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里,媒体的全天候轰炸使我认识的“名人”远远超过以往。诸如帕里斯·希尔顿(Paris Hilton)之流,所以被称为名人,仅仅因为我们知道他/她姓甚名谁。虽然称他们为“名人”缺乏依据,但是我们却无法对他们置之不理。媒体之所以事无巨细地报导名人的一言一行,就是因为人们对此兴味盎然。许多社会评论家对于这种流行文化大爆炸不甚赞同,认为它反映的是某种群体性格缺陷。其实,这只不过是21世纪的媒体与石器时代的思潮相互碰撞的结果。
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对流行文化的关注反映了我们对别人言行举止的强烈兴趣。早在史前时期,对他人生活的关注,就是我们的祖先在建立社交圈子的过程中衍生的一种心理产物。因此,着迷于他人的“八卦”似乎早就在我们的基因上打下了烙印。
直到最近十年,心理学家才开始关注对“八卦”的研究,这可能是由于很难为它做出准确定义的缘故。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为,“八卦”是指谈论某些不在场的人。这种谈论是放松、随意的,人们可以作出道德评判,但只是娱乐而已。我们似乎都厌恶热衷“八卦”的人,也不会以此来称呼自己,但是,极少有人会对一个熟人的“八卦”不闻不问。事实上,每个人都很难做到对别人的隐私守口如瓶。
为什么我们会抑制不住地窥视和传播别人的隐私?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他的著作《哈拉与抓虱的语言:从动物相互梳理、人类闲聊解读语言演化》(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一书中提到,闲聊是联结社会团体的一种机制,作用类似于灵长类动物之间的相互梳理。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心理学家萨拉·R·沃特(Sarah R. Wert)和美国耶鲁大学的彼得·萨洛维(Peter Salovey)都认为,闲聊是我们社交活动最好的工具之一。然而,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闲聊究竟如何发挥这些功能和作用?
进化适应性?
进化心理学家发现,各个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有一个共性——进化适应性。他们通常以为这是人性的某个方面。进化适应性使我们不仅存活下来,并且在史前恶劣的环境中繁衍生息。这种适应性包括我们对大自然洁净水源和各种植物的感恩、与甜食欲望永无休止的斗争以及对某些人的好奇与关注。
显然,人们大多会聚集到资源丰富、食物充足以及存在理想伴侣的地方。所谓理想伴侣,是指能够繁育并抚养健康后代的异性伙伴。这种聚集的现象很可能是进化选择的结果。乍一看,似乎难以理解人类对“八卦”的兴趣是如何在这种进化过程中衍生的。不过,如果我们想想,祖先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因此成功地生存下来,也许“八卦”的进化就没有那么难以理解了。
科学家已经知道,我们史前祖先的生活范围一般比较小,彼此之间可以长久地面对面交流。偶尔有陌生人来访,但并不多见。穴居时代,我们的祖先必须和团体内部成员合作以抵抗外敌;但在获取有限资源时,团体内部成员又是主要的竞争对手。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下,祖先们面临着一系列适应性问题:记住谁是可靠的合作者、谁是骗子;了解谁可能是生育能力较强的生活伴侣;学会如何成功经营友谊、联盟和家庭关系。
在此环境中成功生存,需要具备预测和影响他人行为的社会智商。对他人隐私的强烈兴趣在此过程中作用非凡,因而倍受自然选择的青睐。简而言之,对他人生活感兴趣的人,比那些对此漠不关心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会更为成功。而成功个体的基因则由于在自然选择中的优势而被遗传下来。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都难以抗拒“八卦”的诱惑,就如我们难以抗拒对甜品和性的渴望一样——这已经成为人性的一部分。
记住某位熟人的脾气秉性、预知能力、过去行为,这一社交技巧好处颇大;相比之下,参与抽象思考大量陌生人信息的思维,则用处不大。当今世界,用可能性和百分比去判断他人的行为,这种做法很有优势。因为每天与陌生人打交道,我们需要预判他们的言行。然而对于多数人来说,这样做并不容易,因为最初我们的大脑系统是基于不同的需要和目标而建立的。因此,自然选择就塑造了人们的这种渴望——记忆并储存某些特殊人群的信息。甚至已有研究表明,我们有专门的脑区进行面孔识别。
不管是好是坏,在当今充满新科技与陌生人的世界里,我们都必须依赖这个神经装备为自己导航。我想我应该不会惊讶于心理系学生对人类统计数据视而不见,却热衷于心理学问题的个案研究。成功的政治家在引用轶事和个人描述提出政治观点时,正是利用了这种强大而普遍的“独特的力量”(power of the particular)。斯大林(Joseph Stalin)曾说过:“一个人的去世是一个悲剧,千百万人的死亡则是一个统计数字。”电视上的真人秀,以及对失踪儿童和过失政客的晚间报道颇受欢迎,而这种节目的盛行,折射出的其实只是我们自己编造事实的欲望。
“八卦”不益于行?
“八卦”最糟糕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本质——个体为了增加个人名望与个人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其实,它在社会中的意义很大,然而却常常被令人厌恶的一面所掩盖。不管怎样,与另一个人闲聊“八卦”其实是对他的信任,因为你这样做,说明你相信他不会用此敏感信息来伤害你;而且分享秘密也可以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假若某人并没有参与到办公室闲聊圈内,那么显然,他是一个未被信任和接受的局外人。
有足够证据显示,如果控制得当,“八卦”在社会群体中确实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罗伊·F·鲍迈斯特(Roy F. Baumeister)和同事在2004年发表的文献综述中总结说,“八卦”可以通过解决社会准则中的不确定因素,帮助我们学习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和文化习俗。同时它也可以有效提醒群体成员关注社会规范和群体价值的重要性。此外,它还可以预防异常发生,并惩罚“违规”成员。美国罗格斯大学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讨论了发现“严重欺诈”和“投机耍滑”的人在进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前者指那些只知索取、不知回报的人;后者指付出远远小于收获的人。
闲聊“八卦”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发现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尤其可以控制那些拿得多、给得少,违反社会规范的“贪便宜者”。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养牛场工人、缅因州的渔民以及大学划船队等现实团体进行的研究证实,在各种背景的群体中,“八卦”都能够加强群体规范,督促个体按照群体的要求与期望行事。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些群体中,不能与人共享资源或没有承担责任的个体,经常会成为议论的对象,并被人们排斥。由此施加给他们的压力可以督促他们改善行为,做一个好成员。此外,对狩猎采集部落群体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发现,闲聊在这些群体中也可以发挥类似的功能。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姆(Christopher Boehm)在他所著的《丛林中的等级制度:平等主义行为的演变》(Hierarchy in the Forest: The Evolution of Egalitarian Behavior)一书中提到,“八卦”已经进化成为一种“平衡机制”(leveling mechanism),它能够调节人们的支配倾向。贝姆认为,小型群体,比如史前人类群体,强调的是平等主义。平等主义抵制内部竞争、促进人们在团体成功高于个人利益的认识上达成一致。这种社会规范推崇利他主义,抵制那些只想占便宜的人。在这样的社会中,通过流言蜚语、嘲笑奚落和排斥放逐来操纵公共舆论,已经成为抑制群体中出现潜藏的主导个体的主要手段。
“八卦”的积极形式
“八卦”行为研究的先驱之一,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的人类学家杰尔姆·巴尔科(Jerome Barkow)认为,我们尤其应该关注与自己生活紧密相关的人,比如竞争对手、生活伴侣、亲戚朋友、社交伙伴以及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上级人士。鉴于对“八卦”的兴趣可以助人们获取有关提高生活质量的信息,巴尔科认为我们所搜寻的知识应当是那些会影响我们社会地位的信息。因此,我们大多会对上级和竞争对手的负面新闻(比如不幸和丑闻)更感兴趣,因为这对我们有利;而社会地位低于我们的人的负面消息则利用价值不大。我们乐意传播非亲友的负面消息;相反,有关亲友的正面信息,比如好运或突然晋升,大多会很快传播出去,而非亲友的此类信息,因为与我们的利益关系不大,也就不太会受到关注。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与自己同性的人群的言行尤其感兴趣。因为同性、同龄的个体通常是我们进化过程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因此应该尤其关注他们。18岁男性穴居人如果与其他18岁男性穴居人一起活动,就会比他与50岁男性穴居人或任何年龄的女性穴居人一起活动时,表现得更好。不过,当异性的年龄和情境条件符合择偶标准时,个体也会对异性萌发浓厚的兴趣。
在过去十年间,我和我的学生一直在诺克斯学院从事“八卦”行为的研究。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人们对他人最感兴趣的话题以及最有可能传开的内容。研究中,我们要求所有年龄组的参试者阅读一些关于名人的小报新闻,并要求他们对每条新闻的感兴趣程度进行排列;我们也让大学生们阅读关于某些不明身份者的传闻,并要求他们说出他们对哪类人的这种新闻最感兴趣、他们乐于讲哪类人的“八卦”,以及他们愿意与谁分享这些新闻。
与前文提到的进化假设一致,我们发现,人们对与自己同性同龄个体的“八卦”最感兴趣;并且对自己有用的社会信息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比如我们想了解竞争对手以及上级的绯闻和不幸,因为这些信息可能有助于我们在社会竞争中取胜。相比之下,关于他们的正面信息则价值不大:得知上级又获晋升,这类消息无利于拉近我们与他之间的距离。相反,有关亲友的积极信息却令人兴趣倍增,也总能成为我们的优势。例如,2002年和2007年我和同事在《应用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大学生对于某个教授获得学术奖或大笔财产这样的消息并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去告诉别人。然而如果这些消息是关于他们的朋友或伴侣的,他们就会兴趣大增,也乐于向别人讲述。
我们还发现,女性对其他女性的新闻尤其关注,并且她们在与人分享这些消息的方式上也与男性有所不同。我们的研究表明,男性更多地是与自己的伴侣分享别人的“八卦”,而女性不仅会跟自己的伴侣讲,也会跟同性朋友谈论。如果说男性通常对其他男性的新闻比较感兴趣,那么女性对其他女性的“八卦”则达到了着迷的程度。
我们2002年发表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结论:男性和女性都选择同性的“八卦”作为最感兴趣的对象,而且他们的感兴趣程度也与上述相符。当听说某人与名人约会时,44名女性参试者中有43人表示对“某人”是女性最感兴趣;而36名男性参试者中有24人表示对“某人”是男性最感兴趣。同样,42名女性参试者中有40人对女性的学术剽窃最感兴趣,而37名男性中有22人对男性的此则消息最感兴趣;43名女性参试者中有39人对女性白血病患者最感兴趣,而37名男性中只有18人。
为什么追星?
即使可以解释为何我们会强烈地关注与自己的社会生存有重要关系的人,但又该如何解释我们会兴致勃勃地关注电视真人秀中的竞争者、影视明星以及其他公众人物呢?从进化角度来讲,“名人”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在我们祖先的生存环境中,私人生活被大家详细了解的人,通常是群体内具有重要社会地位的个体。巴尔科指出,进化并没有赋予我们足够的能力去辨别谁能够真正影响我们的生活、去过滤娱乐界大量报道的形象和声音。因此,当代媒体使我们对名人十分熟悉,也使进化而来的关注内部成员的“八卦机制”应用在名人身上。毕竟,一个我们经常见到、并且了解甚多的“人”一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每天见到的新闻主持和肥皂剧中的演员似乎也成了我们熟悉的朋友。
当今世界,名人可能还发挥着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在现如今高度流动的工业社会中,名人可能是我们与新邻居和新同事唯一共同的“朋友”。他们可以是陌生人之间共有的兴趣和话题;他们有助于进入新环境的个体缓解气氛、适应环境。因此,了解演员、政客和运动员的动向有助于我们与陌生人的交往,甚至在因特网的虚拟世界中名人也担任了结交新朋友的重要角色。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夏洛特·J·S·德·巴克(Charlotte J. S. De Backer)在他2007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当代年轻人不仅崇拜名人和流行文化,而且还从中学习生活方式和生活策略。而在远古时代,人们都是从本部落的榜样中学到这些的。青少年似乎尤其关注流行文化,从中学习如何着装打扮、处理人际关系以及获取成功。
因此,“八卦”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重要。当人们谈起“八卦”,通常都是想抑制它在工作环境以及其他社交网络中不可否认的有害影响。然而,这一做法忽视了一个事实:“八卦”行为已经成为人性的一部分,并有助于群体的正常运作。也许把“八卦”看作是一种社交技能而非性格缺陷更加可取,毕竟它仅在我们使用不适当时才有可能招致麻烦。那些自以为是、拒绝参与谈论工作或生活中“八卦”的人,反而会弄巧成拙,遭人孤立。另一方面,如果对于所听闻的信息不分轻重地随便告诉任何人,也会遭人唾弃、失去人们的信任。成功地谈论“八卦”,是指与人分享关键信息而不被看作是为了私利、能够知道何时该守口如瓶——这可以成就一个优秀的团体成员。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应当继续与日常生活中制造“八卦”的社交网络进行抗争,对大众媒体所制造的假象说“不”,理智地认清这些都与我们的生活无关,并及时摒弃。不过如果你发现自己对某个名人的“绯闻”非常好奇,不妨放纵一下自己并享受这份乐趣,毕竟这是人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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