 它必然会刊载在我们所收录的国际科技期刊上。”
贝尼特兹和其他一些人对这一说法提出了异议。贝尼特兹说:“我可以举霍乱为例。眼下霍乱病例正在墨西哥持续增多。我们的研究人员对一些新的菌株有一些很有意义的发现。而国际性的科技期刊却拒绝刊载我们的论文,因为他们认为霍乱不是当今的热点问题。然而,若是这些菌株越过边界传播到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情况又会怎样呢?那时他们便会认为这问题非同小可了。与此同时,我们以前所获得的关于霍乱的新知识早已湮没无闻了。而那些在数据库中搜寻这方面文献的科学家们将找不到曾经发表在墨西哥的期刊上的这些论文,因为这些期刊根本就没有被收录进数据库。”
霍顿指出,还有一点同样很重要,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科技成果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不让(第三世界)科研人员有机会利用医学基础设施分享研究思想,这种作法是十分不道德的。”
当然,并非所有第三世界本身的科技期刊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智利大学的一位生物化学家曼纽尔·克劳斯科普夫对拉丁美洲的科技出版领域已作过多年研究,他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许多东西都不值得出版。一些刊货由于质量低劣已经使得加强刊物作用的努力受到了损害,这一事实我们必须正视。”
据设在新德里的国立科学技术与发展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Studies)的K.C.加尔格(K.C.Garg)说,印度出版的1,500多种刊物中,只有20%被经常引证和定期出版。据梅尼格西尼反映,“巴西的约400种科技期刊实际上不是只有非常松散的编辑方针,就是什么编辑方针都没有。”菲律宾大学(米沙鄢)前校长弗洛尔·拉卡尼劳(Flor Lacanilao)说,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在这样糟糕的编辑方针和文献质量下,“我们在审稿时很少注意审査研究方法是否正确,作者是否通晓有关科技文献,因为我们缺乏合格的评审人员,并且我们的刊物可达性很有限,外国专家不愿当我们的评审人员。菲律宾的科技刊物甚至有可能于人无益反而有害,因为它们助长了错误的科研作法.尽管很难承认这样恶劣的现实,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许多科研经费就是被这些荒谬的作法浪费掉的。”
这种控诉已经在整个第三世界激起了激烈的争论,人们急欲通过争论弄清楚,究竟怎样才能在良莠时常混为一团的情況下促进和发现优良的科研方法和科研成果,怎样才能更好地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科研人员以及国际科技俱乐部分享它们。设在荷兰的发展问题科学研究咨询委员会(the Advisory Council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 Development Problems in the Netherlands)秘书长埃丝特·K.希克斯说,“塞内加尔和冈比亚获得了关于口服和注射用脊髓灰质炎疫苗(在这方面)的效果的经验,而这样的研究结果对于例如南亚这样的地区可能也是适合的。”然而事实上这类经验即使以某种方式发表了,也很少能够跨越国界。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些机构已经创办了一些鼓励性的计划,以奖励在同行评议杂志上发表著述的科学家们,并且这些计划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拉卡尼劳说:“1986年,我在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the Southeast Asian Fisheries DevelopmentCenter,简称“SEAFDEC”)介绍了在科学情报学会所收录的刊物上发表论著并获得提升的必要条件。1989 年,我又介绍了在上述刊物上发表著述并获取奖金(数额相当于该中心研究人员年薪的50%)的必要条件。”截至1993年,该中心每位科技人员发表论著的平均数量增加了 7倍之多。而据委内瑞拉“科技研究促进计划”的主任曼纽尔·维拉斯科(Manuel Velasco)声称,自从该计划于 1990 年创立以来,《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该国科技人员的论著已增加了57%。 巴西的科技研究资助机构向那些在国际性科技刊物上发表论著的巴西科技人员颁授有薪酬的研究员称号,而从1980年起,同美国或欧洲的合作者共同开展研究的巴西科技人员在国际性科技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已增加了 3倍。
然而,这类奖励计划也有其缺陷。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的特奥多罗·巴加里瑙(Teodora Bagarinao) 说:“尽管这类奖励措施合乎需要,但它们也有可能在竞相发表的过程中带来低劣研究结果、‘最不宜于发表的劣质论文’[指把一项研究所得拉长扩充成长篇大论的低劣论文]和多余的论文。”菲律宾已有两位科研人员因在同一家刊物上发表基本上相同的论文而被抓获。菲律宾大学(宿务市)的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恩里克·M.阿维拉(Enrique M.Avila) 说:“奖励计划还带来了用陈旧的资料充数拿去发表的情况。我就知道最近有两、三起这类事例,科研人员把70 年代的资料提取出来拿去发表,靠这种手段获取奖励。”
一些科学家指出,更糟糕的是,由于奖励计划只倾向于在国际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在巴西、南非和菲律宾等国,在国际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所获得的奖励分数要比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多一倍),使得国内刊物有可能注定永远摆脱不了“剩余物”的地位。委内瑞拉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部的一位社会学家希伯·维苏里(Hebe Vessuri)回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次分析拉丁美洲科技刊 物弱点的会议情况.与会的专家们得 出的结论是拉丁美洲的科技刊物被封闭在典型的恶性循环中了一一该洲的国内刊物既无声望,又与国际发行无缘,因为拉丁美洲的科学家们把最佳研究结果都拿到国外发表去了;而拉丁美洲的科学家们之所以把研究结果都拿到国外去发表,则又是因为国内刊物无法将他们的研究结果公诸于世界科技界。”
那次会议是在1964年举行的。维苏里指出,尽管30 时间过去了,但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科技知识的巨量增加和专业化 倒使得国际科技刊物对拉美科学家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贝尼特兹承认,使是《医学研究杂志》编委会的医生们也把多达 70%左右的论文送到《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美国或欧洲的科技刊物发表去了。
巴西和墨西哥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在给本国的科技刊物划分等级并全力以赴地支持一流刊以努力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在巴西,国 家科委的初次评估将83%的国内刊 物定为“不切题类”。有些学科领域的 情况比其它学科领域更糟——现有农业科技刊物中,被定为合格的还不到7%。去年,墨西哥采取了类似的举措,结果有20种科技刊物被定为“墨西哥优秀刊物”。然而,上述刊物中被 《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仅有两种。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一流优秀科技刊物至今仍被国际出版机构排斥在外,“在西方出版机构所收录的国际科技文献中,第三世界的科技文献仅占2%,而实际上第三世界的科技文献产出率则要占世界总量的80%,两相比较,前者所占比串实在是太低了。”今年6月,齐林斯基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发表了这一评论。“这种情况在医学等领域尤其突出,对于疾病来说,没有什么国界可言,特别是在空中旅行日益增多,诸如麻疹和结核病一类传染病死灰复燃的情况下。而关于这些疾病以及艾滋病、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和传统医药一类课题的宝贵知识在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刊物上得到了尤为出色的论述和传播。” 在齐林斯基的领导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建立了一个由223家医学刊物的出版者组成的合作组织)其成员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去年7月,该合作组织和英国出版商“Informania”—起,开始每月出版一次名为“ExttraMED”的光盘索引,其中包含录自上述刊物最近各期的8,000多幅全页图象。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订户而言,该数据库的订价为750美元(发达国家订户的订价两倍于此), 因而其订价比《科学引文索引》更能为订户所接受;相比之下,后者由于其订价商达10,990美元,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图书馆都无力订阅。(科 学情报学会有时确实允许第三世界国家减价订阅其数据库。)
齐林斯基说,由于所获利润将由参与该合作组织的各家刊物分享,并且研究人员无需为复制光盘所录文章的拷贝付版税,“这种模式很有可能提供提高刊物质量所急需的刺激和经费。我们希望能将发展中国家的医疔保健方面的刊物汇人国际科研 文献的主流。”并且还不只是医疗保健刊物——Informania已分别同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约,与前者合作出版与上述类似的收录500种农业科技刊物的光盘,与后者合作出版ExtraSCI,其中收录涉及所有科技领域的500种期刊。
齐林斯基承认,由于发展中国家拥有一台计算机的图书馆还不到总数的1/10,更不用说光盘阅读机了,因而第三世界的市场暂时可能还很有限。然而,上述索引可能有助于第三世界的科技文献引起美国和欧洲的研究人员的注意。并且这种光盘的搜索装置被设计成能够监测哪些文章已被读取,并能将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反映给该合作组织。齐林斯基写道:“有了这一点,或许编制索引和引证分析方面某些不公平现象就能够开始得到纠正。
马太效应
也许齐林斯基的这种乐观看法还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许多第三世界的研究人员(在接受本文笔者采访并愿意就此问题发表看法的人中约占一半)深信,在面对质量相等的两篇论文时,国际科技刊物的评审员和编辑很有可能否定那篇出自发展中国家研究机构的论文。而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那篇论文。他们说,更重要的是,即使发展中国家的论文已经在有名望的刊物上发表了,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往往也会漠视他们的著述,或者是引证步其后尘的美欧科技人员后来的论文。
在印度中央电化研究所研究年度科学家的论文刊载成果的萨比亚·阿伦纳恰拉姆说:“许多亚非国家的人都说,欧美科技出版界对他们有严重的偏见,而大多数欧美人士用完全否认有这么一回事。”“我也听到了这种说法,不过我对它毫无同感。在我担任编辑或者评审员的高质量刊物中,只要有可能,我们总是倾尽全力尤嫌不足地扶持发展中国家交来的科技论文。”《科学》杂志的编辑弗洛伊德· E布卢姆如此说道。
关于国际科技刊物评审人员存有偏见的统计数据还很缺乏,这是因为要收集这方面的数据,就必须对所有被某一刊物拒载的论文作追踪调查。以弄清其中究竟有多少以后又被另一家质量相同的刊物登载了。一位 南非的研究人员说:“这好比你分明知道老婆对你不忠,而你又毫无办法证实它。”然而,一些德高望重的科学大师断言,这种偏见确实存在。
设在班加罗尔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先进科技研究中心 (Jawaharlal Nehru Center for Advanced Scientific Research)的主任C.N.R.拉奥(C.N.R.Bao)说:“在我看来,毫无疑问,西方的某些评审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作者确实怀有某种固有的偏见。西方世界的评审人往往认为,好科研好论文不会出在发展中国家。在过去40年里,我在世界主要刊物上发表过不止一篇论文,但是直到现在,我还面临着评审人的某种偏见。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一些由发达国家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发现,自己的通讯地址一变,评审人对自己的看法也随之变了。贝尼特兹说:“当我居住在波士顿时,我还能和一对著名的美国病理学家一起,屡次在《美国病理学杂志》 上发表论文。它们一路畅通无阻迅速地变成了铅字。此后,我去了德国的波恩大学,并且在《自然》杂志(Nature)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后来我回到了墨西哥,人比过去更有经验、更成熟了。然而如今我把论文寄到同样的刊物去,人们却立刻就把它们退了回来。”
南非开普敦大学的一位生物化学家威兰·盖佛斯(Wieland Gevers)说: “生命科学方面的核心刊物给予我们的同行评议实质简直骇人听闻。他们的同 行评议很有点第一世界至上主义的味道。他们似乎指望我们拿出比欧美研究人员更先进的东西。
盖佛斯断言,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作法会延误重要成果的发表,他这番话针对的是“当初我们提交给核心刊物时没得到严肃对待的三大发现。”第一项发现是抗癌药物5-氮杂胞苷会使某些胚胎细胞成为肌肉或 脂肪,成为哪—种组织取决于环境, 另外两项发现则是关于低密度脂蛋白微粒在体内的代谢的。盖佛斯说:“关于这三项发现的论文在最后被采纳以前,曾被逼得四次投寄,又处处碰壁,时间达好几个月之久,尽管编辑部也承认,研究搞得很出色。”
其它许多论文,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倾注了大部分科研经费的应用科学领域的论文,则在西方世界的科研人员中根本找不到读者。开普敦大学的一位起主导作用的宇宙学家乔治·F.R.埃利斯说:“我发现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危险问题——学术界的许多人对应用性科研抱有偏见。由于存在着等级观念,人们对理论物理学推崇备至,而对应用物理学用不屑一顾。然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科技人员来说,正确而恰当的选择是多搞一些应用性科研。只要是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国际科技界都应该给予承认,而不应该区分是理论性的还是应用性的。”
所谓国际科技界的承认,理应包括在别人著述的基础上发展的人的引证。然而,法国的国际科技援助机构海外科学技术研究局的雅克·加亚尔在对任职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207位科学家的著述发表情况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们“已被困在严重的恶性循环之中,因为即使他们的研究结果得以发表在大有影响和声望的科技刊 物上,他们也会发先,总的说来,他们的著述比起发达国家的合作者的著述来,被引证的次数要少得多。”
例如,梅尼格西尼发现,尽管发表在同一本刊物上,巴西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比美国的论文大约要少60%。对其它发展中国家论文引证率的研究也显示出相同的模式。他断言:“这还不是偏见二字能概括得了的,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学现象。”
事实上,早在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K.默顿就指出,在科技界 有种倾向,一项发现的荣誉往往归于与 之沾边的最有名望的研究者,而不是实 质上最有资格享有它的无名小卒。在一 篇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经典论文中,默顿把这一现象称为“马太效应”,此说来源来《圣经·新约全书》中的《马太福音》一一“凡有者必予之,凡无者即若有之亦必取之。”
拉奥指出,“马太效应”即使对于 发达国家的科研著述也是屡见不鲜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的伤害就更大了,因为他们搞研究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有时甚至要含辛茹苦许多年才能完成一项研究。而到那时却不能获得应得的荣誉,这是很令人失望,很打击人的。”
一些第三世界的科学家认为,这样对待他们的动机多出于恶意,而不是所谓的马太效应。普希巴·米特拉·布哈加瓦(Pushpa Mittra Bhargava)回想起他不久以前在《印度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一个晴朗的日子,我收到了一份一位欧洲作者寄来的翻印材料。他在文章中描述了我的著述,所叙述的内容只有一种微生物和我不同,而他却根本没有引证我的著述。那份材料上只附了这么一句话:“拜读贵文,得享意趣。”这对于我真不亚于晴天霹雳。”布哈加瓦如此 说道。他是设在印度海得拉巴的细胞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中心的创建人和主任。
为了减少马太效应,一些刊物已开始采用所谓的“隐名审评”(blind reviewing)程序,即在将文稿送审以前从文稿上隐去作者姓名与所属国家和单位名称。盖佛斯认为,隐名审评会大大平整比赛场地,消除掉绊脚的石头和陷坑。它会纠正科技出版制度中的许多问题。”尽管几项对照研究表明,隐名审评只能略略提髙刊物所载论文的质量,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人研究它对发展中国家的来稿有何影响。
阿伦纳恰拉姆认为,让更多第三 世界国家的科学家来担任评审人或许也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然而,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邮递速率至今仍然十分缓慢,并且传真 线路也靠不住,使得这一办法难以奏效。”我们所担忧的一个问题是,论文稿件能以多快的速度到达他们手中,而他们又能以多快的速度作出答复。” 《科学》杂志的布卢姆如此说道,该刊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以外没有审稿编辑。
有倒刺的铁丝网
随着国际科技出版体系向国际互连网络的转移,一些第三世界的研究人员有希望从孤立隔绝中解放出 来。”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刊物发 行渠道不是拖延误事就是根本没有,电子信息交流系统会在联系同行、交换数据和利用远程计算机服务上起到至关紧要的作用。”国际通信联盟的迈克尔·詹森如此说道。
一个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里科·梅厄(Federico Mayor)任命、由特别选出的委员会完全赞同布卢姆的上述看法。去年夏季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委员会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确保所有国家科技人 员都能以尽可能低的费用充分利用国际互连网络,若有必要,由该机构负责出售有关服务项目,以达到上述目的。该委员会还敦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力促“科研文献出版体系向电子出版方向作迅速的、全球性的大转移。”
然而,一些人担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既无力应对第一项艰巨任务的挑战,又不必承担第二项任务。由于受市场因素的推动,由于计算机网络使利用者能移分享数量过于庞大、变化过多而不宜于以书面形式交流 的数据和模拟,科技信息交流已经在以迅猛的速度向国际互连网络转移[参见本刊1996年第4期Gary Stix 所撰“科技交流的趋势:写作的速度”一文]。而与此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尚未能确保许多第三世界科研图书馆获得基本的刊物和数据库的利用机会。利用国际互连网络联系科研人员个人可能远远起出了该网络设备的能力,有些人甚至担心它超出了各国尤其是非洲国家和亚洲赤贫国家政府职权的能力。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电话线路太少、太不可靠、费用太高,无法支持国际互连网络终端利用的高速通讯之需。詹森指出,整个非洲大陆所拥有的电话还没有纽约市中心曼哈顿区的多。如今非洲的用户若是申请安装电话,就要在长达360万人的名单上排队等候,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这一等大约就要9年之久。
稀少的电讯设施必然带来昂贵的费用。据1993年一项针对不同地区的5个非洲国家的调查发现,打国际电话一分钟一般要5美元之多,而在某些地区,传真费用更是高达30美元一页。相比之下,大学讲师的月薪平均约为100美元。因此,尽管约有一半非洲国家部能向至少一部分研究人员提供日常电子邮件服务,但实际上租用国际互连网络入网线路(只能以 最低数据传输率提供服务并且年租费高达6.5万美元)的情况至今仍然罕见,并且很有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保持这一局面。
马丁·霍尔是开普教大学的一位考古学家,他常和非洲其它地区的研究人员合作。他说:“巨大的危险是国际互连网络有可能产生一个全球范围的贫困阶层,他们将没有机会利用信息系统。5年之内,我们将与几 乎完全不用纸张作载体的电子刊物打交道。然而眼下许多非洲研究人员却要依靠慈善团体提供印刷的刊物。这些科技人员将完全得不到电子刊物。非洲在许多领域已经失去了居于学术领先地位所需要的资源,而日益 严重的信息差距或许将会使这种局面进一步加剧。”
要想局面不进一步加剧,除非打破现状力除颓势。目前,已有三家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海底系统公司(AT&T Submarine Systems)、 阿尔卡特尔公司(Alcatel)和弗莱格公司(FLAG)——分别提出了建立环非海底光缆系统将非洲沿海国家同国际互连网络相连的计划。然而,这项计划将耗资20亿到60亿美元,而何时或者会否有足够抵偿这一投资的用户需求,则至今尚不清楚。然而,美国科学发展协会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发展计划主任文米·A.金贝尔说,若是这一环非光缆工程真的建成了, 那么它就有可有使“如今备受打击丧失活力的”非洲大陆的科学家们恢复活力重整旗鼓。
由于国际互连网络能够将发达国家的科技人员和享有优先地位的世界其余地区的科技人员相互连系起来,使他们能够利用这一网络展示科技发现,参与对话和合作实验,这一网络显然能够提供公平竞争机会并大大协调全世界的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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