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相信陌生人
撰文 保罗·J·萨克(Paul J. Zak)
翻译 冯泽君
如果要你向后倒下,由一群素不相识的人接住你,你是否相信他们一定会接住你?当然,这个例子稍显极端,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可能每天都会“冒险”信任陌生人。与其他哺乳动物不同,人类花在陌生人身上的时间,远多于自己的亲朋好友。生活在繁华的都市中,我们每天都会面对来来往往的陌生人,但奇怪的是,我们似乎知道应该避开哪些人,也知道哪些人会帮助或至少不会伤害自己。
大脑如何决定我们在什么时候信任陌生人?过去几年间,科学家开始探索这一问题。我和同事在研究中发现,大脑产生的一种简单而原始的分子——催产素(oxytocin),可能就是问题的答案。这一结果将为揭示社交障碍症的成因、设计治疗方案提供新的思路。
“信任激素”
在研究催产素与信任感间的关系时,我们的经历有些曲折。1998年,我和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World Bank's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的经济学家斯蒂芬·南克(Stephen Knack)开始研究,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人对他人的信任度会有巨大差异。我们构建了一个数学模型,以衡量不同类型的社会、法律和经济环境对信任度的影响。研究中,我们发现,民众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这个国家越富裕;民众的信任度低,则意味着这个国家相对贫穷。一般说来,长期投资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带来更多的收入。但我们的模型显示,在信任度较低的国家,民众很少长期投资,因为这需要投资双方相互信任,相信对方会履行合约规定的义务;由于缺乏长期投资,这些国家通常比较贫穷。
我很想知道,两个人是如何决定信任对方的。既然信任可以消灭贫穷,这个问题一旦有了答案,或许能帮助决策者们构建一个可提高信任度的经济体系。研究证明,即便处于同一环境,不同个体对陌生人的信任度也大不相同,但没有合理的机制可以解释,大脑是如何产生信任感的。于是,我开始研究信任感的神经机制。
大量的动物实验显示,催产素很可能是一个“信任因子”。催产素是一种很小的蛋白分子,仅由9个氨基酸组成,它是由大脑产生的信号分子——神经递质,但也可作为激素进入血液,作用于远端组织。最初,人们认为催产素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孕妇分娩及产妇分泌乳汁。即使在今天,医生都会为一半左右的产期妇女注射合成催产素,以加速子宫收缩。不过,在血液中,催产素浓度很低,很快就会被分解,所以要深入研究它的功能,我们面临不少困难。
动物实验显示,催产素可以促进某些哺乳动物的合作行为,而合作需要信任其他动物。另外,与催产素密切相关的催产加压素(vasotocin),也能明显增进动物间的关系。进化生物学家认为,早在一亿年前,鱼类体内就含有催产加压素。在排卵期,雌鱼会对靠近它的雄鱼产生恐惧感,但催产加压素能减轻恐惧感,促进鱼类繁殖。生物学家推测,由于交配繁殖的利(产生后代和带来生物多样性)大于弊(成为其他鱼类的腹中餐),鱼类才进化出这套在排卵期减轻恐惧感的生理机制。
在哺乳动物中,催产加压素进化成了两个关系密切的分子——催产素和精氨酸抗利尿激素(arginine vasopressin)。上世纪70年代后期,科学家对啮齿类动物进行的研究显示,这些分子能使动物间的关系变得更亲密。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科尔特·A·佩德森(Cort A. Pederson)和同事证明,催产素能促进啮齿类雌性动物的育儿行为。
不久后,当时任职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的动物学家C·苏·卡特(C. Sue Carter)和洛韦尔·L·盖兹(Lowell L. Getz),找来两种在遗传和地理上都有亲缘关系的田鼠(草原田鼠和山区田鼠),继续研究催产素的功能。研究表明,雄性草原田鼠似乎更为“正直”,它们喜欢群居,终生和配偶一起生活,对后代也很关心;山区田鼠则显得比较“无赖”,它们喜欢独居,生活混乱,对后代漠不关心。卡特、盖兹以及其他研究者认为,两种田鼠截然不同的社会行为,很可能与它们大脑中催产素及精氨酸抗利尿激素受体的分布有关。一种分子要作用于神经元,首先得与神经元表面的特异受体结合。草原田鼠大脑中的催产素及精氨酸抗利尿激素受体,主要分布在负责执行“一夫一妻制”的脑区——中脑,它们通过控制神经递质多巴胺的释放,来强化雄性田鼠的“一夫一妻制”观念和育儿“责任心”。
信任游戏
尽管动物实验还不能解释信任感是如何产生的,但催产素会使动物倾向于群居的现象说明,这个小分子可能和信任感密切相关,因为信任是动物间相互亲近的先决条件。在我得出上述结论的同时,一些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可靠而便捷的方法,可以快速测量血液样本中催产素含量的细微变化。
阅读大量文献后,我发现了一条很有价值的信息:如果大脑接收到无威胁的社交信号,信号接收区就会产生催产素。正面社交信号是否会刺激大脑分泌催产素?带着这个问题,我和心理学家罗伯特·库兹班(Robert Kurzban,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我的研究生威廉·马茨纳(William Matzner)开始实验,希望能确定社会行为与催产素间的关系。
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衡量信任度的方法。对于啮齿类动物,我们只须把陌生个体放到实验对象的笼子中,然后检测无威胁行为能否增加催产素的分泌量即可;而人类对社交环境的评估要复杂得多,类似实验方案并不适用。我们对陌生人的反应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相貌、衣着等。幸运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艾奥瓦大学的实验经济学家乔伊斯·博格(Joyce Berg)和当时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约翰·迪克霍特(John Dickhaut)、凯文·迈克卡比(Kevin McCabe),设计了一个“信任游戏”,巧妙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游戏中,受试者可以把自己的钱交给陌生人,以表示对他的信任。他们把钱交给陌生人,是因为他们相信接受钱的人,会还给他更多的钱。
在我的实验室,信任游戏是这样进行的:研究人员找来受试者,如果愿意参与耗时1.5小时的实验,就能得到10美元酬劳(见上图)。我们把受试者随机分组(两人一组),同组的两人分别编为“1号”和“2号”,他们见不到面也无法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向所有受试者介绍游戏规则:1号受试者通过电脑,把酬劳的一部分分给2号(当然也可以不分),2号得到这部分钱时,金额会变成原来的3倍。比如,1号受试者决定转6美元给2号,那么2号就会得到18美元(6×3),1号剩下4美元。接着,电脑会告诉2号受试者,可以返还一些钱给1号,并提示2号,并非必须还钱,而且他的身份和决定不会外泄。2号受试者返还的金额,就是输入的金额(不会变成3倍返还)。整个实验过程绝无欺瞒,酬劳完全按照受试者的决定发放。一旦作出决定,我们便要求他们提供血液样本,以检测催产素浓度。
解读游戏
游戏中首次转账的金额(即1号转给2号),代表1号受试者对2号的信任度,而返还的金额(即2号还钱给1号),代表2号受试者的可信度——这是实验经济学家的共识。很多国家的研究人员都借鉴过这个游戏,他们发放给受试者的酬劳甚至更多。
在这次实验中,约85%的1号受试者向2号转移了部分酬劳,而在收到转账的2号受试者中,约98%的人返还了部分酬劳给1号。有趣的是,受试者们都说不清楚为什么会信任对方,或对方为什么会信任自己。但根据动物实验的结果,我推测,收到转账后,2号受试者大脑内的催产素浓度会升高,收到的金额越多,催产素浓度也越高。
检测发现,当2号收到1号的转账后,大脑的确会分泌催产素,让他们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尊重。得到的转账越多,大脑分泌的催产素也越多。为了证明催产素浓度升高是由陌生人的信任引起的,我们同时做了一组对照实验。在此过程中,受试者也会得到报酬,但对照组受试者得到的金额完全随机,即与同组人员的信任无关。对照实验必不可少,因为金钱本身也可能导致催产素浓度升高,我们首先要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们还发现,体内催产素浓度较高的2号受试者更值得信任,因为他们会向1号返还更多的钱。也就是说,当人们感受到陌生人的信任,会对信任自己的人产生良好印象。
为什么他人的信任会增加催产素的分泌量?科学家从进化的角度,提出一个可能的解释。人类的青春期很长,几乎是黑猩猩的两倍,这就意味着人在成熟以前,必须长时间接受父母的庇护。这样一来,人类的依赖性就变得很强——不仅依赖亲属,还依赖朋友、邻居和配偶。因此,能尽早和他人建立起长期关系的人,就拥有更大的生存优势。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对宠物、地域甚至车的依恋就很好理解了。
制造信任
信任游戏的结果显示,只有2号受试者(也就是接收到“信任信号”的人)才会分泌催产素,而在游戏一开始,体内催产素浓度就较高的1号受试者,并没有表现出容易信任陌生人的迹象。这个结果似乎自相矛盾,但我们在动物实验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动物实验表明,只有当个体与其他个体产生联系时,才会分泌催产素。也就是说,在社交过程中,决定我们是否信任他人的,是催产素浓度的变化值,而不是绝对值。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正面社交信号就像一只拨动开关的“手”,它决定大脑何时分泌催产素,并发出“这个人值得信任”的信号。
如果人为提高催产素浓度会产生什么效果?假设“开关理论”正确,人为提高催产素浓度后,1号受试者应该会转更多钱给2号。为了验证这一假说,我和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经济学家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领导的小组进行了两项实验。我们让第一组中的1号受试者(约200名男性)吸入催产素气雾剂,药物可快速进入大脑;第二组作为对照组,只让该组的1号受试者吸入安慰剂。结果发现,吸入催产素的1号受试者平均多转出17%的钱。此外,在第一组中,将钱全部转给2号的1号受试者数量,是第二组(对照组)的两倍。这一结果表明,大脑内催产素浓度升高,会减轻人们对陌生人的恐惧感。不过,仍有部分吸入催产素的受试者并没有对他人产生更高的信任度。显然,对这些人来说,仅升高催产素浓度,还不足以消除他们对陌生人的怀疑。
我必须澄清的是,我们的实验绝非通过操纵别人的大脑来骗钱,因为受试者并未变成没有自主能力的“机器人”。商家或政客也不可能把催产素喷到空气中,或加到人们的饮食中,来获取大众的信任。在消化系统中,催产素会被分解,口服催产素不会对大脑产生任何作用。另外,虽然静脉注射或通过鼻腔给药,能影响人体催产素的浓度,但别人很难强迫你这样做;而从空气中吸入催产素,也不会改变大脑中的催产素浓度(因此,你千万别被卖“信任瓶”的商家骗了)。
少些怀疑,多些信任
实验过程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女性受试者只得到很少的转入金额,非常沮丧。她的反应引起了我们对另一个问题的兴趣:当人们被怀疑时,大脑又会作出怎样反应?大脑中,很多系统都受到两股相反力量的调节。以进食为例。当你饿了,一种激素会让大脑发出“应该进食”的指令;当你吃饱了,另一种激素又会促使大脑发出“停止进食”的指令。社交行为也有类似的调节机制。催产素可以增进人际交往,因为别人信任你,你就会感觉良好,更乐于回报别人。我在前面提到,催产素可以刺激中脑深部区域(这一区域和奖赏行为相关,比如性行为和觅食行为)释放多巴胺,从而促进哺乳类动物的育儿行为。后续研究中,我们又找到一个恰恰相反的过程,或者说信任的反向调节机制,至少在雄性动物中,这样的机制是存在的。
当男性2号受试者被怀疑时,也就是得到较少的转入金额时,他们血液中二氢睾酮(dihydrotestosterone,DHT,睾丸激素的衍生物)的浓度会上升。越得不到信任,DHT浓度越高。DHT可以看作高纯度睾丸激素,青春期期间,正是在DHT的作用下,男性才长出体毛、发达的肌肉等第二性征。DHT浓度升高,会引发男性对身体冲撞的欲望(特别是初入社交圈时)。我们的结果显示,男性容易被怀疑激怒。
女性和男性都不喜欢被怀疑,但是女性不会表现出明显的生理反应。多数感到被他人怀疑的男性2号受试者一分钱也不会还给1号,但多数女性会按比例返还一定的金额,不管得到的钱有多少,她们倾向于返还相同比例的钱。女性似乎非常冷静,但原因还不得而知。发出怀疑信号很可能激怒别人,所以我们要学会信任,以避免引起别人的反感情绪。
在信任游戏中,我们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监测受试者,结果显示受试者信任陌生人时,中脑深部区域非常活跃,而这一区域恰好与奖赏行为有关。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收到转账的2号受试者会返还一些钱给1号,尽管这样做会使收入降低。得到信任的2号受试者产生的正面情绪,会反过来促使他变成可信的人。
实验中,大多数人是可信的,不过仍有2%的2号受试者显得极不可信,他们几乎扣留了所有钱。但奇怪的是,这些人体内的催产素浓度非常高。可能的解释是,在他们体内,催产素受体的位置没有处在正确脑区(比如不调控多巴胺释放的脑区),或受体功能失常。受体功能失常是指,神经元对催产素没有反应,不管浓度多高,催产素都不起作用。更形象地讲,极不可靠的人与反社会分子的性格类似,他们对别人的痛苦漠不关心,甚至幸灾乐祸。
消除社交障碍
目前,我的实验室正在研究催产素缺失是否与社交功能障碍有关。我们知道,自闭症患者体内的催产素浓度就较低。其他研究还显示,即使替换掉自闭症患者体内的催产素,也无法改善他们的社交能力。因此,这些患者的症状,很可能是由催产素受体不正常引起的。
与此相似,催产素受体所在脑区受损的病人,往往分不清哪些人该信任,哪些人不可靠。很多神经或精神紊乱病症都会引起社交障碍,如精神分裂症、忧郁症、阿尔茨海默病、社交焦虑症和亨廷顿病等。而催产素系统异常,可能是引起上述疾病的原因之一。后续研究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治疗思路。
在人体内,催产素的浓度作用是“动态”的,与它相互作用的其他激素及神经递质的浓度,也在不断变化。雌激素可以促进人体组织回收催产素,而孕酮对催产素的作用正好相反。生理和环境因素都能影响我们的社交活动,我们的生活经验则会不断调整催产素的作用机制,改变我们对陌生人的信任度。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中,得到别人的信任时,大脑会分泌更多催产素,促使我们向别人回报更多的东西;压力、不确定感和孤立感,则会让我们不易相信别人。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催产素的了解将越来越多,也会更清楚它们是如何帮助我们建立对周围的人,甚至对陌生人的信任感。
请 登录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