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用实验拷问哲学

如果一个杀人犯的所作所为只是一条因果链的最后一环，而追根溯源，这条因果链的形成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那么这个杀人犯还该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吗？哲学家试图通过认知科学实验来回答这个哲学问题。

撰文 约书亚·诺比（Joshua Knobe） 翻译 高天羽

可说来也怪，一群年轻的哲学家却正在往这条路上走。这些“实验哲学家”宣称，通过切实研究人为什么思其所思、感其所感，对探索最深奥的哲学问题将有所裨益。

为了在这些问题的探索上取得进展，他们用上了现代认知科学的所有方法。他们亲自开展实验，和心理学家联手共事，就连那些主要由自然科学家撰文的期刊，现在都刊登了他们的论文。

以上种种，已经掀起一场革命。尽管这股潮流在几年前才刚刚发端，但到今天已催生了数百篇论文，不断产生惊人的结果，也为论辩各方提供了一些相当有力的观点。

乍一看或许有些离谱，好像是哲学家抛下了哲学，踏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可是仔细想想，这种新方法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古怪。在通常的科研项目中，科学家都会运用一定的工具（比如天文学的望远镜、生物学的显微镜之类）。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在工具本身花多少心思，只是用这些工具来探索某个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

不过，科学家还是偶尔会对工具获得的信息感到困惑不解。有时，一些信息令人难以置信；有时，它们和现有的理论对不上号，甚至背道而驰。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对策就是暂时抛开研究对象，转而审视工具本身。你甚至可能发现，要解决天文学的某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对望远镜开展科学研究。

哲学家倒是不大用得上望远镜或显微镜，大多是使用一种很特别的工具：大脑思维，我们的事业正是由大脑所产生的种种观念推动着。

不过说起工具，哲学和科学的基本原则还是相同的：一般来说，我们不会过多考虑大脑的工作方式，仅是用它来研究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可这个方法也有行不通的时候。有时，我们的大脑思维会将我们朝两个不同的方向拉扯，就像头脑中有两个不同声音对同一个问题给出了相反的答案。这种时候，研究大脑思维本身，以科学的眼光追溯自己和别人的哲学观点，可能就会有所帮助。

这就是实验哲学产生的原因。它的基本理念是，如果能更好地理解哲学背后的心理机制，就能更好地判断哪些哲学观点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靠、会误导人、应该抛弃的。

我们希望，这项工作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们在重大哲学问题上的看法：人为什么会相信自由意志？人们是否将自己的道德判断看作是客观真理？这些问题一旦澄清，就可以在法学、伦理学和其他领域发挥实际作用。

杀人犯是否有罪？

假设你目击了一场谋杀案。看着眼前的现场，你或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凶手对他的所作所为负有道德上的责任，而且完全应当受到惩罚。再假设你暂缓定夺，开始以哲学的角度思考案件：这个凶手的行径或许是他的某种精神状态导致的，而这些精神状态又或许是由更早的一些事件造成的……所以说到底，他的作为或许只是一条因果链的最后一环，而追根溯源，这条因果链又或许是源于他的基因和他周围的环境。如果他的品行真是由那条长链塑造的，那么他真的应该对自己的作为负有道德责任吗？对这个问题，有的哲学家说是，还有的说否，两个阵营之间往来辩论，无休无止。

这，就是历史悠久的自由意志问题。

在自由意志的问题上，我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实验哲学家肖恩·尼克尔斯（Shaun Nichols）共同提出了一个观点：以前的种种分歧，可能都发端于人类两种认知方式的对立。或许，抽象的、理论的反思能力让我们用一种方式思考，而更加直接的情绪反应却将我们推上相反的方向。先是一种冲动告诉我们：“理性地思考一下，凶手的行为只是一条复杂因果链上的一环，他既不是完全自由的，也无需完全负责。”接着另一个冲动又插了进来：“慢着！那家伙可是个杀人犯！他的行为必须受到谴责。”

我和尼克尔斯设计了一个实验，我们先让参与者设想一个虚构的宇宙（就叫它“宇宙A”吧），在这个宇宙里，所有人做的所有事都完全由一条通向过去的因果链决定。

接着，我们将参与者随机分配到两组中的一组，然后向其中的一组提出一个旨在激发抽象理论思考的问题：

在宇宙A中，人在道德上是否应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

另一组参与者听到的是一个很具体，甚至有些凄惨的故事，目的是激发组员的情绪反应：

在宇宙A中，一个名叫比尔的男人喜欢上了自己的秘书，他认为和秘书结合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杀死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他还知道，如果家里着火，那就谁都无法在火灾中幸免。于是在一次出差前，他设置了一部机器，用它点燃房屋，烧死家人。对于谋害妻儿的行为，比尔是否在道德上负有全责？

在所有参与者当中，那些被问到抽象理论性问题的人倾向于答“否”——没有人能在一个决定性的宇宙里负有道德上的责任。而那些被问到第二个具体问题的人，则倾向于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比尔的确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换句话说，在抽象层面上，人会宣称在决定性的宇宙中无须承担道德责任，可一旦了解到特定个体的卑鄙行径，他们又会坚持此人应当在道德上负责，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样的宇宙里。

尽管我们的初次实验规模较小，参与者只有几十个美国大学本科生，但在此后的几年里，就有不少人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更加严谨的研究。其中一个实验的样本数（参与者超过1 000人）比我们大得多，还有一个实验则考察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印度、中国香港、哥伦比亚和美国人）在抽象事件上的直观感受。每一个新研究都会证实我们那次实验的结果。到这个份上，我们似乎真的发现了一种真实可信的效应，但我们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应？它是否真的反映了抽象思维和具体思维的差别？要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探索，我们需要在研究中采用几个稍有些不同的方法。

美国犹他山谷大学的实验哲学家克里斯丁·维格尔（Christine Weigel）提出了非常精妙的检验方法。在实验中，维格尔让所有参与者想象自己参加了一个主题为自由意志的哲学讲座。这次想象中的讲座先是对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讲解，然后又引出了前文中的例子：一个男人在决定性的宇宙中杀死了自己的妻儿。此外，维格尔还对实验程序做了细微修改：他让部分参与者想象这场讲座是“几年前”发生的，让另一部分参与者想象它是“几天前”发生的。

表面上看，这个修改似乎和自由意志的问题搭不上边，但实际上，它却和人类的认知有着莫大关联。一系列实验显示，想象一个发生在遥远时刻的事件会启动一种不同的认知过程，这个过程更抽象、更理论化，层次也更高。

换句话说，发生在遥远过去的故事会引发更具反思性的过程（“理性地思考一下……”），而发生在不久前的故事会引发较为具体的直观感受（“慢着！那家伙可是个杀人犯！”）。维格尔对实验程序的修改显然改变了人的直观感受：那些想象讲座发生在几年前的参与者较少认为，人在决定性的宇宙里也必须承担道德责任。

看来，有一点已经越来越明确：和自由意志有关的复杂认识与内心冲突，的确源于两种认知方式的冲突——一种是比较抽象的理论判断，另一种是比较具体的情绪反应。除此之外，人们在特定时刻的处境也会显著影响他们的道德立场。

更“开放”的相对主义

当然，仅在几项初步研究中得到支持，并不能证明这个假说就是正确的。比如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的实验哲学家艾迪·纳米亚斯（Eddy Nahmias）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竞争假说，其中完全不包含理智和情感的冲突。对于那些研究，哲学家还有一个共同看法，那就是目前从实验中取得的证据，还不足以解决这个领域的所有重大问题。但无论怎么说，我们都无疑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尽管未来工作还有许多，但我们已经开始用实验方法探索人类对于自由意志的理解，并试图揭开它的心理基础了。

行文至此，我探讨的可能都是有些深奥、有些学术的问题。不过，对于当前道德争论中的焦点问题，实验哲学同样可以给人启发。

想象一下，有两个名叫“斯文”（Sven）和“歇斯”（Xiex）人，他们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斯文说：“打人是不道德的。”而歇斯说：“打人完全没错，它只是显示力量和勇气的一种方式。”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是，斯文和歇斯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他们一定有一方是错误的吗？或者，在打人的事情上并没有正确答案，两者在自身文化的价值体系里都是正确的？

在哲学家探讨的、各种复杂的理论问题中，上述问题在西方文化中引起的争议是最大的。各路校园激进分子总是在说，这世界上没有单一的道德真理，道德根本就是相对而言的；比较保守的思想家则往往坚持道德真理的客观性。不久前，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也高调地介入了这场争论，宣称道德相对主义会“造成道德或智力上的混乱，使人品格降低，丧失自尊，甚至陷入绝望”。

为了揭示这场争议的心理基础，美国密歇根理工大学的心理学家爱德华·T·科克里（Edward T. Cokely）和希莱纳大学的哲学家亚当·费尔兹（Adam Feltz）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先给参与者讲了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物在一个道德问题上有着相反的意见，然后他们问参与者是否一定有一方错了（反相对主义），还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绝对正确的立场（相对主义）。科克里和菲尔兹还在实验中设置了一个有趣的转折。

他们给每位参与者发了一份标准量表，用来测试一个名为“经验开放性”（ openness to experience）的人格特征。量表的目的是判断哪些参与者对新的经验比较开放，哪些又比较保守。测试结果揭示了一个显著的相关性：参与者在经验开放性上得分越高，就越容易认同相对主义的立场。

这些研究产生了一个有关相对主义来源的假说：道德相对主义的倾向，或许和心态的开放程度有关。人在见识到其他观点和其他可能的生活方式时，就会受到相对主义的吸引，这时，他们会对其他可能性敞开心扉，在想象中接纳这些可能性。

为了验证这个假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杰弗里·古德温（Geoffrey Goodwin）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达利（John Darley）设计了一个很有创意的实验。他们向参与者提出了一个逻辑谜题，要求他们判断一块绿色积木是否位于一堆积木的顶端。这道谜题表面上简单，其实暗含陷阱：要得到正确答案，解题者就得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因此，实验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各种解题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相对主义上的直观感受。出人意料的是，两位研究者又一次在实验中发现了显著的相关性：那些解出正确答案的人特别容易接受相对主义的立场。

至此，一些共性开始出现了。不同的研究者用不同的方法，做了一系列不同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相对主义的人能够敞开心扉，接受其他可能的观点。这个结论或许能让我们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哲学争论，产生一些哲学家盼望已久的深刻见解。

实验：哲学新工具

为了论证方便，让我们权且做几个假设：实验哲学能继续取得进展，所有实证问题（empirical question）都能得到解决，对不同哲学观点背后的认知过程都能有确切的认识。即便这些假设都成立，我们还是无法解决那个位于哲学辩论中心的本源问题——这些哲学观点是对还是错。可以说，这个问题在本质上就不同于那些最终能通过实验解答的问题。或早或晚，还是会有人坐回椅子上，试图以一己之力，对这些哲学问题展开冥思苦想。

从本质上说，上面这个观点是很合理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会接受。不过，如果用它来反对实验哲学，可就大错特错了。没人说过哲学家应该摒弃其他思考方式，专心投身实验，因为实验研究应该只是哲学探索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实验哲学只是往哲学家的工具箱里添了一件新工具罢了。当我们坐在椅子上，在不同的信念间左右角力的时候，对制造这些信念的认知过程多一点了解，有时还是有好处的，偶尔甚至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