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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领域里，嬉笑怒骂的讽刺文学已经成为重要的流派，因为“一句优雅的奚落抵得上一千句脏话”——这是生活在20世纪的主诉律师（trial lawyer）路易斯·耐瑟(Louis Nizer)的名言。所谓诙谐，高雅的代表当属马克·吐温：“我没有参加葬礼，但我发信表示，我批准了。”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也颇具代表性：“他拥有我所痛恨的一切美德，却没有任何让我佩服的恶习。”最好的通俗范例则出自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上世纪美国的一位喜剧明星）之口：“我度过了一个完美的夜晚，不过，不是今夜。”科学家们在攻讦同行时也毫不逊色。理论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对一篇论文的讽刺可谓经典：“这不对，甚至连错误都够不上。”我将之称为泡利的经典名言。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数学家彼得·沃伊特（Peter Woit）引用泡利的这一名言为自己的新书命名。这本名为《甚至没有错》（Not Even Wrong）的作品是一部批判超弦理论（string theory）的著作。沃伊特在书中指出，弦论不仅建立在一个未经检测的假设之上，而且过于依赖数学的美学性质以及支持者的声望。在科学上，如果说一个概念不可证伪（not falsifiable），并不是指它是错误的，而是说我们无法证明它是错误的（而可证伪性是科学的一大特点，因为科学概念都有它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就像牛顿的物理定理在大尺度上不成立一样），因此作者说，它甚至连错误都够不上。

连错误都够不上。还有什么能比这样更糟糕？当然是错上加错！阿西莫夫（Asimov）有句话写得非常贴切：“当人们认为地球是扁平的，他们错了；当人们认为地球是球形的，他们也错了。但如果你以为这两种观点的错误程度一样，那么，你就犯了比二者加起来还要严重的错误。”这句话出自他的著作《错误的相对性》（The Relativity of Wrong），我称之为阿西莫夫公理。

阿西莫夫公理认为，科学都建立在以往的错误之上，具有累积性和渐进性。因此，即便科学家经常犯错，他们的错误也会随着持续的数据收集和理论建设而逐渐削弱，比如，卫星测量就已精确地显示出地球并不是正球形。认为所有的错误都一样，就意味着理论没有高下之分。这是科学社会化理论的“有力”论点之一，它认为科学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文化取向，尤其是那些当权者的取向息息相关。而科学家不过是些知识资本家，他们炮制科学论文，汇报执行强制保持现状的霸权理论之后的测试结果（通常得出支持的结论）。

在某些极端案例中，文化确实控制着科学行为。例如，19世纪中期，医生们认为奴隶患有某种“漫游狂症”（drapetomania），具有无法控制的逃离奴隶制欲望，以及“懈怠症”（dysaethesia aethiopica），即不服从命令的倾向。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针对人种差异的科学检测从认知能力的角度，得出了黑人比白人劣等的结论。20世纪中期，精神病学家力图证明同性恋是一种疾病。直到近期，还有人得出，女性天生就在科学和领导方面低人一等。

虽然这些例子极其恶劣，但并不能否定科学在阐释自然和社会方面的卓越能力。真理是存在的，科学就是发掘和阐述真理的最好工具。尽管人们还在为生命的发展速度和方式争论不休，进化论也比神创论高明得多。用泡利的话来说，神创论才是“连错误都够不上”。正如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论战中的发言：“当两个对立观点吸引到同样强烈的关注时，真理不一定就是两者的折中。有可能其中一点根本就是错误的”。

就是错误的。当人们认为科学是公正的，不为文化所束缚时，他们是错的。如果人们认为科学完全是社会化的，他们也错了。但是，如果你认为科学公正与科学社会化的观点同等错误的话，你就不仅仅是错上加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