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在《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问世之后，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1871）和《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达》（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1872），迫不及待地用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的心理活动。从那时起，学界争论的焦点不再是进化论能否用于心理学研究，而是如何用它来进行研究。不过，随着20世纪70年代社会生物学 （sociobiology）的出现，解释进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才逐渐步入主流研究的视野。社会生物学的核心观点非常简单：人类的行为和生理器官一样，都是通过自然选择和性选择进化形成的，前者对应于生存竞争，而后者对应于繁殖竞争。也就是说，社会生物学扩展了适应器（adaptation）的研究范围，把人类行为也包括了进来。

1985年，哲学家菲利浦·基切尔（Philip Kitcher）在他的著作《狂妄的野心》（Vaulting Ambition）中对社会生物学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尽管有些社会生物学家采用的研究方法非常谨慎，但是他们的主要研究项目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数据的支持范围。基切尔把这些研究项目称作“通俗社会生物学”（pop sociobiology），因为他们采用进化论“对人类天性（human nature）和社会制度作出了大而泛的解释”，实际上是“为了故意吸引社会大众的眼球”。

然而，情况已悄然改变。尽管某些研究者仍以社会生物学家自居，但现在最流行的却是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进化心理学认为，适应体现在控制行为的心理机制当中，而不在于行为本身。不过，万变不离其宗，虽然部分进化心理学家进行了非常谨慎的试验研究，但处于主流地位的通俗进化心理学（pop evolutionary psychology，简称Pop EP）却对人类天性进行了异常大胆的解释，以博取普通大众的关注。

在通俗进化心理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著名心理学家当数戴维·Ｍ·布斯（David M. Buss）和史蒂文·平克尔（Steven Pinker），前者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代表作有《欲望的进化》（Evolution of Desire）和《危险的激情》（Dangerous Passion），后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代表作有《心理如何运作》（How the Mind Works）和《白板》（Blank Slate）。不过，他们提出的流行观点大多以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Donald Symons）、约翰·图比（John Tooby）和心理学家勒达·科斯米迪（Leda Cosmides）所作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后面这三位研究者均来自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他们在进化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因此被称为“进化心理学的圣巴巴拉学派”。

根据通俗进化心理学的说法，“人脑由大量具有专门化功能的计算装置组成，这些专门化的计算装置是进化而成的，用于解决狩猎—采集时代的人类经常要面临的适应性问题”（引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进化心理学研究中心的网页）。通俗进化心理学认为，自然选择和性选择造成的进化，不仅在人类身上塑造出了形态学上的生理适应器（例如心脏和肾脏），还塑造了一系列心理适应器，亦称作“心理器官”（mental organ）。这些心理适应器包括了用于语言、面孔识别、空间感知、使用工具、吸引和留住配偶、亲代抚育及处理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心理机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具有专门化功能的计算装置”。这些心理适应器的集合，就构成了“普遍的人类天性”。按照这种说法，个体差异和文化差异只不过是我们的共同天性在不同的外部环境影响下所产生的不同结果。这就好比同一个计算机程序，不同的输入会产生不同的输出结果。不过，这个规则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外，那就是性别差异。之所以会进化出这样的差异，主要在于男性和女性有时必须面对截然不同的适应性问题。

由于复杂适应器的形成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进化过程，我们的天性其实是被设计用来适应更新世时期（Pleistocene，距今180万年前~1万年前）人类祖先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正如科斯米迪和图比的有趣言论：“现代人的头颅内装着石器时代的心灵。”通俗进化心理学认为，在揭示人类的普遍天性时可以遵循如下思路：通过对人类祖先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进行分析，假设人类已经进化出了特定心理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然后采用常规的心理学方法（比如纸笔型的调查问卷）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按照通俗进化心理学的说法，通过上述研究思路，我们发现了大量心理适应器，包括男女两性在择偶偏好上的性别差异（男性看重容貌，女性看重权势），以及性嫉妒的性别差异（男性更在乎伴侣的身体背叛，女性更在乎伴侣的感情背叛）。

我认为，通俗进化心理学已经误入歧途。这倒不是说它的基本假设错了，而是它的纰漏太多。近期对进化心理学的批评，已经直接指向了通俗进化心理学的某些普遍问题。

误区1：

图比和科斯米迪曾经讨论过，由于我们清楚地知道更新世时期的人类祖先必须面对什么样的适应性问题（比如说“吸引潜在的异性”和“选择具有较高繁殖价值的异性”），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人类已经进化了什么样的心理适应器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在确认这些促使心理得以进化的适应性问题时，研究者将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我们的祖先确实需要解决“吸引潜在的异性”之类的适应性问题，但是通俗进化心理学对适应性问题的描述往往太过抽象，不能为我们探究人类心理适应器的本质特征提供任何明确指导。每个物种都要面对吸引配偶这个问题，但解决方式截然不同。雄性园丁鸟（bowerbird）精心建造华丽的巢穴，雄性蚊蛉（hangingfly）准备献上它捕获的美食，而雄性水蒲苇莺（sedge warbler）则展现出曼妙的歌喉。要想弄清楚远古的人类到底采用什么样的吸引策略，我们需要对他们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给出更加精确的描述。

然而，在试图进行更加精确的描述时，进化心理学又面临另一个问题。由于我们对早期人类的进化环境知之甚少，这些具体的描述纯粹只是推测而已。尽管在早期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古生物学研究确实可以提供些许线索，但对于人类祖先的社会交往活动却基本上束手无策。然而，社会活动在人类心理的进化中非常重要。此外，考察现存的狩猎—采集型原始部落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了解人类祖先的社会活动也没有太大的帮助。事实上，这些部落之间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即使在非洲人类祖先曾经聚居的地区也一样。

此外，正如哈佛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莱沃恩蒂（Richard Lewontin）所言，每一个物种所面临的适应性问题都与它自身的特征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对啄木鸟而言，树皮就是一个典型的适应性问题，但树下的石头不是；对借用小石头来击破蜗牛外壳的画眉鸟来说，石头是适应性问题，但树皮不是。同样，人类祖先的动机和认知过程，也只对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特征作出反应。这种有选择性的反应模式决定了哪些环境因素会影响人类的进化过程。所以，若想确认具体的适应性问题，我们必须对人类祖先的心理活动有所知晓。但遗憾的是，我们并不知道。

最后，即使我们能够准确地找出人类祖先进化史中必须面对的适应性问题，也很难从中推测人类的心理适应器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自然选择通过保留并修改已有特质（traits），来产生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后来的适应器都是在先前特质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要想知道一个适应性问题的某种解决方案如何进化，我们必须了解这个适应器改良修正之前的形式。但正是由于我们并不了解人类祖先的心理特质，所以也很难弄清楚选择压力如何对这些心理特质进行塑造，使它最终变成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心智。

误区2：

通过对拥有共同祖先的不同分支或不同种比较分析，生物学家常常可以重构出促使这些物种进化的选择压力。在一个种群当中，所有的物种都来自于同一个原型，因此，物种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它们需要面临的不同环境所造成的。当一种特征只存在于某个进化分支上的两三个物种中时，我们也许就可以这样推测：这几个物种都曾面临某些独特的环境压力。通过这种方式（将特质差异和环境变异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往往可以把某个特征与某些特定的环境压力对应起来。

但是，比较法并不足以支撑通俗进化心理学宏大的研究计划。通俗进化心理学试图揭示心理特质（比如语言和更高级的认知形式）的进化过程，认为正是这些心理特质构成了人类天性。平克尔就曾经论证说，语言是一个适应器，它可以对有限的词汇进行无限的组合，形成复杂的句子以满足人与人之间的语言通信（verbal communication）。也许平克尔是对的，语言确实是一个适应器。但是，为了考察语言为什么会进化，用于解决什么问题时，我们需要对早期的语言使用者进行研究，看看语言到底给他们提供了什么适应性功能。如果采用比较法来分析上述问题，我们应该将人类的一些心理特质和与人类具有同一祖先的其他物种进行比较。这样，问题就来了：在现存的物种当中，和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是黑猩猩（chimpanzee）和倭黑猩猩（bonobo），人类和它们的共同祖先生活在距今600万年前。即便如此，我们的这些近亲都不具备任何复杂的心理特质（比如语言）。所以，我们不可能通过弄清楚人类和人类近亲曾经面临的环境压力，来了解我们共同的心理适应器是为了适应怎样的环境。相反，我们应该关注的倒是600万年前，是什么样的环境压力使得人类和人类近亲在进化树上分道扬镳。

如果某个物种在进化树上和人类更为接近，和我们一样拥有更加高级的认知能力，对这个物种的生活方式和生态学进行研究，将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这600万年来发生的进化事件。所以，通过比较法，也许我们就可以确认该物种和人类共同面临的、而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目动物不需要面对的特定环境压力。满足这个条件的物种只有其他人族（hominin），比如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和其他人属物种。然而不幸的是，其他人族动物已经全都灭绝了。死去的人族动物不可能向我们（如实）讲述他们的进化历史。所以，采用比较法来探讨人类心理特质的进化史时，我们还缺乏充分的证据（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语言的进化这个问题上尚存在几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因为没有一个理论能够提供压倒对手的证据）。

不过，在探究特定的人类适应器时，比较法有时的确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正如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哲学家乔纳森·卡普兰（Jonathan Kaplan）所指出的，比较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那些只在部分人群中出现的特征，而对普遍特征无效。导致镰刀形细胞性贫血病的基因是一种抵御疟疾的适应器——当一个人携带有两份该基因拷贝时就会发病，只有一份该基因拷贝时就不能抵抗疟疾。所以，我们可以对拥有该基因和缺少该基因的人群进行比较，得出与该基因相对应的环境压力。

既然比较法可以研究生理适应器，那么认为它可以用来研究某些心理适应器也就顺理成章了。但遗憾的是，通俗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身上的所有适应器，都在全人类中具有普遍性。这样一来，研究者在探讨普遍（但却是人类独有）的人类特征时，比较法根本就派不上任何用场。因此，当通俗进化心理学试图对所谓的普遍人类天性的进化过程作出解释时，它只能停留于主观推测的水平。

误区3：

通俗进化心理学声称，人类天性是在更新世时期形成的，当时的人类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说法在两个时间端点上都不能成立。

毫无疑问，人类的某些心理适应器肯定是在更新世时期才出现的。然而，另一些心理适应器却拥有更加久远的进化历史，比如说人类和其他灵长目共有的那些心理状态。美国鲍林格林大学的进化神经科学家耶克·潘克斯皮（Jaak Panksepp）已经证明，人类有些情绪系统的进化历史比更新世更为悠久。他称之为关心（Care）、恐慌（Panic）和玩耍（Play）的情绪系统，可以一直追溯到灵长目动物的早期进化过程，而害怕（Fear）、愤怒（Rage）、寻觅（Seeking）和性冲动（Lust）等情绪系统的进化，则早在哺乳动物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深入认识人类的进化历史，将大大影响我们对人类心理特质的理解。不妨来看看人类的择偶行为。布斯认为，人类的择偶策略是在更新世时期进化形成的，专门用于解决人类所独有的适应性问题。于是，在对人类同时追逐短期伴侣（通常指在一段稳定关系中的短期出轨）和长期伴侣的行为进行观察之后，他把这些行为解释为一组心理适应器的综合运作结果，这些心理适应器可以无意识地计算每一种择偶策略的繁殖收益，当一次短期择偶的潜在收益超出了相应的潜在代价时，这些适应器就会引发个体的背叛行为。

然而，如果我们把择偶行为放到人类存在以前的进化历史当中，我们将会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实际上，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是性行为非常随便的物种，所以当人类祖先踏上一条独特的进化分支时，很可能也携带了类似的欲望机制，倾向于多夫多妻（promiscuous mating）的择偶方式。而后在人类进化史上出现的很多心理特质，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慢慢形成的。有些情绪系统后来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它们有助于伴侣之间的关系愈加稳固。但是，这些情绪仅在人类文明中存在，其他灵长目动物则没有。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欲望机制和上述情绪机制是同时进化而来的，从属于一个综合的择偶策略。相反，它们很可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在不同的进化节点上得以进化，对不同的适应性需求作出应答，并用于截然不同的意图。

倘若上述择偶心理学解释成立，那就说明我们人类的性行为原本就不会“从一而终”。更确切地说，人类拥有各种相互冲突的强烈愿望。早期进化形成的欲望机制促使我们对性关系非常随便，而后来进化出的情绪系统又促使我们和固定对象保持长期的伴侣关系。所以，我们人类出现这样的心理冲突，与其说是因为在更新世时期进化形成的心理适应器使人类无意识地对背叛的收益和成本进行计算，还不如说是由于独立进化出的不同情绪机制相互冲突所导致的。

“现代人的头颅内装着石器时代的心灵”，这种说法在进化历史的晚期同样也站不住脚。如果坚持认为人类有适合更新世时期的心理特质，那我们就大大低估了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作用，它们能促使进化速率改变。近期研究已经表明，只需要经过18代（对人类来说大约为450年）的时间，自然选择就可以使一个群体的某些重要特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当然，如此迅速的进化过程，只有当一个群体面临的选择压力发生急剧变化时才有可能出现。但是，毫无疑问，自更新世时期以来，环境改变已经使人类心理所要面对的选择压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突如其来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几乎颠覆了人类的整个社会结构。当人们在解决获取资源、选择配偶、结盟和争取社会地位等问题时，就不得不面临全新的挑战。人类的其他活动 （比如盖房子、保存食物、避孕和接受教育等）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选择压力的内容。正因为我们知道某些生理适应器（比如对疟疾的抵抗力）是在更新世之后才慢慢出现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也进化出了相应的心理适应器。

此外，人类心理特质的形成发展是基因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在更新世之后人类基因没有发生什么进化（这一点值得怀疑），但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身上拥有的那些从更新世进化过程中幸存下来的基因，将会和现在的新环境发生交互作用，从而产生新的心理特质，这与更新世时期的祖先们所拥有心理特质在很多方面都大为不同。因此，固执地认为我们现在的心理特质仍然适应于更新世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说得过去的道理。

误区4：

通俗进化心理学家认为，通过对更新世时期人类祖先的生活方式进行推测，他们已经发现了许多控制着现代人行为的心理适应器。既然这种方法“业已奏效”，那它肯定建立在至少一部分真实的人类进化史之上。上述论点是否可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俗进化心理学家在宣称他们获得了重大发现时，证据是否有力。但是，所谓的证据通常都来自于标准的纸笔型心理测试数据（比如由选择题组成的调查问卷），有时也包括少量行为学的数据。我在 《不断适应的心灵》 （Adapting Minds）一书中对此作过详细的分析，认为这些证据很明显都没有决定性。最近，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哲学家罗伯特·Ｃ·理查得森（Robert C. Richardson）不无戏谑地说，最受通俗进化心理学家欢迎的进化观点，实际上是“对研究结果的推测和意淫”。所谓的证据乍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这并不是因为数据本身足够好，而是因为通俗进化心理学家很少考虑其他的理论解释。不妨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

布斯认为，嫉妒（jealousy）是一种进化形成的情绪机制，它能够及时提醒我们防止伴侣的背叛倾向，尽量减少我们在繁殖投资上的损失。他还说，在远古时代，背叛给男女两性带来的损失是不一样的。对男性而言，伴侣的性背叛意味着他很可能抚养着其他男性的子女，白白浪费大量资源；而对女性而言，当她的伴侣和另一个女人发生感情纠葛时，第三者会从她的伴侣身上索取大量资源。实际上，布斯自称确实已经在男女两性中发现了嫉妒这种情绪机制的不同“进化特征”——男性对性背叛的线索更加敏感，而女性对感情背叛的线索更加敏感。

支持上述理论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一些由选择题组成的调查问卷。例如，其中一道选择题问被试者，当他们面对以下两种情形时，觉得哪一个更不能接受：（1）想象你的伴侣对另一个人产生了深深的眷恋；（2）想象你的伴侣正在投入地和另一个人做爱。调查结果显示，更多男性认为伴侣的性背叛比感情背叛更不能接受。

但是，这样的数据根本不足以支持关于嫉妒心理的性别差异假设。事实上，男女两性可能已经进化出了相同的能力，对不同的背叛行为进行评估，看这些行为是否威胁到了他们已经大量投资的现有伴侣关系，让醋意和威胁程度成正比。不过，男女两性对同一种行为的威胁程度具有不同的看法。已有研究表明，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大家都相信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发生无爱的性行为。因此，男性通常会认为伴侣的性背叛更具威胁性，因为女性的性背叛往往和感情背叛交织在一起；而女性的看法则相反。所以，布斯的问卷调查结果也可以这样解释：这种大家普遍同意的性别差异，影响了人们对行为的威胁性作出的评估。

另外，对于某些与布斯的理论（两性在心理机制的进化上存在差异）不兼容的数据，上述假设也可以提供很好的解释。首先，男同性恋者对性背叛的重视程度比异性恋的女性更低。同时，相比异性恋的男性和女性，男同性恋群体更少认为性背叛会威胁到他们原有的伴侣关系。因此，正是由于男女两性都拥有相同的嫉妒情绪机制，只不过醋意的浓度和性背叛的威胁程度成正比，所以男同性恋者才偏离了常规男性模式，他们并不认为性背叛对伴侣关系具有绝对的威胁性。

其次，当面对伴侣的性背叛时，不同文化背景的男性有截然不同的反应。比如，只有四分之一的德国男性回答说，伴侣的性背叛比感情背叛更难以接受。有意思的是，布斯和他的同事自己都曾这样写到，“德国人对待性行为，包括婚外性关系的态度，比美国人更加开放”。因此，与美国男性相比，德国男性认为性背叛对伴侣关系的威胁程度比较低，也更少因为伴侣的性背叛而哀伤。文化差异再次证明了我们的假设，醋意的浓度与性背叛对伴侣关系的威胁程度成正比。

不晓得通俗进化心理学家为什么要拒绝承认男性和女性拥有同样的嫉妒情绪机制，而个人态度的不同是因为对背叛行为威胁程度的评估不同。根据通俗进化心理学的观点，文化差异只是普遍人类天性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产生的结果。虽然他们已经从性别差异中得出了许多哗众取宠的理论，但实际上文化差异的影响更深刻。如果说文化差异是由于共同的天性在不同的输入信息下产生的不同输出结果，那么态度和行为上的性别差异也一样。

尾声

达尔文留给我们的宝贵知识遗产之一是，人类的心理是通过某些适应过程进化而来的。毕竟，现代人大脑消耗的能量比一个内燃机还要多——这个器官只占全身重量的2%，却要消耗身体18%的能量。在人类进化史中，如果它不曾具备什么重要的适应功能，我们现在肯定不会有这么一个器官。

进化心理学面临的挑战在于，它必须把这种普遍事实转换成一套塑造人类心理特质的适应性过程，并找出有证据支持的具体细节。但是如前所述，在最近200万年间，能够为人类心理适应器的进化过程提供支持的证据却十分缺乏。而且，这类证据很难物化，我们可能已经永远失去了这些证据。关于人类心理进化的诸多知识，我们要么不知道，要么仅限于推测。这可能是严峻而又残酷的事情。

当然，有些推测十分糟糕，通俗进化心理学的很多推论就大有问题。他们先把更新世时期的历史切分为各种相互独立的适应性问题，然后把心理也割裂成一个个单独的部分，使每个部分对应一个适应性问题；最后，他们试图用纸笔测验所获得的数据来支持前面的假设。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真正了解人类的进化史。进化心理学在这方面应该有点长进。不过，即便它做得再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人类的所有复杂心理特质为什么能够得以进化——也可能永远无法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