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从婴儿身上，伊丽莎白·斯佩尔克找到了关于人类思维方式的某些重要答案。

假如你先天失明又突然复明，那么，你能够通过视觉，把过去通过触觉了解的东西——例如，方形与圆形区分开吗？花朵看起来还像你触摸过的花朵，面孔看起来还像你触摸过的面孔吗？或者，它们都变成了一些令人困惑的图案？你会以何种方式开始认识视野中突然出现的这么多物体呢？如果我们天生一无所知，怎么又能认知事物呢？

针对这些问题，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斯佩尔克(Elizabeth Spelke)找来能够给出最佳答案的人：婴儿。她的实验室在威廉·詹姆斯大厅(William James Hall)里，那里面很挤，满屋子都是婴儿和对婴儿感兴趣的研究人员。斯巴克通过对这些不会说话和走路，甚至连爬都不会的婴儿进行测试，解开了人类认知领域中的某些难解之谜。照她的话说，她对评估这些婴儿有着“永不满足的欲望”。她实验室的同事通过网页、传单、给日托中心和儿科医生写信等形式，向所有人征求小志愿者。这些小受试对象坐在妈妈腿上，目光追逐着舞台道具，而斯佩尔克一帮人则通过观察来测试他们对数学、语言、物体、空间和运行的早期理解能力。

斯佩尔克的发现使我们对人之初(出生头几天、头几个星期、头几个月)认知能力的观念作出了重大修正。通过试验，她为我们提供了到目前为止，关于先天生成和后天培养、先天特质和后天特质最为充足的证据。斯佩尔克关于婴儿各种能力的研究成果，成为搞清楚人类认知问题的关键。

她根据自己对人类认知问题的深刻理解，提出“核心技能(core knowledge)”理论，这个理论尽管尚有争认，但轮廓清晰。根据这个理论，人人都有与生俱来认知世界的基本技能。她说，这种核心技能为我们毕生所学的一切打下了基础，使我们成为优秀的人类。她的理论使她荣获2000年美国心理学家学会颁发的威廉·詹姆斯学会特别会员奖(William James Fellow Award)。她的研究表明，尽管人们之间存在差异，但我们的共同点却比我们认识到的要多。

儿童世界，清晰而非混乱

斯佩尔克研究方法的核心，就是对“优先注视”——婴幼儿对新奇和不同事物注视较长时间——的观察。反复让儿童看玩具兔，婴儿注视它的时间就会逐次缩短。但是，如果第10次给他看的是4只耳朵的玩具兔，而这个婴儿注视的时间较长，那么我们就知道他能辨别4和2。这种方法巧妙地避开了婴儿在语言和定向运动方面的不足，研究人员只须集中精力观察婴儿能够很好控制的一件事：注视物体的时间。

研究“优先注视”的方案并不是斯佩尔克发明的。这个方案要归功于美国西储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F·范茨(Robert F·Fantz)，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发现，黑猩猩和婴儿对新奇的东西，注视的时间较长。通过向婴儿展示各种高度受控的场景(通常在类似于舞台的包厢内)，研究人员可以测试婴儿的鉴别能力和感知能力，可以观察场景中哪些变化让婴儿感觉新奇。

通过这种基本方法，范兹和其他研究人员很快地发现，婴儿眼中的世界，并不像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890年设想的那样，是一个“模糊的、闹哄哄的混乱”世界。婴儿很容易理解世界。例如，范茨和其他研究人员发现，新生儿能够区分红色与绿色；两个月的婴儿能够辨别所有的原色；而3个月的婴儿喜欢黄色、红色胜于蓝色、绿色。他们还发现：新生儿能辨别母亲的面孔和陌生人的面孔(除非两个大人头上都围着围巾)；4个月的婴儿能认识熟人；6个月的婴儿能理解面部表情。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就认识到，人生的第一年是一个爆炸性发展期，其发展速度远比他们此前想象的要凶猛得多。

斯佩尔克还在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读书时，就被这项研究吸引了。从1967年到1971年，她与哈佛大学儿童发展心理学家杰尔姆·卡根(Jerome kagan)一起从事研究工作，并且很快就发现，通过分析儿童来研究人类基本认知过程的那种兴奋，使她着了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继续从事这项研究，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尔·J·吉布森(Eleaner J·Gibson)是她的导师。吉布森是少数几个“国家科学奖”得主之一。她通过自己的一些一流实验，揭示出许多关于婴儿认知方面的东西。吉布森最著名的实验是“视觉悬崖”：一块厚玻璃铺在桌面上，且从桌面两端延伸出去。爬行的婴儿能否避开这种明显的坠落危险？结果表明，大多数儿童都能。这一发现修正了婴儿空间视觉理论。

在如此杰出人物的指导下，斯佩尔克也忽然琢磨出自己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验。我们在她哈佛大学办公室交谈时，她回忆说：“一天晚上吃饭时，我和一位同学正在思索：当婴儿视听某物时，他们感觉(关于同一事件的视觉和听觉)它是两种毫不相干的东西呢，还是能够将视觉和听觉联系起来？怎样才能搞清这个问题？突然，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一幅图像，两个视觉事件肩并肩地走着，就像电影一样，它们中间有一个扬声器，使你能够将一个事件的视觉切换到另一个事件的视觉。那么婴儿会转过头去，注视与扬声器正在播放的与配音相匹配的那个事件吗？这个实验变成了我的博士毕业论文。这是我第一次能够从一个普通问题——我们如何根据多种感觉在大脑中构筑一个完整世界——着手进行研究，并将这个问题转化为简单得近乎荒唐的‘优先注视’实验。事实上，这个实验最终获得了成功。”

果然，斯佩尔克发现，婴儿能够将视觉和听觉联系起来，当配音变化时，他们注视的目光会前后切换。就这样，斯佩尔克开始了通过直接在婴儿身上进行实验来思考重大问题的职业生涯。混合感觉法也适用于突然复明的盲人，他们面临同样的“结合问题”，即大脑是如何将各种不同的感觉信号整合成一个完整印象的？斯佩尔克没有回答如何整合这些印象，但他的确令人信服地表明，这种能力似乎是先天的。

先天技能

这些年来，斯佩尔克魔术般地设计出许多其他一流的和富有成果的项目，通过这些项目来研究认知领域中物体和面部识别、运动、空间导向、数量比较(把握数字关系)等问题。她说，能够想出一些简单而十分有效的实验方案，是“因为我像一个3岁孩子那样思考问题”。通过向婴儿展示运动的物体，然后再改变其逻辑速度和运动路径，她发现，即使是4个月的婴儿，也能够推断运动着的物体应继续运动；但是要长到8个月，婴儿才能够掌握惯性原理，明白物体运动的路径应一致而光滑。通过向婴儿展示一排排数目不等的盘子，她发现6个月的婴儿能够辨别8与16，16与32；但不能辨别8与12，或16与24。通过让婴儿观看成人走到桌边，抓取桌面上两个物体中的一个，她发现 12个月的婴儿能够从这个人注视物体的眼神中，判断出他会抓哪一个，但8个月的婴儿却不具备这个能力。

这样一些巧妙设计，给出的数据越来越多，斯佩尔克经常看到同事们[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法国数学家出身的认知神经心理学家斯坦尼斯劳斯·德阿纳(Stanislaus Dehaene)和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苏珊·卡赖(Susan Carey)]的展示或在与这些同事合作时受到启示，并开始发展她的核心技能理论。斯佩尔克说，核心技能系统是一些与生俱来的神经元“组件”，这些组件负责构建人、物、空间关系和数量，比较大脑表象(menteal representation)。这些核心技能组件使婴儿能够对各种感觉进行整合，乔姆斯基认为，它们有点类似于构成一切人类语言基础的高深语法。

在复杂程度方面，婴儿的这些系统与非人类灵长目动物的神经元组件相当，这意味着演化发展过程源远流长；6个月的婴儿对数字、空间、物体和面孔的认知能力和成熟恒河猴的极为相似；斯佩尔克的看法是，这些认知工具，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掌握一项更复杂的技能和一门更复杂的知识——口头语言、数字运用或其他抽象思维——打下基础。核心技能构成帮助我们度过一生的健全认知结构的基础。而我们却几乎完全忽视了它。

斯佩尔克说：“即使是成年人，大部分人的核心技能也仍在帮助我们应对世界，指导我们选择通过特定环境的路线，让我们明白街上行驶的汽车是否会撞上我们，或下落的物体是否会击中我们，甚至包括我们在交谈中所说过的话——而这一切中的大多数都是完全无意识的。我们所做的事情中有多少是我们很少考虑的呢？绝大多数都是。我们靠这些结构复杂的认知系统行事，而它们通常却并未被我们觉察。我认为这又是一个标志，我们的大多数认知过程都和儿童极为相像，都建立在婴儿时就具备的核心技能的基础之上。”

先天能力，男女平等

斯佩尔克的这种观点就是哲学家们所谓的天赋论——我们的某些特质是与生俱来的。它们是先天生成的而不是后天培养的。斯佩尔克很清楚，这将她置于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论及先天能力，就会招来这些能力存在先天差异的猜测。2005年春天，斯佩尔克发现自己卷入一场关于这种可能差异的激烈辩论中，当时人们再三征求她对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Lawrence Summer)所说过的一番话的观点。萨默说：生物学方面的某些差异，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学数学、物理专业女性所占比例如此之少。当然，斯佩尔克就成了辩论这个话题的最佳人选，这不但因为她是哈佛大学成就很高的杰出科学家，而且，还因为她研究的恰恰就是让萨默感到纳闷的先天能力。虽然从性格倾向上，看不出她是一位爱争吵的人，但在交谈中，她表现得头脑敏捷、言谈风趣、见多识广、反应灵活。斯佩尔克优雅地挺身而出，担当起驳倒萨默这种观点的任务。

“如果按萨默的方式看问题，”她坐在办公室沙发上，身体前倾，狡黠地笑着说，“那么要像我一样研究先天认知能力，就应该研究性别差异。事实上，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研究性别差异，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性别差异。但既然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她摊了摊双手，又合起来，然后坐回沙发，微笑着——“我很高兴向他讲述我们的工作。”

即使不是直接的，萨默也招来许多闲话。正如斯佩尔克在若干访谈中与作为同事、朋友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的一次高姿态辩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几十年研究的大量证据表明，婴儿和刚会走路的孩子，即使有先天的性别差异，也很小。在早期阶段，文化的影响是最小的，性激素水平却极高，但基于性别的差异并未在构成数学思维基础的种种技能中表现出来。例如，让4岁的孩子进入形状不同的房子，在墙角处藏一物体，再让4岁的孩子闭上眼睛转圈，然后让他寻找这个物体。一些孩子能够迅速地重新确定自己在房间的方位，并找到藏起的物体，而另外一些则不行。然而，能够成功找到物体的男孩和女孩的比例是相同的。因此，正如斯佩尔克在与平克的辩论中所指出的，尽管“数理推理有生物学根据，但这些先天认知系统在男性和女性中的发展是等同的”。

斯佩尔克是一位大方的乐观主义者。她相信，随着我们对认知能力理解的不断深入，对人们素质进行划分的情况最终将会减少，而不是增强。她告诉我：“一些人认为具有先天能力这一思想是一种威胁，因为它似乎在诱导着这样一种观点——某些人天生就比别人强。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位关于基本核心认识能力的先天论者，那也会使你成为一位关于性别间存在差异的先天论者吗？那些关于存在生物学家证据的陈述，会迅速发展到这样一种结果，即最终会被借助于解释一切问题。但是，你得对使用什么样的资料非常小心。” 斯佩尔克说，那些似乎表明存在先天差异的资料源于或然性研究(problematic study)，其结果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区别对待男孩和女孩的父母，到用更加怀疑的眼光审查同一工作女性应聘者申请表的大学老师。萨默准是对最后一点上了心：2005年5月份他宣布，哈佛大学将在10年内，在教师队伍建设上投入5,000万美元，用于招聘和支持女性和少数民族员工。

同时，在未受文化污染的婴儿身上获得的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性别之间、种族之间的认知能力高度一致。“我们正在获得人人皆有的复杂而丰富的核心技能系统的证据，”斯佩尔克说，“在这样一个充满冲突的世界里，我认为那才是我们急需的。”      

■通过分析儿童来研究人类基本认知过程的那种兴奋使斯佩尔克着了迷。

■关于女性数理能力的一番话引起争论之后，萨默宣布将拿出5,000万美元招聘和支持少数民族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