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以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曾处于极端贫困(按照国际标准，即每天收入在1美元以下)之中。人类历史大部分时期都笼罩在饥荒、分娩死亡、传染性疾病和其他无数灾难事故的阴影之中。随着1750年工业革命兴起，人类的悲惨境况便开始改变。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使全球越来多的人口能摆脱极端贫穷的困境。

250年后，在全球65亿人口中，有50亿以上的人能够完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因而可以说，他们的确摆脱了以前影响其日常生活的不安定因素。然而，目前地球上仍有1/6的人口还在日夜操劳，以满足部分或全部基本生活需要，例如，足够的营养、洁净的饮用水、安全的住所和卫生服务以及基本健康医疗条件。他们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一美元或更少，缺乏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因为缺乏食物、安全饮用水、医药或其他基本生活需要，每天有两万多穷人死去。

持续的科技进步和财富积聚，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经济繁荣，使人们看到了完全消除极端贫困的曙光。在有些人看来，这一愿望似乎有点异想天开，然而在过去25年间，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进步，由此证明这一愿望是可以实现的。此外，据预测，全球人口增长将在21世纪中叶趋于稳定，这也将有助于减缓人口对地球气候、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压力，而这些压力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化为乌有。

虽然经济增长已经证明人类拥有使大多数人摆脱极端贫困的惊人能力，但是进步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绝非命运使然。要消除极端贫困，仅仅依靠市场力量和自由贸易还不够。许多最贫困地区已陷入一种贫困陷阱：对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系统和其他基本生活需要，它们缺乏金融手段进行必要的投资。但是，如果全球共同努力，那么这种极端贫困则是可以终结的，如果全球贫困国家能实现2000年联合国千年峰会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那么它们将大有希望。开发机构、国际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社团遍布于发展中世界，组成了一支富有献身精神的队伍，已组建起一个全球性专门知识与友好亲善的支持网络，这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2005年1月，为联合国千年计划(U.N. Millennium Project)服务的我和我的同事们，公布了一项计划，即到2015年将使极端贫困比率减少50％，并实现其他一些旨在减少饥饿、疾病和环境恶化的量化目标。在我的新书《终结贫困》(The End of Poverty)中，我认为，如果能实施一个大规模的目标化公共投资计划，那么到2025年，人类就能像在全球消灭天花一样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对于这一设想存在着争议，因此我也乐于有这种机会阐明其主要论点，并回答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

超越常规范围

过去几年间，经济学家摸清了一些国家的发展方式及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一种新型开发经济学必将出现——它以科学理论为可靠后盾，类似于现代医学的“临床经济学”。医学专业人士知道，疾病起因于大量相互作用的因素和条件：病原体、营养、环境、衰老、个体及群体遗传学和生活方式。他们还知道，正确治疗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拥有一种对病源的个体化诊断能力。同样，开发经济学家需要更好的诊断技能，以认识经济病征背后的种种病因，其中包括除传统经济学知识范围之外的许多病因。

富裕国家的舆论，常常把极端贫困归因于穷人本身带来的缺陷，或至少归因于当地政府带来的缺陷。种族一度被认为是决定性因素，后来又归因于文化：宗教隔离和禁忌、种姓等级制度、缺乏工商企业家精神、男女不平等。随着宗教和文化范围进一步扩大，人类社会已经取得相对繁荣，上述理论已经显得黯然失色。此外，一些社会逐渐变为城市社会，经济上也取得进一步发展，某些据称不可改变的文化(诸如生育选择和性别与种性等级角色)，事实上已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常常是巨大的。

最近，一些评论者一直对“管理不良”群起而攻之，而“管理不良”常常是腐败的代名词。他们认为，极端贫困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相关政府未能发展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和禁止行贿受贿。据说，如果这些政府改变它们的行为，那么它们的国家也会兴旺发达起来。一些发展援助计划多半已成为一系列涉及良好管理的讲座。

由于目前可获得跨国数据和历史资料，因而专家们能进行更多的系统分析。虽然争论仍在继续，但是大部分证据表明，政府管理固然很重要，但并非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工商业界领导人实际上都觉察到许多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比一些发展缓慢的非洲国家还要腐败。

地理(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地形以及邻近通商路线和重要市场)至少与良好管理一样重要。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认为高运输成本(high transport cost)阻碍了非洲和亚洲内陆地区的发展，诸如热带地区沉重的疾病负担那样的地理特点，也造成了影响。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泽维尔·萨拉-艾-马丁(Xavier Sala-i-Martin)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再次证明，一些疟疾缠身的热带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比那些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国家要缓慢。而好消息就是，虽然地理因素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运，但并不决定其命运。技术能弥补地理因素带来的问题：灌溉系统可以应对干旱，道路和移动电话可以克服隔绝状态，预防措施和治疗方法可以战胜疾病。

另一种重要见解就是，虽然减少极端贫困最有力的方法在于促进经济全面发展，但正如涨潮一样，未必能托起所有的船，一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提高，但如果这种收入分配不均，那么穷人几乎不会受益，极端贫穷者的钱袋可能依然空空如也(尤其在一些处于不利地理位置的地区)。此外，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由市场现象，它需要政府的一些基本服务：基础设施、健康医疗、教育以及科技创新。因此过去20年中，华盛顿多次建议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应该削减开支，为优惠私营企业创造空间，然而这些建议都成了无的放矢。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政府在关键领域投资方面的开支，尤其是当它的作用惠及最贫穷的穷人时，其本身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刺激。

贫困陷阱

对于当今在贫穷困境中陷得最深的非洲地区来说，这些见解到底告诉我们些什么呢？50年前，热带非洲大致与亚热带和热带亚洲一样富饶，但在亚洲迅速崛起之时，非洲却停滞不前。一些特殊地理因素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在这些因素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存在，喜马拉雅山脉造就了南亚的季风气候和庞大水系。在过去50年间，灌溉良好的农田成为亚洲迅速摆脱极端贫困的起跑线。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绿色革命，引进了高产谷物、水利灌溉和化肥，从此结束了饥荒、疾病和绝望的恶性循环。

绿色革命把大量劳动力释放到城市寻找制造业工作。反过来，城市化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不仅是通过为工业和创新提供用武之地，而且还通过促使在健全和熟练的劳动力进行更大投资来实现的。城市居民减少生育率，因而能把更多的钱花在每一个小孩的健康、营养和教育方面，城市小孩的上学率高于农村小孩。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系统的出现，城市人口的患病率也低于农村人口——农村一般缺少安全饮用水、现代卫生服务、专业医疗保健，也缺乏对疟疾那样的媒介传播疾病的预防措施。

非洲未曾经历过绿色革命；热带非洲缺乏广阔的漫滩，而漫滩对亚洲大规模的低成本灌溉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非洲的降雨量也变化无穷，而且贫困的农民一直买不起化肥。最初的绿色革命研究以农作物为重点，尤其是水稻和小麦，这些农作物在非洲并未广泛栽种(近几年已经开发出了一些适合非洲的高产品种，但是它们仍未得到广泛传播)。实际上，非洲大陆的人均粮食产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其人均热量摄取量为全球最低；食物短缺呈蔓延之势，其劳动力仍被束缚于少有余粮的农场经营上。

与其农业困难相对应，非洲还承受着难以克服的热带疾病重担。由于气候和地方性蚊类，疟疾在非洲的传播比其他地方都要厉害得多。高运输成本也隔断了非洲的经济联系，例如在东非地区，由于那里是非洲内陆降雨量最多的地区，因而大部人都生活在那里，可是该地区却远离港口和国际通商路线。

世界上其他贫困地区的情况也相差无几，特别是安第斯山脉、中美洲高原地区和中亚地区的内陆国家。由于经济隔离，它们无法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石油、天然气和贵重矿物开采除外)——投资者往往因为与内陆地区有关的高运输成本而却步，乡村地区因此仍陷入贫穷、饥饿、疾病和文盲的恶性循环(vicious cycle)之中。贫困地区缺乏足够的国内储蓄来进行必要的投资，因为大多数家庭都只能勉强糊口，而极少数高收入家庭积攒的储蓄，也都存放于海外而非国内。这种资本外逃不仅包括金融资本，而且还包括以技术人员形式出现的人力资本——医生、护士、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常常将改善经济状况的机会和希望寄托于国外。反常的是，这些最贫穷的国家常常还是资本的净出口国(net exporter)。

将钱用于解决温饱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来克服这些困难，推动经济发展。疟疾可通过使用蚊帐、在室内喷洒杀虫剂和提高医疗水平等方式来加以控制；一些土地贫瘠且常年干旱的非洲国家，可大大受益于滴灌和更多地使用化肥；内陆国家则可通过铺设的公路网、机场和光纤电缆相互联系起来。当然，所有这些项目都要花钱。

像中国那样的许多大国拥有一些繁荣地区，这些地区可以帮助其落后地区的发展。例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目前正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当今大多数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较小国家，在紧要关头都从外部捐赠国那里接受了某种资助。构成绿色革命基础的关键科技创新，曾经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而这些技术在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推广，也得到了美国和其他捐赠国政府以及国际开发机构的资金支持。

在联合国千年计划中，我们列出了帮助当今贫困地区所需要的投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覆盖了健康、教育、水、卫生服务、粮食生产、道路和其他关键领域的基本需要。我们已经对那种援助给出了一个估计数量标准，还估算出了穷困家庭本身和国内机构所能提供的资金数量。而其余费用，则是国际捐赠者必须填补的“财政缺口”。

对于热带非洲而言，人均年投资总额达到110美元。就具体情况而言，世界这一地区的人均年收入为350美元，其中大部分或全部收入仅够维持生活之需。总投资项目的全部成本，明显超过这些国家的资金提供能力。在这110美元中，或许有40美元能在国内筹措，因而其余70美元则需要以国际援助的形式来加以解决。

全球援助金额全部加到一起，每年约为1,600亿美元，为目前富裕国家提供的800亿美元援助预算的两倍。这一数字约占那些富裕捐赠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0.5％——不包括像战后伊拉克重建和印度洋海啸救援那样的其他人道主义援助项目。为了也满足这些需要，一个合理的数字应该为GNP的0.7％，这个数字是所有捐赠国家长期以来所一直承诺的，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履行了承诺。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银行和英国政府在内的其他组织，也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

我们相信，到2015年，这些投资项目应该使最贫穷国家将贫困人口减少50％，如果将这一工作继续下去，那么到2025年则可完全根除贫困。这些投资并非是劫富济贫的“福利金”(welfare payments)，它们的作用要远远重要和持久得多。刚好生活在贫困生存线(subsistence level)之上的人应该能够为他们的未来储蓄；他们能够汇入到提高收入、储蓄和技术流入的良性循环(virtuous cycle)之中。我们应该为10亿人脱贫助一臂之力，而不是发放施舍物。

如果富裕国家无法进行这些投资，那么它们就被迫在长时期内不确定地提供或多或少的紧急援助，它们将面临饥荒、流行病、地区冲突和恐怖分子猖狂活动的传播，它们将不仅让贫困国家而且也让自己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长期政治不稳定，人道主义危机，安全经常受到威胁。

目前，这种争论正从极端贫困的基本诊断和资金需要量计算，转移到如何能提供最佳援助的实际问题上。许多人认为，在过去，有些援助计划业已失败，因此必须小心谨慎，以免重蹈覆辙。当然，这类问题中有一些是言之有理的，而另一些问题则是由于误解所引起的。

当民意调查者询问美国人，请他们说出自己认为美国提供的外援有多少时，他们大大高估了这一数额——高达实际数额的30倍之多。如果认为已捐赠的钱如此之多而几乎未起任何作用，那么公众就会断定这些计划已经“失败”。而实际情况却完全不一样，美国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官方援助，年均20亿美元到40亿美元，即每个非洲人大约3～6美元。大部分这一援助都以“技术合作”(落入咨询顾问的腰包)、饥民食物捐赠和取消未付债务的形式出现。这种援助几乎从未能投资于改善健康、营养、粮食生产和交通运输条件。在决定这种外援是否有效之前，我们应给外援一个公平的机会。

第二个普遍的误解，则涉及腐败可能消耗掉捐赠款的程度。过去，有些外援确实最终进入了像瑞士银行那样的账户里。如果这些资金出于地缘政治学的目的而不是为发展经济而提供的时候，那么腐败的情况便发生了；冷战期间，美国对扎伊尔(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蒙博托腐败政府的支持，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援助一直瞄准经济发展而非政治目标时，那么其效果就一直不错，这类例子包括绿色革命，到根除天花，再到小儿麻痹症接近根除的状态。

我们所提倡的一揽子援助方案，主要针对那些管理良好、操作透明度已达到适当程度的国家。在非洲，这些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加纳、马里、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这笔钱不应仅仅扔给它们，而且还应根据一份详细的监督计划来提供援助，并且新的援助资金只应在项目得以实际完成时才予以提供。将许多这类资金直接提供给村镇，从而把中央政府挪用援助款的机会减少到最低程度，所有这些计划都应加以严格审查。

西方社会往往把外援看成是付诸东流的金钱。但是如果提供得当，那么一笔投资有朝一日会产生巨大收益，就像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和东亚的援助那样。通过经济繁荣，当今的一些贫困国家将使自己摆脱无穷无尽的施舍，它们将为科学、技术和商贸的国际进步做出贡献，将摆脱政治不稳定的影响(政治不稳定会让很多贫困国家长期处于暴力、毒品交易、内战乃至恐怖分子掌权的混乱状态中)，而我们自己的安全也将得到巩固。正如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2005年初所写的那样：“没有安全就不会有发展，而没有发展也就不会有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