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今天，我们一起目睹了国家的灾难，两架飞机撞向世界贸易中心。这显然是一起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事件。”2001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佛罗里达萨拉塔索（Sarasota）的埃玛·T·布克小学发表演讲，并承诺一定会“逮到犯下这件罪行的家伙”。乍一听，这些声明没有什么特别，却在细微处显示出布什总统的领导技巧：激进的新领导理论认为，布什的“9·11讲话”包含了他在执政早期巩固政治地位的重要策略。

研究者过去认为，领导的个人魅力、聪明才智和性格特征才是高效领导的关键。好的领导能够发挥他们的天才，让追随者目标坚定、充满热情、令行禁止。这种理论认为，个性突出、意志坚定的领导总能所向披靡，一挽狂澜。

然而，近年出现的一种新领导力理论（领导力表现理论）却认为，高效领导者不能追求绝对权力，而应该努力了解民众的价值观、倾听民众的心声、知道他们的立场，并付诸行动。这里所说的领导力，是指引导追随者需求的能力，而不是利用奖惩使他们顺从。

好的领导需要选民的支持与合作。新的领导心理学理论认为，领导不只是一个上行下效的过程。要取得民众的信任，领导者必须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而绝不能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在“9·11讲话”中，布什总统大量使用“逮到”、“那些家伙”之类的口头语，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美国人民的代言人。

民众的个性特征不同，对领导者的要求也就不尽相同。因此，好的领导没有固定的模式。领导甚至可以有所选择地在公众面前展现某些性格特征，投其所好。布什总统经常展现平常人的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仅仅顺应民心是远远不够的。大权在握的总统和首席执行官还运用新领导力理论，主动引导民众确立某些观念，为己所用。布什总统就通过强化民族团结，化解了“9·11”危机。当时人们最想知道，这次恐怖袭击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是纽约、华盛顿、资本主义，还是西方世界？布什的回答是：美国正在遭受袭击。他成功地营造出一种团结的气氛，让民众相信，美国必须在他的领导下一致对外。

领导心理学的变迁

100多年前，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提出了“魅力领袖”（Charismatic leadership）这一概念，并预言：“如果没有这样的领袖出现，工业化带来的将不是繁荣，而是如极夜般的黑暗与艰险。”从那时起，“魅力领袖”这一说法就随着云谲波诡的世事变迁，不断遭遇赞美与批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混乱，使许多学者将强有力的领袖视为救世主，但经过法西斯的横行和二战的教训，很多人开始反对个性决定论。

于是，“权变模型”（contingency model）开始取代“魅力领袖”获得学者青睐，这种理论更加注重历史环境对领袖的影响。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华盛顿大学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弗瑞德·费德勒（Fred Fiedler）就认为，好的领导需要在个人能力与领导岗位要求之间寻求“平衡点”（perfect match）。对每个领导候选人来说，都有一个最适合他/她的领导环境；而对每个领导岗位而言，都有一个最佳人选。现在看来，这一观念非常具有商业价值，它不仅是众多畅销商业书的理论基础，也成为许多猎头公司网罗人才的策略。

事实上，面对近年来魅力领袖理论的复苏，人们重新对权变模型产生了质疑。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在社会转型方面的著作中重提，只有具备特殊才能的领导，才能使社会或集体成功转型。

到底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呢？我们的观点是，在既定社会群体中，强有力的领导产生于领导者和民众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必须深入研究群体心理学。

20世纪70年代，亨利·塔杰菲尔（Henri Tajfel）和约翰·特纳（John C. Turner）还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时，两人就群体如何重建个体心理开展了早期研究。塔杰菲尔创造了“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这一概念，用来指团体赋予个人的一种自我意识。特纳指出，社会认同使人们将自己看作群体的一员，与其他成员团结一致采取行动。这样的群体很多，天主教徒、美国人、道奇（美国著名棒球队）的球迷等，都是其中之一。社会认同使集体行为成为可能，群体中的人们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共识，并且目标一致、并肩作战。

塔杰菲尔和特纳最初提出“社会认同”概念时，并没有明确提及领导力，却使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这群人需要一个领导。美国宾厄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的领导理论学家伯纳德·巴斯（Bernard Bass）指出，当追随者将自己融为集体的一员，并且将集体的利益看作自己的利益时，领导者是最有效的。

社会认同感的出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国家政体。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蒂姆·布兰尼（Tim Blanning）认为，在国家认同感出现之前，欧洲的君主只是些用武力统治民众的独裁者，根本称不上领袖。国家认同感产生以后，开明君主就必须以爱国者的身份领导大众，表现出与他们相同的国家认同感。路易十六这样的君主，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最后都丢了性命。

最近，我们用“BBC监狱方案”（BBC Prison Study）实验，进一步证实了社会认同感对领导力的重要性。“BBC监狱方案”是在一个模拟的监狱环境中，对社会行为进行研究。实验将自愿者随机分成两组：囚犯和警卫。令人吃惊的是，囚犯组出现了有效的领导体制，而警卫组却没有。出于抵制警卫权威的需要，囚犯形成了共同的社会认同感；而警卫则缺乏群体意识，部分警卫由于不习惯处于领导地位，因而没能形成有效的领导体制，最终导致警卫组的崩溃。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社会认同感的出现，使最能代表集体身份的人在群体中拥有最强大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也就是说，最优秀的领导者不仅是群体的一员，更是群体的象征，他体现出本群体区别于，甚至优于其他竞争群体的特征。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布什总统在演讲时总会出点小错，借以拉近与美国中部人民的距离。正如《华盛顿月报》（Washington Monthly）的专栏作家凯文·卓姆（Kevin Drum）指出的那样，这对他在2004年大选中胜出不无帮助。事实上，当竞争对手嘲笑布什连话都说不清时，也拉远了他们与普通美国民众的距离。

不仅是语言，衣着同样可以帮助领导者树立形象。皮夹克和牛仔裤使布什总统俨然是一个普通人。同样，已故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所披的头巾，也代表了他所领导的人民大众。巴基斯坦国父默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衣着绘有不同民族特征图案的服饰，借以象征这个刚刚统一的国家，同时也体现了他的领袖地位。

上述例子说明，领导人并没有固定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这取决于他所领导的群体。群体的需求千差万别，领导人所要具备的特质也就随之变化。在某些情况下，一些看似必备的特质也并非不可或缺。有些民众更看重领导人的亲和力和信誉，而不太在意其个人才能。这样，太过精明的领导反而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而布什总统就深谙此道。

有时为了显示自己群体的与众不同，民众还会舍弃某些看似优秀的特质。200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特纳和我们研究小组成员哈斯拉姆（Haslam）共同发表的一项研究中，要求商业系的学生选出理想领导人的特征。结果显示，如果商业竞争对手的领导非常聪明，但比较草率和不负责任，学生就倾向于选一个不是那么聪明，但考虑问题周到、有奉献精神的领导；而当竞争对手的领导不那么精明时，就没有人愿意推选一位缺乏聪明才智的领导。

融入群众可以增加领导人的影响力，反之亦然。傲慢、不尊重群众、不听取群众意见，就会减弱领导人的公信度和影响力；领导人和群众收入差距过大，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金融家摩根（J. P. Morgan）表示，他合作过的所有失败的公司，唯一的共性就是领导层收入过高。

2004年，我们的另一项研究证实了摩根的话。我们建立了几个不同工作组，领导层和员工的报酬比率分别是相同、两倍和3倍。不同的报酬比例并不影响领导层的积极性，但在报酬不平等的状况下，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明显降低。曾担任克莱蒙研究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管理学教授的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管理前沿》（The Frontiers of Management）一书中写道：“领导层收入过高会使团队分裂。公司员工将把管理层视为对手而非同事。这会大大削弱员工的凝聚力，从而只为了一己之私而工作。”

公正至上

员工会把经济上的不平等视为不公正，这也是不能支付领导层高薪的又一原因。虽然对公正的理解因人而异，但是下属通常会更尊重处事公平的领导。要做到公平就意味着领导必须自我节制、乐于奉献。衣着朴素、反对铺张浪费，就为甘地（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赢得了众多的支持。

高效的政府还通过解决群众争端来体现公平。不公平，甚至只是有所偏袒，都会导致团体、政党或国家的内讧。不过，在某些情况下，领导者必须偏袒自己人（内群体）。

1997年，我们研究小组成员普拉托夫（Platow）在新西兰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卫生部长将一台肾透析仪按时间平均分给两个新西兰人使用，就不会引起争议。但是如果将仪器分给一个新西兰人和一个外国人合用，群众就会希望自己的同胞多用一会儿。2001年，我们曾在一群澳大利亚大学生中，调查他们对学生会长克里斯（Chris）的支持情况。克里斯在学校负责给学生会成员分配酬劳，成员包括支持和反对领导组的两方（比如学校基金的削减问题）。分配酬劳时，克里斯倾向于偏袒支持的成员，这使得他更受学生会成员的欢迎。学生们也更支持他，积极配合他展开各项工作。

不过，人们也不总是支持偏袒己方的领导。如果一个团体笃信公平，那么它的领导者必须恪守公平原则。在英国，如果一个议员在分配公共住宅时优先考虑本国家庭，就会招来慈善组织、宗教团体和社会主义人士的强烈抗议。好的领导不会依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来行事，而是站在下属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

语言的力量

当然，领导力不仅仅意味着从善如流。如果你想动员大家做一件事，无论是要他们投你一票，还是让大家抗议不公，仅仅顺应民意是不够的，还必须主动帮助他们塑造观念，就像布什发表“9·11 讲话”那样。

最有效的领导者能赋予群众某种社会认同感，让大家感到他推行的政策正好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大陆上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她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来平等的原则”，在葛底斯堡讲话（the Gettysburg Address）的一开头，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就充分强调了平等原则，向民众宣传他的核心政治理念：民族统一和奴隶解放。

正如历史学家盖瑞·威尔斯（Garry Wills）获普利策文学奖（Pulitzer Prize）的著作《林肯在盖提斯堡》（Lincoln at Gettys-burg: The Words That Remade America）中所写，宪法实际上包含很多原则，它们并驾齐驱、不分上下。是林肯总统将平等提到了一个特殊的高度，把它说成是美国精神的试金石。林肯演讲后，民众开始从新的角度解读宪法。威尔斯写道：“广大群众带着对宪法新的理解离开。”

以平等为核心的美国精神，使林肯得以团结并动员全体美国人民开展奴隶解放运动。但在重塑美国精神之前，这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事件。美国精神这一概念的创始人，伟大的林肯总统用他高超的语言技巧，促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理想与现实

如果说，林肯塑造的美国精神促使人们开始构建平等的社会，那么奴隶解放运动的完成则巩固了平等在美国精神中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社会理想和社会现实存在互相作用：社会理想影响人们构建的社会形态，而构建出的社会现实又反过来影响构建者所追求的理想。

理想如果脱离现实，就无法实现，很快会被其他的理想所代替。“BBC监狱方案”说明，领导者如果不能将理念转化为现实，后果将十分严重。警卫体系的崩溃，促使参与者建立了一个以平等为信念的社团。但是该社团领导所建立的管理体系既不能有效地维护平等，也无法控制破坏该体系的人。最终，这个社团也摇摇欲坠。长期的不平等使得起初坚信平等的人也开始丧失信念，转而开始寻求等级世界，企图用暴力进行统治。

明智的领导者不仅要将理想变为现实，也要让民众真切地感受到理想真实存在。典礼和象征就是很有效的手段，它们通过夸张的形式再现了现实的缩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蒙娜·欧苏弗（Mona Ozouf）在《节庆和法国大革命》（“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写道，革命者设定了一系列新的节日来象征法国 “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精神。过去，人们按社会阶级来划分人群，而现在不论贫富，人们都是以年龄归类。希特勒却截然不同，他把纽伦堡变成了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希特勒出身平庸，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跃上高台，对着脚下的千军万马发号施令。

无论一个人的才能如何出众，都不可能完全依靠一己之力实现有效的领导。民众是否将领导者看作群体中的一员？对领导者树立的理想是否感兴趣？能否从庆典中感受到理想？这些都至关重要。新的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当领袖和民众理想一致，并以理想指导行动时，领导力才能得以实现。

理想指导实践的方式因领导体制而异。在比较集权的体系下，领导具有高于理想的特权，可以任意惩罚反对者；而在比较民主的体系下，领导者会更注重与民众沟通，树立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无论如何，创造共同的社会认同都是有效领导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