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语言塑造思维

撰文  莱拉·博格迪特斯基（Lera Boroditsky）

翻译  朱机

在澳大利亚北部约克角城西边，一个叫做波姆普劳（Pormpuraaw）的原住民小部落里，我让站在身旁的5岁小女孩指出北方，她毫不迟疑，准确无误地指了出来。指南针告诉我，她是对的。后来回到斯坦福大学演讲，我向听众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些听众都是杰出的学者，是各类科学和天才奖项的得主，有些人已经在这间屋子听了40多年的演讲。我请他们闭上双眼（这样就无法偷看作弊），然后指出哪边是北。很多人没有照做，因为他们找不着北。而那些指了的人则是先想了一会儿，然后指什么方向的都有。这个测试我在很多地方重复过，在哈佛和普林斯顿，在莫斯科、伦敦和北京，结果都一样。

一种文化中的5岁小孩可以轻松完成的事情，却让另一些文化中的杰出科学家束手无策。这种认知能力的巨大差异，该怎么解释？答案让人大吃一惊：原因也许在于语言。

不同的语言可以赋予人不同的认知技能，这种说法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以前。20世纪3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 ）和本杰明·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就对不同语言间的差异进行了研究，提出不同语言的使用者，思考方式也不相同。虽然他们的假说一开始大受欢迎，但遇到了一个小问题：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假说。到了20世纪70年代，不少科学家对萨丕尔—沃夫假说已经不抱希望，随着一系列声称语言和思维是普适性的新理论登上舞台，他们的假说最终被人遗忘。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终于出现了大量根据经验得来的数据，显示了语言塑造思维的过程。这些证据逆转了人们长期坚持的有关普适性的信条，对知识的起源和现实的构建提出了引人深思的认识。这些研究结果对法律、政治和教育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深受影响

全世界仍在使用的语言种数之多令人吃惊——共有7 000余种，每一种对使用者都有不同的要求。假设我想告诉你我在第42大道见到了万尼亚（Vanya）大叔。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种叫做Mian语的方言来说，我选用的动词能够将这一事件发生在刚才、昨天还是很久以前的说得一清二楚；如果用印尼语，所用的动词连这件事是已经发生还是正要发生都说明不了。从俄语中的动词可以看出说话人的性别；而在汉语里，我得用舅舅或叔叔、伯伯，或者姨父、姑父等词说清楚这位“大叔” 和我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关系不同，称谓也不一样。如果是用巴西亚马孙地区毗哈拉人（Piraha）的语言，我根本没法说“第42”，因为他们没有指称这种精确数字的词，他们只说“很少”和“许多”。

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可就算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说话，也不一定就表示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我们怎么来证明讲Mian语、俄语、印尼语、汉语或毗哈拉语的人，因为所用的语言不同，最终产生了观察、记忆和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来自我所在实验室和其他很多实验室的研究已经揭示出，语言如何塑造人类经验中最基本的方面：空间、时间、因果以及与他人的关系。

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到的波姆普劳。那儿的人说库塔语（Kuuk Thaayorre），与英语或汉语不同，这种语言没有“左”、“右”之类描述相对空间位置的词，而是用东、南、西、北等词来描述绝对的基本方位。当然英语和汉语也会用到基本方位，但只用在较大的空间范围——我们不会说“把吃沙拉的叉放在主餐叉的西南边”。但在库塔语中，无论范围大小都用基本方向来表示。也就是说，他们会说“杯子在盘子的东南面”或者“站在玛丽南面的男孩是我弟弟”。在波姆普劳，仅仅为了方便说话，你就必须面朝某个方位保持不变。

在过去20多年的研究中，荷兰奈梅亨马普心理语言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的斯蒂芬·C·莱文森（Stephen C. Levinson）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约翰·B·哈维兰（John B. Haviland）已经证实，无论室内室外，使用有赖于绝对方向的语言的人确实更擅长掌握自己的位置，哪怕身处陌生环境。比起那些生活在同样环境但所用语言不同的人，他们能更好地掌握方向。事实上，他们这种能力之强，已经超出了科学家过去设想的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正是在语言的强化训练下，他们获得了这种认知能力。

对空间有不同认识的人可能对时间的认识也不同。我和同事——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丽丝·盖比（Alice Gaby），曾给讲库塔语的人出示过几组图片，内容展现了事物随时间的发展，比如慢慢变老的男人、逐渐长大的鳄鱼、被一口口吃掉的香蕉。然后我们要求他们把堆在地上混杂起来的图片按时间先后排列。

我们对自愿者进行了两次测试，每次面朝不同基本方向（东、南、西、北）。在这个测试中，说英语的人会按从左到右的顺序来排列图片。说希伯来语的人则倾向于从右往左排列图片。这表明不同语言的书写顺序会影响人们对时间顺序的编排。但是，讲库塔语的人排列的顺序，既不是从左到右，也不是从右到左。他们是按照由东到西来排列的。也就是说，他们朝南坐时，排好的图片是从左到右；朝北坐时，图片从右到左；朝东坐，图片顺序朝着自己。测试时我们没有告诉受试者他们面朝的方向，可是说库塔语的人总是知道朝向，并且能根据自己的方位来表述时间的先后。

对于时间的表达，世界上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说英语的人会认为将来朝“前”、过去在“后”。2010年，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的林登·迈尔斯（Lynden Miles）及其同事发现，说英语的人在思考将来时会无意识地将身体向前倾，回想过去时则会向后靠。但是居住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中的艾马拉人（Aymara，说艾马拉语），则把过去说成“前”，把将来说成“后”。艾马拉人的身体语言也与此对应——200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拉斐尔·努涅兹（Raphael Núnez）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夫·斯威策（Eve Sweetser）发现，艾马拉人在提及过去时手在身前比划，而讨论未来时，却在身后打手势。

记忆侦探小说

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描述事件时也会采用不同的方式，他们对到底是谁做了这件事的记忆程度也不一样。所有事件，哪怕是瞬间发生的意外，都非常复杂，需要我们分析和解释。以美国前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的“打猎门”事件为例。切尼意外击中了同行的哈里·惠廷顿（Harry Whittington），你可以说“切尼射中了惠廷顿”（这里切尼是直接原因），也可以说“惠廷顿被切尼射中了”（切尼在这里成了配角），还可以说“惠廷顿被枪射了个正着”（完全没有切尼的事了）。切尼自己说的是：“最终是我扣动扳机射出子弹击中了哈里。”他在自己和最终结果之间插入了一长串说词。美国总统小布什的说法则更滑头了：“他听到了鸟的声音，然后转过身扣动扳机，接着他看到朋友受了伤。”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将切尼从当事人转变为一个旁观证人。

美国人很少会上这种语言把戏的当，因为在英语中不交待肇事者的说法听上去有推卸责任的意味，那是想逃脱罪责的小孩与政客的专利。说英语的人倾向于用“谁做了什么”来表述事情，就算描述的是意外，也更喜欢类似“约翰打碎了花瓶”这样的及物结构。讲日语或西班牙语的人则相反，他们在描述意外事件时不太提及当事人。在西班牙，人们也许会说“花瓶碎了”，或者“花瓶自己碎了”。

我和我的学生凯特琳·福西（Caitlin Fausey）发现，语言差别会影响人们对事件的理解，造成目击记忆（eyewitness memory）的差异。在2010年发表的研究工作中，我们给一组分别讲英语、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观看视频，内容是两个人弄爆了气球、打破了鸡蛋以及弄洒了饮料，有些行为是故意的，有些是无意的。然后我们对受试者进行突然的记忆测试，要求说出看到的每一事件中实施者是谁，就跟在警察局里指认嫌疑犯一样。另一组受试者也由分别说英语、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组成，他们在观看影片后只须复述其中的事件。我们在查看记忆测试的数据后发现，说不同语言的人，在目击记忆方面确有差别。说三种语言的人都用主动句描述了故意的行为，例如“他弄爆了气球”，所有这三类受试者也都能很好地记得故意做出这个动作的人是谁。但是，在描述无意事件时，非常有趣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相比说英语的人，讲西班牙语和日语的人较少使用主动句式来描述无意事件，相应地，他们对是谁做了这件事也没有讲英语的人记得牢。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整体记忆力较差，因为在回忆故意事件时，他们的表现跟讲英语的人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用的语言会自然而然地提及动作的实施者）。

语言不仅会影响我们能记住什么，语言结构还会影响人们学习新事物时的难易程度。比如，有些语言中表示数字的字词可以很清楚地显示基本的十进制结构，比如汉语里的11和13记起来就不像英语那样费力，小孩在学习这类语言时就能比较快地理解十进制。而根据数字音节的多少，背电话号码或进行心算也会有难易之分。语言甚至还能影响孩子对自己性别的理解。1983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亚历山大·吉奥拉（Alexander Guiora）比较了三组分别以希伯来语、英语、芬兰语为母语的孩子。希伯来语对性别有多种指代方式（就连“你”字也根据性别有不同的形式），而芬兰语中没有对性别的指示，英语介于两者之间。结果，成长于希伯来语环境中的孩子对自己性别的理解，要比讲芬兰语的孩子早一年，讲英语的孩子则介于两者中间。

谁塑造了谁？

有关语言不同而导致认知差异的研究发现还有很多，前面提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到底是语言差异造成了思维不同，还是思维不同导致了语言差异？事实证明，答案是两方面都有：我们思考的方式影响了所说的语言，但语言又会反作用于思维。过去10年里，一系列精妙的实验表明，语言的确是塑造认知的原因之一。多项研究显示，如果改变人们说话的方式，他们思考的方式也会随之改变。例如，人们在学到了描述色彩的新词汇后，分辨色彩的能力也会发生变化。而教会别人一种表达时间的新方式，也会同时赋予他们一种新的思考时间的方式。

弄清这个问题的另一种策略是，调查那些熟练使用两种语言的人。研究结果显示，当下使用的语种会改变他们对事物的认识。2010年发表的两项研究证明，哪怕是喜欢谁不喜欢谁这类基本问题，回答也和提问时使用的语种有关。这两组研究中的一组由哈佛大学的奥卢达米尼·奥贡纳伊克（Oludamini Ogunnaike）等人完成，另一组由以色列班固利恩大学的沙伊·丹齐格（Shai Danziger）等人完成。他们分别对摩洛哥的阿拉伯语—法语双语者、美国的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以及以色列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双语者进行了测试，测试内容是受试者的内在偏见。比如，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双语者要完成的任务是，对不同情况下看到的字作出反应迅速按键。一种情况是看到亚伊尔（Yair）等犹太人名或者诸如“好”、“强”等褒义词时按下M键，看到艾哈迈德（Ahmed）等阿拉伯人名或者诸如“劣”、“弱”等贬义词时按下X键。另一种情况则交换了词的搭配，让犹太人名和贬义词都对应于同一按键，而阿拉伯人名和褒义词对应于另一个按键。然后研究人员测算受试者在这两种情况下的反应速度。这个任务曾被广泛用于测算无意识或习惯性的偏见，也就是褒贬和种族在人们的思维中如何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

令人惊讶的是，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些双语者中，无意识的偏见会根据测试时用的语言而发生很大转变。例如阿拉伯语—希伯来语这组，在用希伯来语测试时，他们表现出的对犹太人的肯定态度，要比用阿拉伯语测试时强。

语言似乎还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更多方面有所影响，范围超出了科学家的预期。人们在做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时也有赖于语言，比如分辨小块的颜色，数出屏幕上小点的数目，或确定自己在一个小房间内的位置。我和同事发现，人们在完成上述任务时，假如熟练运用语言的能力受到限制（比如让他在完成原任务的同时复述一则新闻），那么原任务的完成情况就会大打折扣。这意味着，研究人员一直称之为“思维”的过程，实际上似乎既包含了语言成分，也包含了非语言成分。总而言之，在成年人类的思维中，或许很少有语言未及发挥作用的方面。

人类智力的标志性特征是它的适应能力，也就是创造和重新整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目标和环境的能力。这种灵活多变的一个结果就是，全世界涌现出了多种多样的语言。每种语言都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认知“工具箱”，囊括了一种文化历经数千年发展得到的知识与世界观。每种语言都包含一种在世界里如何感知、归类和实现意义的方法，这是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一代代发展改良而成的无价指南。研究语言塑造人类思维的方式，有助于科学家揭示人类如何创建知识体系、构造真实世界，以及我们如何变得像今天这样智慧和成熟。反过来，这种认识又会帮助我们理解最本质的问题，即人何以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