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腐败妨碍创新，要释放创新的力量，促进经济复苏，就必须对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行更严格地监管。

前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在欧盟2013年国情咨文中指出，“新科研、新技术”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

与此类似，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美国2014年国情咨文中强调了创新在经济复苏中的重要性：“今天的美国……企业家在其科技创业公司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过去4年中，我们的企业已经新增了超过800万个工作岗位。”而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等机构也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者提供资金和支持。

繁荣的关键是创新，但腐败不利于创新。如果企业和个人想富有创造力，并且他们所在的社会要充分利用这种创造力，那么他们更看重的一定得是竞争和勤奋工作，而不是搞关系。而我的分析表明，创造出了这种社会的政府比人们想象的要罕见。

腐败排斥创新

如果你知道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你就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出在那里能看到多少创新（详见“良性循环”）。在欧盟范围内，私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对腐败的控制力（相关系数为0.84）、国家科研机构的质量（相关系数为0.85）、国内用于研发的总支出（相关系数为0.9）。在这项分析中，腐败的定义是，为了私人利益滥用公权力，导致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对腐败的控制力是由世界银行评估的，指的是一个社会制约当权者，防止其出于自身利益分配公共财产与资源的能力。

在控制腐败的排行榜上，一个国家的排名若在前三分之一以外，它不会有太多的创新。世界上的114个民主国家里，只有35个高于这条分界线；而在不举行自由选举的78个国家中，只有三个高于这条分界线。在欧盟范围内，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意大利在控制腐败上做得最差，北欧国家做得最好，其次是荷兰、英国和德国。在欧洲之外，新西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排在最前面，领先于美国，而美国仍然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能合理控制腐败的国家。

关系支配的社会

有研究表明，拉关系走后门远比人们之前想的更加普遍。要培养出一个任人唯贤的社会，需要历经几代人，而目前大约只有25个国家实现了这一点。这些国家同样也在腐败控制排行榜上位居前列，它们分别属于北欧族群、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德语族群和少数其他族群。只有这些国家成功创建出了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对待的社会体系，正因为如此，公共资金的分配才没有因滥用职权而遭到扭曲。

在这25个国家之外，人们对本国体制的信任度普遍不高。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107个国家的114 000名受访者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相信，在公共部门办事人脉才是关键，例如安排大学中的职位，分配国家提供的科研经费等。在欧盟，一项对大约85 000名受访者所做的调查发现，许多欧洲人都在抱怨公共和私营机构的偏袒行为。只有欧洲北部地区（包括法国）的人们才相信自己的社会是才能至上的。在地中海沿岸国家，两种看法几乎打平；在东欧那些已经是欧盟成员国的国家里，人们认为占主导地位的是裙带关系。

这样的认识源于从学校、职场和公共生活各方面得到的经验。这些让人们感到不满的社会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人才要么逃往崇尚能力的国家，要么就无所作为，而这进一步拖累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发展。虽然受过更好教育的人们宣称自己对腐败的容忍度更低，但他们的行贿行为并不比接受一般教育的人少。

谁在讨好谁

为什么创新能力能够反映政府的治理水平？创新能力存在差异不是因为不同国家人才分布不均匀，也不完全是因为贫困。当然，贫困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它意味着技术和创新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但意大利和希腊可不算穷。

在唯才是举是基本准则，靠裙带关系才是例外现象的社会中，政府和市场同样都会提升价值，促进社会繁荣发展。而在一个没有建立起这样的社会体制的地方，社会分配亲疏有别，不遵循道德规范。在这种环境下，科学和研究被边缘化，原因是掌权者害怕人才威胁到他们的主要目标——控制公共和私有资源的获取权。

花钱收买政治支持的政府不会在教育和研究上投入太多资金——这些领域的回报看上去太笼统了。体育场或新机场能够讨好承建工程的公司（它们可能会为下次选战捐赠经费）和使用这些设施的选民。这么看来，一千个科学奖学金项目也远不如这些工程合算——它们无法让没有科学才能的支持者受益。

这就是为什么较为腐败的欧盟国家花在公路和高速铁路等大型项目上的钱要比投入到健康、研究、教育和开发领域多（详见“单一招标”）。当欧盟出于一片好心推行紧缩政策时，在腐败的国家里，哪些经费会最先枯竭呢？答案显然是教育和科学方面的投资。

欧盟委员当然也都明白。因此，它向各成员国提出了明确的建议，要求它们不要让紧缩计划，影响到“地平线2020”科研和创新计划中列出的可能推动经济复苏的领域。也因此，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的计划更加令人担忧——容克打算把一部分用于科研的资金挪用到经济刺激计划中去。但是，科研才是发展的助推器，而“经济增长”项目通常与腐败难逃干系。

监管必不可少

人们经常讨论公共研发经费的数额，却忽视了经费支出的廉洁问题。欧盟需要一些监督和干预国家分配规则的手段。

为了揭露有问题的做法，应设立一些指标，例如科研和教育经费的竞争性分配，并由泛欧监管机构（包括公共和非营利组织）和欧盟委员会密切监控。监控结果可用来设置准入条件，一个国家要参与欧盟各种资助科研、教育和创新的计划，就必须满足这些条件。欧盟委员会已经制订了一个详细的监测成员国经济绩效并提供建议的系统，即欧洲学期（European Semester）。他们可以扩展这个系统，把治理水平也包括进去。

在国内层面，公民社会、大学和地方研究机构等也需要有更强的行动力。技术对促进财政透明化帮助很大。此外还需要更多本国的公民社会监管机构来调查公共支出的廉洁状况，尤其是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目前，相比于培训或研究方面的拨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得到的审查要好得多。

科学技术要想真正释放出其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就必须得到资金和良好治理的共同支持。要改善治理水平不能只靠自上而下的动力。不情愿的国家政府一方面要由欧盟委员会——欧洲增长和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引导，另一方面也要对要求严格的国内公民社会和科学界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