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灾后人人需要心理援助

环球科学：《科学美国人》和《环球科学》一直很关注灾后心理重建问题。汶川地震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救灾除了涉及身体健康，也涉及心理健康。作为亲自参与心理援助的专家，你们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的？

李红：公众越来越关注心理咨询，说明我们的社会进步了。地震灾害发生以后，救人和安置肯定是首要任务。但是，把幸存者安排到临时的住所或集中到空旷的广场，不能称为真正的“安置”。真正的安置应该有“家”的感觉，让当地的居民恢复到灾前的状态。地震发生的瞬间，建筑物轰然倒下，很多人被埋于废墟之中，或被落下的砖石砸伤。身体的伤痛、亲人的失踪，都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一些人会产生害怕、悲观、无助、易怒、失望等情绪，并且出现疲倦、失眠、做噩梦、心神不宁、记忆力减退等症状。在心理学上，这些症状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简称PTSD)。心理阴影会伴随受害者很长时间，甚至终生。即使时过境迁，心理创伤也难以愈合，进而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因此，有效、及时的“心理救灾”可以预防和减轻人们的心灵创伤，缺少心理援助的救灾，其实是不完整的救灾。

汤永隆：实际上，灾后心理创伤除了会引起一些情绪反应，还会出现生理反应。比如，人们出现晕眩、呼吸困难、胃痛、恶心等症状，实际上不一定是由于身体受损所致，很有可能是由于巨大的心理压力引起的。一旦这些压力得不到及时的疏导，轻者将导致神经衰弱，重者可能导致抑郁症或神经分裂等精神疾病。因此，心理救援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对灾区群众提供心理危机干预服务，减缓他们的精神恐慌和心理创伤。

环球科学：危机干预在心理重建中占有重要地位，两者的关系是什么？

汤永隆：实际上，两者的区别很大。所谓危机干预，是指对处于创伤事件的个体给予及时、适当的心理援助，防止精神崩溃，使他尽快摆脱困境。这是一个简短的帮助过程，也称为情绪急救。地震之后，我们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危机干预。

心理重建是一个长期过程，即让人们的心理状态重新恢复的过程。严格地说，灾后的心理重建应该分为应激阶段、灾后阶段、恢复和重建阶段。每个阶段都会涌现不同的心理问题，如果没有相应的心理援助，人们很难避免出现心理疾病，留下长久的心理阴影。由于地震的突发性和紧急性，我们目前的工作重心集中在危机干预，即应激阶段。

环球科学：在救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被救的群众并不惊慌，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心理素质较强，不需要心理救助？

李红：PTSD的出现在程度和时间上都有差异。地震发生以后，有的人惊慌失措，有的却异常镇定；有的人当即出现精神恍惚，有的则在几天甚至几个月后才有反应。因此，相对那些痛哭流涕的人群，我们反而更担心这些“镇定自若”的幸存者。哭泣、喊叫可以帮助人们宣泄压力和情绪。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是一种健康的压力排解方式。在救援过程中，我们特别鼓励大家把心中的害怕和悲伤宣泄出来。

实际的情况是，重大灾情发生后，多数人不愿意将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即使想表达，也存在语言障碍和心理顾虑。人们甚至不愿意和家人、朋友交流自己的感受，害怕他们为自己担心。这时候，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员就会用各种方式帮助人们宣泄情绪：催眠、移情、游戏疗法、艺术疗法等。例如对儿童的辅导，我们会采用绘画疗法：让他们浏览不同主题的漫画，使难以表达的负面情绪得到疏导。另外，辅导的语言也十分重要，有的话绝对不能说，有的话要换个方式说。不同的话语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暗示。 

汤永隆：心理重建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家人和朋友的关心，肯定会极大地鼓舞灾区群众，让他们感到温暖。但通常来说，家人和朋友更注重情绪的抚慰，是短时的；而专业的心理咨询，除了及时的情绪疏导以外，还包括后续的认知重建，是长期的过程。幸存者目睹亲朋好友以及成百上千的人顷刻丧生，自己却无法阻止，会让他们产生负罪感，进而产生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尤其是那些全家唯一的幸存者，很可能出现自杀倾向。因此，在整个心理重建的过程中，我们都会适时帮助人们调整心态、消除悲观情绪。而在灾后重建期间，我们还会建立专门的网站和热线电话，对灾区群众提供后续的心理辅导，尤其是生命价值观的重塑。

环球科学：此次受灾人数众多，而专业的辅导人员相对缺乏。西南大学的第一批心理援助队在灾区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汤永隆：救援工作主要分为集体和个人两种。目前，我们主要采用的是集体宣导。这有两个好处：一是缓解人员不足，二是适合灾后现状。李教授刚才也谈到，大多数人在灾后不愿意把心里的压力宣泄出来的。集体宣导可以覆盖更多的人群，包括很大一部分不愿意接受心理咨询的人。这样可以对大部分民众进行初步的心理辅导，安抚人心。对于严重的心理障碍人群，我们会考虑在后期，有针对性地进行个别辅导。

人们对心理辅导还存在一些误解，认为心理疾病就等同于精神分裂，即我们通常说的神经病或疯子。实际上，很多正常人在灾后也会出现心理障碍：怀疑自己的职业选择；感到自己的问题与受灾者相比微不足道；怀疑自己没有做得更好而产生罪恶感；对自己需要接受帮助觉得尴尬、难堪。我们把这些现象统称为职业困扰。这是除身体反应、心理反应之外的第三种心理障碍表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灾后人人都需要心理辅导。

李红：我完全赞同这种说法。受灾人群需要心理辅导，救援队伍也需要心理辅导。在心理援助队成立之初，我们就考虑到心理救援的复杂性，把救援的对象分成三类：灾区、非灾区和救灾人员。

地震后，很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灾区人民身上，忽视非灾区人员（在地震中没有直接受到损伤的普通民众），其实他们也需要心理援助。由于此次地震影响的范围特别广，除了新疆、黑龙江、吉林三个省，全国其他省市都有明显震感。当地群众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惊吓。以重庆为例，地震发生后不久，一些金融机构，包括银行、银监局等，都向我们提出了心理咨询的要求。这主要是由于灾后恐惧所致，也属于轻微的PTSD。

此外，我们也很关注救援人员本身的心理健康。抗震救灾中，军人和武警战士贡献巨大，但他们也是人，是人就会累，就有脆弱的一面。由于救援任务紧迫，他们会暂时忘却恐惧和劳累。一旦救灾工作告一段落，他们的心理压力就会瞬间爆发。这时候，救援者就变成被救援者，必须接受相应的心理辅导。

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人群，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人群——心理辅导人员。在对受灾人群进行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他们的心理、生理也受到巨大挑战。负面情绪和压力不断累积，如果不及时疏导，最后也会面临“决堤”的危险。这是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灾后心理重建更像是一场“接力赛”，必须考虑到救援人员自身的心理健康。

环球科学：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但两年多过去了，仍有将近7万家庭面临严重心理危机。心理重建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人们走出地震的“阴影”？

李红：坦率地说，要完全忘记亲历的灾难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记忆不是一卷录像带，可以随意剪辑。但心理重建可以减轻灾难带来的痛苦，防止群体性心理健康危机的爆发，让人们能够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强震之后，当务之急并非科学的精确性，而是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重塑人们对生活的信心。

环球科学：让灾区人民恢复心理健康是一个长期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最大程度地减轻他们的心理创伤？

李红：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让受灾群众接受现实。从心理学角度讲，震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会拒绝承认地震带来的伤痛和损失：房屋倒塌，亲人死伤，财产尽失。尤其是痛失亲人的人群，他们会在潜意识中不断告诉自己，家人还活着；或者相信，灾难的发生是自己的错。有的人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甚至会产生幻觉，仿佛看见亲人的遗体在动。对这些人群，我们更多地应该采取个别辅导，帮助他们摆脱严重的心理失衡状态，稳定情绪。

汤永隆：我认为心理救助不能脱离物质救助，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交叉的。将来城镇重建的过程中，可以由政府或企业出资，雇用当地的群众，让他们参与到重建的过程中。这对他们自信的恢复十分重要。一份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会让他们觉得自食其力，并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只有“心理救灾”与“物质救灾”同步进行，才能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