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1939年8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张气氛令人窒息。就在这一天，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可能左右战争走向，甚至影响人类未来的信。在信中，爱因斯坦含蓄地建议罗斯福下令研制核武器，他这样写道：“从现在的局势来看，我们需要提高警觉性，如有必要，政府部门应采取紧急行动。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提醒您注意以下一些事实和建议……”

爱因斯坦的这封信涵盖了道德决策（moral judgement）的几个关键方面：道德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的忧虑）、对道德困境的分析（是否向罗斯福透露一些科学证据，说明这可能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诞生）以及利弊权衡（如果是美国而非德国研制出了这种武器，是否会有更多的人幸免于难）。可以想象，在下笔写信之前，爱因斯坦经历了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过程。

半个世纪后，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我们已经知道，在道德判断与伦理思考背后潜藏着怎样的神经机理。很多研究都曾探讨过这样一些问题：在儿童尚未发育完全的大脑中，道德感是如何产生的？不同的大脑损伤如何影响道德判断？当我们在道德层面产生憎恶感时，大脑的哪个区域在发挥作用？面对令人困惑的道德上的两难局面，我们又如何抉择？如果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大脑 道德”进行搜索，你将得到200多万条搜索结果。从这些数不胜数的文献当中，我们对这一内涵丰富又不断发展的领域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然而在道德判断中，理智和情感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我们仍知之甚少。情感如何影响我们判断某件事情是否符合道德规范？2007年4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而新颖的见解。迈克尔·柯尼希斯（Michael Koenigs）[目前在美国国立神经紊乱及卒中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Neurological Disoder and Stroke）进行博士后阶段的研究]、利亚纳·杨（Liane Young，哈佛大学认知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及其同事发现，一些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区域（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缩写为VMPFC，位于眼眶上方的前额叶皮质区域）受损的患者在面临集体利益和少数个人利益的道德两难选择时，倾向于使总利益达到最大的“实用主义”选择。该研究为这一热议的辩题——在道德决策过程中，我们如何摇摆于事实与情感之间，又增添了几分热度。

理性道德

柯尼希斯、杨及其合作者一起进行了一项有关道德决策的测试。有三个组别的人群参与测试，包括由6位患者组成的双侧VMPFC受损组、大脑其他部位受损组以及神经系统正常的对照组。所有参与测试的受试者都将面临四种决策情境。第一类包含一些“高冲突性”（这里的冲突性是指道德选择困境）和充满个人情感的道德决策情境，比如一辆火车正沿轨道飞驰而来，这时将一个陌生的胖子推倒在铁轨上（这么做将导致这位陌生人死于非命）可以挽救后面轨道上5名工人的性命；第二类包含一些“低冲突性（没有道德选择困境）”、但高度个人化的情境，比如一对处于冷战中的夫妇，丈夫是否应该雇人强奸自己妻子，随后自己出面扮演好人安慰妻子，从而实现破镜重圆的目的？第三类情境仍存在道德选择困境，但决策情境是相对非个人化的，比如对一名安保人员撒谎，“借”得一艘快艇，以便向旅游者预警一场即将来袭的猛烈风暴；第四类是一种与道德无关的选择决策情境，比如为了如期达到某地，是否应乘火车而非巴士。

在清晰明确、低冲突性的个人化情境中，VMPFC受损患者的反应与对照组类似，对上文中提及的例子，众口一词的回答是“不”。当考虑一些带有强烈情感色彩且两难程度较高的情境时，相对于其他组的受试者，VMPFC受损患者更有可能赞同实用主义的决策，这会使集体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例如为了拯救轨道下游的工人们，他们将那位陌生的胖子推倒在车轮下的意愿更加强烈。

理智VS情感

为何VMPFC受损的患者更加偏爱实用主义的选择呢？让人感兴趣的是，这一特点可能是由于通常所说的情感钝化（emotional blunting），这种特质常见于前额叶受损的病人当中。钝化的情感可能会使这些病人更加倾向于理智的实用主义。但是早先由柯尼希斯和丹尼尔·特拉内尔（Daniel Tranel，美国艾奥瓦大学医学院神经学教授）开展的、有VMPFC受损患者参与的一项研究却另有见解。在这项研究中，患者参与的测试项目是“最后通牒博弈”。

在这个游戏中，两个玩家会得到一笔钱。玩家A向玩家B提出分配这笔钱的方案，如果玩家B拒绝了分配方案，那么两人都得不到钱。对于玩家B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决策就是接受任何来自玩家A的方案，即使他或她只能得到其中的百分之一，因为拒绝即意味着一无所获。但大多数人都会拒绝过于不公平的方案，因为这样的方案违反了自己内心的公平感。在这项研究中，相对于对照组，VMPFC受损的玩家在游戏中拒绝不公平方案的几率更高。显而易见，由于这一不公平、但却有利可图的方案对他们产生的侮辱感压过了选择实用主义的原则，因此他们摒弃了那些不公平的方案。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完全的情感钝化及理性的实用主义似乎无法解释VMPFC受损患者的所作所为。

一篇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进展》的论文提出了一个更为谨慎的假设，认为理智与情感共同导致了道德感的产生。对于亲社会（忠实于既定社会道德准则）的情感而言，VMPFC区域尤为重要。这类情感包括内疚、怜悯及移情等。悲伤或亲和等状态［源自边缘系统（limbic areas，位于大脑半球腹内侧的一些皮质区以及在功能和结构上与这些皮质区关系密切的皮质下结构的总称）］与其他一些机制（例如重大后果的前瞻性评估，这类机制由VMPFC前端区域负责调节）相整合，可以促使这类情感的产生。功能性影像学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设想。我们在2007年《社会神经学》（Social Neuro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及此前的研究，都曾提及，VMPFC不仅在人们进行直接的道德判断时发挥作用，当人们被动地接受亲社会道德感的刺激因素（比如一名饥肠辘辘的儿童）时，VMPFC也会发挥作用。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自愿者作出向慈善事业捐款的选择（这是一个既有实用主义因素也有情感因素的决定）时，VMPFC前部区域会牵涉其中，这一发现发表在2006年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虽然腹内侧或下侧前额叶皮质受损会导致亲社会情感缺失，但仍保留了体验某些与愤怒、沮丧相关的负面情绪的能力［这些情绪反应更多地依赖于前额叶皮质（PFC）的边缘区域及皮质下连接（subcortical connection）］，这些或许可以解释柯尼希斯所进行的两项结论彼此矛盾的研究。例如，参与最后通牒博弈的VMPFC受损玩家被愤怒或轻蔑等情绪操控，作出了非实用主义的决策，拒绝了不公平的分配方案。然而，当面临相当困难的道德两难情境时，VMPFC患者更容易作出实用主义的选择，原因是这些患者前额叶皮质的腹内侧部分受损，导致他们的亲社会情感衰减缺失，因此在决策过程中，冰冷的理智相对于非实用主义便具有了优势。

这一解释让我们的思绪回到爱因斯坦所面临的两难困境。爱因斯坦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促使美国研制出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些威力惊人的炸弹葬送了数十万人的性命，但拜这些炸弹所赐，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爱因斯坦的理性认知压倒了情感因素，作出了实用主义的选择，这是一种冷血行为吗？我们并不这么认为。爱因斯坦的理智与情感似乎完美地共同发挥作用，充分反映了思维、情感、移情、远见、苦闷及矛盾彼此互相交织在一起，同时这些因素也是复杂的道德决策所必需的。

理智使我们成为有道德感的生物，这一度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与一些低等动物不同，我们把自己的行为方式上升为一系列道德准则，有时甚至会不折不扣地遵循。然而一些见解深刻的思想家，如18世纪的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们认为是一些温暖的情感，比如同情和怜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道德感，而不是冰冷的逻辑原则。

心理学摆脱襁褓阶段，进入实验室后，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目前有关道德根源的争论比以往吸引了更多的眼球。就像乔治·默尔（Jorge Moll）与里卡多·德奥利韦拉-苏扎（Ricardo de Oliveira-Souza）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关注这一领域发展的研究者大多是认知神经科学家。另一篇由迈克尔·柯尼希斯、利亚纳·杨及同事撰写并发表于《自然》杂志的论文，为这场道德源头的长期争论添加了一点有趣的小波澜。作者的研究表明，VMPFC受损的患者在进行道德决策时一直贯彻实用主义原则。在测试中，这些人似乎十分冷酷，仅凭逻辑计算来决定他人的生死。他们的决策与其他正常受试者所作出的非实用主义决策不同，反而与一些具有反社会人格者的反应相似。

什么才是应该的选择？

默尔和德奥利韦拉-苏扎提到，这些发现阐明了理智与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相应作用。这些结果还牵扯出一个更具争议的问题：在这些情境中，我们的道德判断本来应该是什么？在柯尼希斯的研究中，那些正常受试者由于情感因素，压抑并摒弃了实用主义选择，这是正确的决策吗？但由于研究的发现在解决伦理问题上并没有发言权，所以这一连串的质疑常常被漠视了。作了什么样的选择与应该作什么样的选择之间的界限是一条禁忌之线。如果反社会人格者与大脑受损患者作出的判断被普通人在道德上所厌恶，这难道不是证明普通人选择正确的最佳证据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我们的非实用主义倾向而自豪吗？

如果不是存在这样的事实——一些人并非反社会人格者，亦非大脑受损者，但仍然顽固地坚持实用主义选择，这样的结论似乎还站得住脚。许多既没有反社会人格、大脑也很健康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以相当严肃的态度对待实用主义选择。对他们而言，驱使我们为了“更伟大的善意”去做善事的那些情感会使我们变得懦弱，这些情感根本不应该在道德判断中占有一席之地。

能与实用主义者为友吗？

这么说吧，与选择支持哪一个球队不同，我们很难像球队拥趸那样，确定自己是否支持实用主义。这一事实是否意味着心理学面对这场争论毫无用武之地呢？

设想一下，你正从零开始，负责培育一种新的、似人的物种。你是否会剥夺这一新物种的某些大脑区域和情感反应，使它们不具有非实用主义倾向，从而确保该物种会无条件地牺牲局部利益，换取整体利益？正如西季维克的书中所述，就算对于实用主义者而言，面对这样的选择仍有很多棘手之处。我的一位经济学家同事指出，如果你认识某人，他可以把另一人从桥上推下（即使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眼不眨心不跳，那么我可以跟你打赌，他绝对不会赢得“年度好父亲”的荣誉，也不会向慈善事业捐赠，更不会忠实于自己喜爱的球队。

最终，实用主义或许才是正确的道德理论。但我们希望实用主义者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并非因为情感钝化（如反社会人格者或大脑受损患者），而是在一些特殊场合下，他们不得不把那些温暖、柔弱的情感放在一边。或许有些人具备这种调控细微情感的能力，但是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尽管那些实用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在道德上十分高尚，但这要做出情感上的牺牲，使得实用主义者看起来像一个混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