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要是人生而不自由，我们怎能要求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蝴蝶效应

撰文 王道还

美国芝加哥，1924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五点过。

14岁的鲍比走出学校篮球场，在回家路上，给网球球友理查德叫住了。理查德坐在内森租来的车里，他先介绍两人认识，再邀请鲍比上车，说是要请教球拍的事。结果，理查德在车里将鲍比刺死，两人将尸体运到芝加哥南郊的一片沼泽地，剥光鲍比衣服，浇上盐酸，丢入一个水泥排水涵洞。 

当晚，内森以化名打电话给鲍比的母亲，说鲍比已遭绑架，人没事，第二天就会将赎人指示送到。第二天早上，信送到了，要求鲍比的父母准备一万元小额旧钞，静候下午的指示。下午三点，鲍比的父亲接到电话，要他到门口坐上内森为他叫来的出租车。他还没走出家门，又有一通电话打了进来。这次是他的连襟，他看见鲍比的尸体了。

这时谁都没想到，这个案子后来会演变成轰动一时的“（内森）利奥波德－（理查德）罗卜谋杀案”(The Leopold-Loeb case)。因为无论理查德、内森还是鲍比，都是“金童”，出身于芝加哥南郊富裕的犹太小区。理查德18岁、内森19岁，都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他们挑选鲍比，纯属临时起意，可是他们的确有预谋——想干一票“完美犯罪”。

理查德正在研究历史。他是美国密西根大学有史以来年纪最轻的毕业生，英俊、嗜读侦探小说，对“完美犯罪”的点子极为着迷。

内森念的是法律。他有语言天赋，学过15种外语，至少能流利地说5种，暑假将与家人到欧洲旅行，回来就要进哈佛大学法学院了。不过，内森最感兴趣的是哲学、鸟类学，还在美国鸟类学会年会宣读过报告。

理查德与内森两家聘请了当时名满全美的戴洛（Clarence Darrow）担任辩护律师。论告的伊利诺伊州检察官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坚称，即使凶手都不满20岁，还是应处极刑。因此，1924年7月23日开庭当天，万众瞩目，号称美国的“世纪审判”。

让人惊讶的是，在控方与辩方的攻防中，最常出现的一个名字，竟然是哲学家尼采。原来内森对尼采的著作极为倾倒，将理查德看作尼采期待的“超人”。控方指出被告的冷血行径，就是尼采超人哲学的逻辑结果。

其实，早在尼采过世后第二年，德国的莫比乌斯医师（Paul Julius Mobius）就为他做了“病理传记”诊断，提醒读者“小心了，因为这个人的脑子有病”。他的意思是尼采得了梅毒，而且1881年尼采获得灵感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时候，正是梅毒发展到第三期的征兆。证据呢？据说梅毒发展到第三期的病人，由于病菌入侵大脑，刚开始有些人会感到灵感泉涌、酣畅淋漓（有人怀疑一些文化名流的最佳创作，都是那种灵感推波助澜的产物）。

莫比乌斯最熟练的本事就是证明历史上的名人其实都是“疯子”。他的信条是：（本事）越出众，（脑子）病越重。但是他知道，尼采这个“病例”有个他的理论难以照应的地方：梅毒第三期的病人，没有一个能活19年的，九成以上5年都撑不过。在19世纪的医学文献中，活得最久的一位，是14年。

戴洛对尼采并不陌生。19世纪末，他在芝加哥知识圈中是个名人，常在家里举行雅集，“客人坐卧在东方地毯上，听他朗诵尼采、托尔斯泰、伏尔泰的作品。他朗诵苏格兰民族诗人彭斯的诗、高唱惠特曼动人的圣歌，都泪流双颊。”

为什么戴洛不会杀人，而理查德与内森杀了鲍比？

戴洛并没有标榜自己的道德意识，他的辩词源自一种宿命观，与最近风行的一个概念——蝴蝶效应——相似得出奇。戴洛明白地指出：

理查德与内森的作为不为钱，不为仇，不为恨。他们杀鲍比就像杀一只蜘蛛或苍蝇，只是为了体验杀人。他们杀人，因为他们的人生很独特。因为在打造一个男孩或是男人的无限过程中，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东西出了差错，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不幸的人，像坐在这里的他们，受大众憎恨、鄙视，被当成非我族类，并叫嚣着要他们偿命。

法官大人，我知道，这个宇宙中，生命的每一个原子都绑在一起。我知道，向海里丢一粒石子，每一滴海水都会受到扰动。我知道，每一个生命都与其他生命纠结缠绕，剪不断、理还乱。我知道，任何一种影响，都直接或间接引起每一个生物的反应，无论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没有人能确定细节。我知道，所有生命都是一系列无限的机运，结果有时是这、有时是那。我智能有限，无法搞清楚为什么结果有时是这、有时是那，其他人也不可能搞清楚……

为什么鲍比的性命会与尼采纠缠在一起，难以挣脱，而尼采是个30年前就死在德国的疯子？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是事实。

戴洛的意思是，要是人生而不自由，我们怎能要求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他的宇宙里，“完美犯罪”是没有意义的概念，即使真的发生，也不见得与罪犯的智慧或谋划有关，至于“天网恢恢”，就更无意义了。

谁能忍受缺了“天网恢恢”的世界呢？或许，当年女娲就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