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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出身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国人熟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家。在西方，中国科学技术史成为一个正式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李约瑟一人的功业。

古人云：立德、立功、立言，是为人生三不朽。学者穷毕生之力，不过为了成一家之言，而学术史上处处是一家之言的坟场。创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就不同了，那是一家之言的竞技场。李约瑟不知让多少人得到一试身手的机会，为学术立功，而非虚名。

不过，我们对于“科学家”李约瑟倒是所知不多。他是什么样的科学家？

1918年，李约瑟进入剑桥大学冈维尔—凯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提出血液循环理论的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就是从那里毕业的。他本想学医，继承父业，所以打算选修的课程都是传统医学教育的必修课，例如解剖学、生理学、动物学。但是导师告诉他“未来是原子与分子的”，劝他学化学。大学时代，李约瑟最感兴趣的老师，就是生物化学家霍普金斯（Frederic G. Hopkins，1861-1947；192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霍普金斯可以说是英国现代生物化学之父。他是医师，1898年到剑桥大学生理系做研究，1902年受聘为生物化学高级讲师，1914年起就任生物化学讲座教授。但他一直寄人篱下，办公室与实验室都在生理系，直到1925年，生物化学才在剑桥大学有了自己的“家”——独立的生物化学研究所。本世纪初，在英国的学院建制中，生物化学花了1/4个世纪才争取到独立的地位，对于我们了解李约瑟早期知识立场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实。

念完大三后，李约瑟就决定专攻生物化学。大学毕业后（1922年），霍普金斯为他提供了一份奖学金，让他攻读博士学位。李约瑟以环糖 （cyclose）的代谢机制做论文题目，1924年获得学位。毕业后，他继续在生化研究所做研究，1933年受聘高级讲师，成为当时英国生物化学界的“第二把手”。

不过，仔细检视李约瑟自进入剑桥大学以来的学术生涯，他在毕业之前已经表现出一些“反传统”特质。毕业前，他即已动念编辑一本书——1925年出版的《科学、宗教与现实》（Science, Religion and Reality），其中收录了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884—1942）的经典名篇《巫术、科学与宗教》，其他的作者还有天文学家艾丁顿（Eddington，1882-1944；剑桥大学天文学教授）、宗教社会学家韦布（Clement C. J. Webb, 1865-1954；当时是牛津大学哲学教授）等人。

李约瑟为这本书写的论文《机械性的生物学与宗教意识》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其中的主题“生物学的哲学”是他在成为中国科学史家之前最重要的关怀。对李约瑟来说，“生物学的哲学”探讨的主要是如何研究生命现象（生物）的问题，也就是方法论问题。李约瑟是霍普金斯的学生，对生物学的方法论不可能不关心，因为他自己的博士研究也是在生理系完成的。他毕业后，生物化学在剑桥大学才有自己的地盘。

生物化学家选择的研究方法，必然是化约论式的——将生命现象化约成化学现象处理；但这种研究方式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直到今天这个议题仍三不五时地浮现。哲学家批评化约论在知识论上的弱点，传统生物学家批评化约论者不能揭露生命本相，物理学家、化学家嘲讽生物化约论者只是一味模彷。尤其德国兴起的胚胎学在世纪之交发展出“生机论”，引起了巨大的争论，这在李约瑟学生时代仍然是主流思潮之一（当年中国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也是同一个思想潮流的产物）。

上世纪20年代，李约瑟不过是科学界年轻的新进人员，却花了许多时间评论生物哲学的问题，不仅反映李约瑟的知识兴趣，以及当时生物化学在英国学术建制中的地位，也反映了他的激进性格，即使今天的年轻学者都会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