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1961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购买电视机，与收音机搭配使用。这时，英国广播公司（BBC）希望能找出播放电视节目的最佳时段，因此，该公司的观众研究部门决定在全英国邀请自愿者，请他们每半小时记录自己所做的事情，并标出当时电视机或收音机是否也开着。

最后，BBC收获了2 363份日志，满满当当地记载着英国人的生活细节。其中有一份是这么写的，“早晨8:00，吃早餐；8:30，送孩子上学；9:00，做清洁、刷碗并收听‘主妇的选择’”——这是当时很受欢迎的一档广播节目。

如今，这些文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时间日志档案中的一部分，保存于牛津大学的时间利用研究中心（Centre for Time Use Research）。该中心的馆藏来自近30个国家，时间跨度超过50年，共有约850 000条日志记录。这些日志提供了有史以来最为详尽的生活细节：人们何时工作、睡觉、娱乐和社交，以及这些模式是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变迁的。“这确实是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社会学家伊尼亚斯·格洛里厄（Ignace Glorieux）说，“项目在启动之初并不惹眼，但现在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了。”

该日志档案有助于解决诸多科学和社会难题——尤其是关于现代生活的悖论。西方国家普遍认为，由于生活中各方面的需求（例如没完没了的工作、家庭、杂事、智能手机和电子邮件），人们的生活会比过去忙碌得多。但是日志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现在的人们比以前更加忙碌。”约翰·鲁宾逊（John Robinson）表示，他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研究时间日志的社会学家。事实上，如果将有偿与无偿的工作都算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长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与此同时，流行病学家也想挖掘日志中的细节，来搞清楚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如何导致慢性病增加的。美国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的生理学家爱德华·阿彻（Edward Archer）在2013年研究肥胖时曾用过相关数据，他表示：“这些日志是我最重要的财富。”

现在，时间利用研究中心正试着对50年前的老方法进行一次重大更新。从去年开始，除了让自愿者完成一份手写的日志记录时间利用以外，研究中心还给他们配备一部电子追踪设备与小型照相机，用于记录并拍摄日常生活中的多个瞬间（见“小天竺鼠项目”）。主持这个项目的社会学研究员特雷莎·哈姆斯（Teresa Harms）说：“这个想法有些大胆，新技术会不会比老方法更有效呢？”

茶叶箱里发现的日志

有些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时间利用研究中心的这些科学家致力于研究如何利用好时间，但他们的时间管理能力和普通人一样糟糕，说不定还更差。今年7月的某天，圣休斯学院的石楼静静地伫立着，窗外的草坪上有一些学生在打槌球，这里就是研究时间利用的中心。然而，室内的情况却令人堪忧：一位博士后睡过了头， 都10：33了才匆匆忙忙赶到会议室——一个多小时前会议就已经开始了。该中心的创始人与负责人之一，总是充满热情的社会学家乔纳森·格尔舒尼（Jonathan Gershuny），甚至直接承认自己的时间管理很糟糕——话还没说完他就把自己锁在办公室外面了，所以接下来的会议他是不可能按时到了。

这些似乎并没有减缓格尔舒尼探索的脚步。时间利用研究中心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当时他刚在苏塞克斯大学开始自己的研究。格尔舒尼希望能预测未来几十年内的社会与经济状况，然而他意识到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人们如何安排时间的实证依据。

于是，格尔舒尼开始搜寻各种记录了人们日常活动的调查问卷。他最早的发现之一就是BBC的日志档案。另外，他还在学校一个发霉的古董茶叶箱里发现了上世纪30年代的近千本旧日志。

随着日志档案的不断扩充，格尔舒尼发现，世界各地的调查者都曾出于各种不同目的收集过这类记录。为使这些数据能准确排列并作出有意义的对比，他必须将所有信息都转化成同一标准形式。因此，20世纪80年代，当格尔舒尼还在英国巴斯大学工作的时候，他建立了国际时间利用研究系统（Multinational Time Use Study）——这个系统中，所有活动会被编成41种代码，比如园艺是9，睡觉是16，放松是36。1988年，在一项评估美国与英国人时间利用日志的研究中，格尔舒尼和鲁宾逊表示这两个国家的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减少了，而男性参与家务的时间增加了——这是女性逐渐投入到有偿工作，社会规范发生变化的结果。

21世纪初以来，很多国家都开始收集标准化的时间利用数据。美国劳工统计局也从2003年开始起逐年收集该类记录。全球范围内，有兴趣了解时间利用对经济和幸福的影响的人与日俱增，这极大地推动了相关工作的开展。

时间银行对于格尔舒尼来说本来只是一个小项目，而到了2008年，这个项目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他获得了一项基金，在牛津大学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心来研究时间利用。随后，到了2013年，该中心获得了两项重要资助——来自欧洲研究委员会的280万美元和来自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的570万美元，用于挖掘日志档案中的有用信息，并在英国大规模收集时间利用日志。“我一直朝思暮想要做的事情忽然就得到了资助。”格尔舒尼说道，而他最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搞清楚我们为什么总是感觉自己这么忙。

真的越来越忙吗

1930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写过一篇论文，预测了100年之后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美国和欧洲会非常繁荣，以至于那里的人们每周只需要工作15小时，他说，如何打发过多的闲暇时间，将会成为我们孙辈最主要的担忧。

然而，事情并没如凯恩斯所预料的那样发展——这也是格尔舒尼在21世纪的头几年所思考的问题。他感到自己忙得不可开交，甚至比过去还要忙碌 ，他身边的人也在抱怨：自己工作比以前更努力，压力也更大了。关于时间管理的书也像雨后春笋般出现，比如《争分夺秒》（Fighting for Time）、《忙上加忙》（Busier than Ever）和《工作无止境》（Work without End）。调研数据也暗示了这一点：在美国，认为自己“总是感到很忙”的人的比例在1965年还是24%，但这一数字到了2004年却攀升到34%。

可是当研究员使用日志数据调查者背后的原因时，情况和想象的大不一样。分析表明，许多国家的人往往高估了自己的工作时间——在美国，人们平均多估5～7%的工作时间（详见图文“时间的真相”）。同时，工作时间越久的人越容易高估这一数字：比如说，那些认为自己每周工作75小时的人可能高估50%的时间，而有些特定职业的人，如教师、律师、警察，则多估了超过20%的工作时间。（科学家并不是最夸张的：他们估计自己每周平均工作大约42小时，但日志只记录到39小时。）

在2005年的一个实验中，格尔舒尼比较了1961年的BBC日志和1983-1984、2001年的英国日志，分别统计了每天的有偿工作、无偿劳动（例如家务活）以及其他活动的分钟总数，他想知道现在的人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比40年前工作时间要长。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视情况而定。男性在有偿工作中的时间减少了，而无偿劳动的时间增加了，两者加起来的总数与40年前相比略有减少：只多出了不到50分钟的自由时间。女性在有偿工作中的时间增加了——也反映了几十年来女性在工作环境中地位的增加——但在无偿劳动中的时间却减少了，总的工作时间几乎没变。

美国和西欧的实验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工作时间总长的变化甚微，而相反的是，有些实验发现现在人们的业余时间还稍微增加了。总而言之，并没有任何数据表明每个人都比以前工作得更努力了。“看看各国时间利用数据的平均值，就会发现事情和我们想象的并不一样。”社会学家奥丽尔·沙利文（Oriel Sullivan）说道，她和格尔舒尼共同担任时间利用研究中心的主任。

不过，在有些特定人群身上经历了相反的趋势：格尔舒尼、沙利文和其他研究时间利用的科学家发现，有两组人群事实上工作得比以前更努力了。其中一组是有工作的单亲家长，他们工作的时间要远远高出平均值；另外一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特别是那些有小孩的。后一组的人意识到自己不得不非常努力地工作；同时，出于社会压力，他们还得花时间陪伴子女。“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让这类人的时间特别紧迫。”沙利文说道。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发现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大家都认为生活变得更加忙碌了：沙利文和格尔舒尼指出，这一印象之所以形成，或许是因为研究这个现象的学者们，甚至是为此撰写文章的专栏作家们，绝大多数都属于后一类“认为时间紧迫的专业人士”——换句话说，就是在社会上比较有地位的人。

但格尔舒尼认为，对待工作和休闲的态度的转变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在19世纪的欧洲，大量的娱乐时间意味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很高：一位哲学家曾这样描述1840年左右巴黎文人学士的生活——他们的时间十分富余，以至于在游乐场遛乌龟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

这个情形在21世纪已经完全倒转过来了 ： 忙碌才是社会地位高的象征 ，这也让人们都愿意给人留下自己很忙的印象。格尔舒尼认为在现代社会，工作忙碌就像是“荣誉勋章”，格洛里厄对这个比喻也十分赞同。“我们见到别人时说的第一句话往往是‘我很忙’”，他说道，“不会有人想告诉别人‘我不忙，我没啥事儿干，我就是在看看电视’的。”

此外，同时处理多个任务也会让人感觉更加忙碌，特别随着电脑和手机的普及。美国的时间利用日志没能准确记录下人们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鲁宾逊说道——他还怀疑，部分原因是人们对电子设备太习以为常了，以至于他们都没有记录自己在上面花的时间。

时间利用与肥胖

牛津大学的时间利用日志数据库还揭示了人们在时间使用方式上的其他变化。2011年，时间利用研究中心的博士后埃夫里姆·阿尔廷塔斯（Evrim Altintas）从美国1965年至2013年的数据中，提取了父母在关注子女“身心发展”（如和小孩互动阅读、一起讨论并完成作业等）上所花费的时间 。这类活动与儿童今后的良好表现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学习成绩和行为品德。

阿尔廷塔斯发现，21世纪的家长在儿童身心发展上所花的时间比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更多。她还发现，与高中或以下学历的家长相比，双方都是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父母在小孩身上花的时间增加得更多。她估计，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小孩每天所获得的亲子时间，要比母亲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小孩多27分钟——那么在子女成长的头四年内就一共要多657小时。“这会让出生在未受高等教育家庭的小孩输在起跑线上。”阿尔廷塔斯说道。

通过时间日志，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些可能影响成年人健康的因素。在阿彻开展的一项有关肥胖的研究中，他分析了1965到2010年间收集的5 000份日志数据，并把女性的时间归类到有偿工作、家务工作、个人护理以及自由时间。他接着计算了在这些时间里，女性的能量消耗情况。结果表明，2010年的女性花在烹饪、打扫、洗衣服和其他家务活上的时间，比1965年的女性每周平均要少12小时。另外，这些女性逐渐倾向于选择案头工作，比如使用电脑。因此研究员估计，今天的女性每天消耗的热量，要比1960年的女性少130千卡，阿彻和同事认为，这可能是美国如今肥胖盛行的原因之一。（阿彻强调，他并不是说女性应该多做家务活，只是进一步证明了更多体力劳动，无论哪种类型的体力劳动都有益于健康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在牛津大学，格尔舒尼和哈姆斯希望通过与美国癌症研究所的专家们合作，对能量消耗做出更详尽的分析。哈姆斯正在把一系列日志中的条目归入一个清单，这个清单广泛用于相关研究，详细记录了800多种运动所消耗的能量，甚至包括了飞镖、采煤、漩涡浴和赌博。这个仍在进行中的研究已经发现，一节健身课或者其他有组织的锻炼所消耗的能量只占到人们每天消耗的总能量的很小一部分。有偿工作和照料小孩通常消耗的能量比较多——虽然这些活动可能并不那么激烈，但持续的时间往往很长。“真正的新陈代谢活动往往出现在工作日。”哈姆斯说道。

高科技助力日志研究

自从格尔舒尼开始建设时间使用日志数据库以来，有关时间使用的研究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领域：现在这一领域里有好几百位研究人员。不可忽视的是，时间日志也有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可能出错：人们会马上忘记他们刚刚做的事情，然后记录错误的信息——或者是虚假信息。为了提高数据准确度，格尔舒尼和哈姆斯启动了CAPTURE-24项目，使用最先进的仪器来收集新的日志信息。

到目前为止，大约已有150个人参与了CAPTURE-24，每人约24小时。他们在手腕上戴一个表式加速度计，并在脖子上挂一个小型相机，这个相机每分钟大约拍摄3张照片。他们还会在常规的纸质日志上，每隔10分钟记录下当天的活动。实验目的是看这些设备能否比单纯的纸质日志提供更多有用信息。

加速度计能更准确地记录身体的运动信息以及能量消耗情况，这也是这个项目能获得一些生物医学研究投资者，例如英国心脏基金会、维康信托基金会和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等支持的原因。照片可以提供更加真实的信息，特别是人们吃的食物和吃东西的时间——食物记录是出了名的不靠谱——或者反映人们在育儿时的细微差别。（有的人会在看孩子的时候盯着手机，这些都能被相机真实反映出来。）

在初步分析中，哈姆斯发现电子设备和纸质信息反映的活动顺序一致，但电子设备能发现更多纸质记录遗漏的细节。该领域大部分的研究员都认为通过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收集信息将成为未来的趋势。“也许这将会进一步推进有关时间利用的研究。”格洛里厄说道。他预计今后海量的日志数据，比如位置、心率、卡路里消耗甚至是背景噪音，都能被手机和相关配件收集起来。

时间利用研究中心的科学家正热衷于通过其他途径扩充日志档案。他们最近加入了中国、韩国和印度的数据，并尝试从东欧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引入数据。格尔舒尼希望发现更多的装着旧日志的茶叶箱，到那时，科学家就能研究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是如何工作、休息和娱乐的了。

问题和数据都如此之多，而时间却是少之又少。显然，把这一切完成所需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凯恩斯所说的“每周15小时”。但科学家仍希望能通过一天天的努力，最终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