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博士的第二种人生

即使是科学界最耀眼的新星，有时也会选择离开实验室，他们为什么离开，他们都去了哪里？

撰文 埃文·卡拉威（Ewen Callaway）  翻译 刘雨歆

离开有机化学实验室后，索鲁什·夏木芭提（Soroosh Shambayati）并没有把化学合成完全抛到脑后。作为一位从化学博士转行的投资银行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已经投身衍生产品市场了。他的工作内容会涉及到以精确顺序安排一系列复杂交易，这让他想起自己当年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化学反应来合成有机化合物。

在研究生时代，夏木芭提在化学合成方面的表现就已经出类拔萃，他后来从事任何工作时也是如此。他的导师、美国马萨诸塞州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生物化学家斯图尔特·施赖伯（Stuart Schreiber）说，他“是个超凡的天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夏木芭提兼顾着3个截然不同的项目，分别属于有机合成、理论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与免疫学。他为人冷静沉稳、思想深刻，并且非常博学，书架上塞满了科学、哲学、进化生物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书籍。施赖伯知道，如果夏木芭提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他一定会成功。施赖伯说：“我很清楚，他以后会成为学界明星。”但是，夏木芭提却选择了金融界，同样取得了成功：他现在是古根海姆投资顾问公司（瑞士）（Guggenheim Investment Advisors，Suisse）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为多个富裕家庭和基金会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夏木芭提不过是成千上万个攻读了学术学位、但后来转行从事其他职业的科学家之一。根据美国自然科学基金（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对博士学位获得者进行的最新调查，到2010年为止，已经有近五分之一拥有科学或工程博士学位的人，不再从事科学工作。部分原因是，学术界上层的职位不够。仅就美国来看，进入职场的博士数量突飞猛涨，但稳定的学术职位却没有增加。1973年，在学术界工作的博士中，近90%都有全职职位；而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大约75%。

人们往往认为，只有那些能力较差的理工科学生，才会被迫离开这个竞争激烈的领域，而最耀眼的科学新星，无疑会顺利取得令人满意的学术职位。但正如夏木芭提的故事显示的那样——也正如大多数导师所知的那样，这并不是全部真相。事实上，有些离开学界的科学家，可能是最有学术前途的人。而他们离开的动机也不尽相同：有些人希望挣到更多的钱来养活家人，或者换取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有些人则是受到其他工作机会的诱惑。这些才智超群的科研人员为何离开学术领域？他们接受的学术训练又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联系了许多研究团队的领导者——他们是公认的良师，并向他们询问：“哪些人离开了科研领域？”

从化学家到银行家

夏木芭提出生于伊朗，后来赴瑞典求学，之后在美国洛杉矶一所大学获得了化学和数学奖学金。在本科期间，他就被科学深深吸引，因为科学代表着追求客观真理的精神和探索新发现的机会。之后，他自然而然地攻读了博士学位。上世纪80年代末，他来到了施赖伯的实验室，表现出色。当时，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有机化学合成，但施赖伯也想尝试新内容——比如扩展到生物学领域，因此夏木芭提可以同时在3个方面开展博士研究。

但是，科学研究的现实很快就击碎了夏木芭提的浪漫幻想。他发现化学合成的过程不仅缓慢，而且充满了挫折。他说“这感觉有点像你在很长时间里一次又一次拿头去撞墙”。而且，他的研究还因为科学界中的政治因素而受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那场关于究竟谁发现了HIV的争论。尽管有这么多的磨难，在拿到博士学位后，他仍然立刻申请了多家顶级大学的职位，而且收到了不止一个录用通知。

去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面试时，夏木芭提偶然碰到了一位在银行界工作的朋友。朋友对助理教授职位的微薄薪酬感到惊讶。他鼓励夏木芭提转行投身金融界。“我当时说：‘你疯了吧’，”夏木芭提回忆说，“我对银行和银行业一窍不通，怎么可能有人愿意给我面试的机会？”

但高额薪水确实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夏木芭提的父母在1979年革命之后逃离伊朗，舍弃了房产和积蓄，他深深感到自己应当肩负起养家的重任。于是，夏木芭提向朋友的老板争取到了一个面试机会。当时，朋友工作的银行是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该银行后来被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收购。这家投资银行当时是衍生品交易的行业翘楚，正有意寻找像夏木芭提这样精于定量和分析的人才。夏木芭提琢磨着，如果银行工作做不好，总还是可以回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于是最后他接受了这份薪酬比学术界高几倍的工作。

但他的事业发展得十分顺利。金融令夏木芭提大开眼界。他投身于混乱的新兴市场，一天之内的资金流动就是数千万美元。他发现与化学实验室相比，挤满了同事的交易大厅并没有太大不同，用他的话说，只不过是“隐私更少了”。他的职业生涯迅速前行，他先后跳槽到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花旗集团（Citigroup）和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突然破产并催化全球金融危机时，夏木芭提正受雇于此，他将这段经历比喻成“坐在一架失事的飞机上”。）

对于夏木芭提离开科学界的决定，施赖伯从没有质疑过。他曾努力说服自己，不要盲目认定自己最好的门生一定会追随自己的脚步。夏木芭提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部分得益于导师传授的科研方法——计算风险、辛勤工作和创造性思维。“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天生的银行家或者金融天才。但我也知道，只要我努力工作，我就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和能力，”夏木芭提说，“这正是施赖伯通过言传身教告诉我的道理。”

从物理学家到网络奇才

一些人决定离开科学界，有时是自愿的，有时是被迫的。雷娜塔· 萨尔诺（Renata Sarno）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她在祖国意大利做了8年的理论物理学研究，却碰巧赶上学术职位不足。随后互联网悄然兴起，萨尔诺成为了意大利首批投身于电子商务的人，她的网站后来被人以上亿欧元的价格收购。

 “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萨尔诺的导师、罗马大学理论物理学家乔治·帕里西（Giorgio Parisi）回忆道。她能够很好地理解理论物理学问题，然后利用计算机来研究这些问题。1987年，为了完成数学物理学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萨尔诺加入了帕里西的实验室。在那之后，她一直跟随他完成了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她参与建造了一台超级计算机——当时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之一，然后利用这台计算机，基于格点规范理论（把连续空间分割成为一系列离散点），来模拟一种名为“费米子”的亚原子粒子。帕里西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比如蛋白质折叠和神经网络，他还想攻克粒子物理学里新出现的计算问题，萨尔诺也深受启发。

对萨尔诺来说，从事学术研究似乎是一个理想选择。而帕里西也认为，她日后必将成为一名优秀的科研团队领导者。但在1994年，萨尔诺的博士后研究经费用尽，她又没能申请到新的经费，并且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机会提供给她这样刚刚起步的年轻科学家。另外，在意大利物理学界最高层的科研人员中，很少出现女性的身影，这种性别歧视让她的前行之路变得艰难。

但上帝为她打开了另一扇门。在此一年前，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向公众开放了互联网，萨尔诺认为，对于自己这种拥有计算机科学背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她说，“我发现自己尽管当时没有收入，但面前却有一条充满机遇的宽阔大道。我决定走上这条路。”

萨尔诺与3位同事，依靠大约10 000欧元（13 000美元），搭建了一系列网站，其中包括名为“Venere”的旅游网站，该网站是世界上第一个提供酒店预定和其他预订服务的网站。她的团队开发出一系列网络工具，让人们可以在网上讨论和评价酒店，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创新之举。萨尔诺说，她在解决问题和计算机技术方面的科研经历，为她在网络世界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她说：“我选择进入互联网行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一个未知领域从零做起。”看到自己最有天赋的学生离开科学界，帕里西深感遗憾。但是，他也为萨尔诺在互联网行业取得的成功感到骄傲。2008年，萨尔诺和同事把Venere网站出售给了著名的在线旅游公司Expedia，售价大约为2亿欧元。

但是，萨尔诺并未完全告别研究领域。将网站出售之后，她成立了一项基金，用于支持一种罕见遗传性色盲（blue-cone monochromacy）的研究。这种遗传病会造成视力和色盲问题，萨尔诺家族中有很多人都饱受该病的困扰。她一直和帕里西保持着联系。当她想知道人类视网膜上的不同感光细胞如何排列时，她会拿显微照片向他求教。她希望通过基因治疗来治愈这种罕见疾病。对她来说，基因治疗就像粒子物理学和互联网一样，在这一全新领域中，问题有希望得到解决。

从生理学家到全职爸爸

在攻读生理学博士学位之前，埃里克·佩恩（Eric Pane）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第二职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所久负盛名的小学教书，送孩子去那里读书的家长都是野心勃勃、要求颇高的人。与此同时，他还做着服务生、家庭教师和保姆的工作，来维持家庭开销。繁重的工作令佩恩精疲力尽，他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不想在70岁的时候，因为心脏病发作死在小学教室里，” 他说。于是，佩恩回到大学学习生物学。他发现自己对鱼类生理学特别感兴趣，这门学科致力于研究复杂生物体是如何组合而成的。

在查阅科学文献时，佩恩几次注意到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生理学家克里斯·伍德（Chris Wood）的名字。他联系了伍德，希望能进入他的实验室。伍德后来回忆道，“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申请者。”伍德指导的绝大部分博士研究生都是在本科毕业后就直接来读博的，但佩恩在2000年进入伍德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时，已经31岁了。

但很快，佩恩的表现就让人眼前一亮。他研究镍对鱼类的毒性作用，不久后就成为实验室最高产的研究者。他发表了7篇论文，这些论文作为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帮助他顺利拿到博士学位；他还和同事合作了另外3篇论文，而且因为学术研究赢得了一项行业奖。“他是每个人都梦想拥有的研究生，他会带着自己的想法来跟你讨论，”伍德说，“我觉得这家伙某天一定能在大学拿到职位，他就是个全面手。”

佩恩也想到大学就职，所以在博士毕业之后，他就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利湾水族馆研究所（Monterey Bay Aquarium Research Institute），开始就海洋酸化问题进行博士后研究。但在那之后，他的学术生涯受到了干扰。那时，他和妻子米希科（Michiko）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米希科作为研究经费管理人员，职业生涯正处在上升阶段，而他们一家也已经在旧金山湾区定居。虽然佩恩的同事纷纷前往世界各地的高等学府应聘，但是，他只能在本地大学求职，这样全家人就不用到处搬迁。除此之外，助理教授的工作时间和相对微薄的薪水，也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米希科每星期要工作60个小时以上，而佩恩也希望自己能亲自去学校接儿子们回家。“我当然可以努力争取教职，”他说，“但那样的话，我的孩子们就只能被狼和吉卜赛人养大了。”佩恩现在每周抽出两天时间在一所社区大学授课，而且很多课程都是在线进行的。剩下的所有时间，他都用来扮演全职爸爸的角色。

直到现在，佩恩仍然十分羡慕自己的导师营造的那种高效率、充满成就感的学术氛围，他也试着在自己的课程中建立这样的课堂文化。在教师评估网站ratemyprofessor.com上，学生们对他的评价是“严格但公平”，这让他非常自豪。

在得知自己的学生选择了另一条职业道路之后，伍德十分惊讶：“刚开始我感到非常失望，但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伍德的反应也代表了很多研究团队领导者看到最出色的学生离开实验室时的想法：他们既对学生能过上快乐的生活而感到欣慰，也对科学界失去这样的英才而深表遗憾。但是，《自然》杂志在本次调查中联系的绝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在研究过程中为学生提供指导，其目的不仅仅是培养新一代的职业科学家，这些学生即使从事非学术性工作，他们受到的科学训练，也能得到很好的应用。

在一篇发表于2012年的论文中，一群科学政策研究者试图分析，为何科学家会选择退出学术领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学者彼得·范登贝塞拉（Peter van den Besselaar）的领导下，该研究团队比较了21对曾从事类似研究方向而且年龄相近的荷兰研究者。他们在职业生涯早期，都被认为有很高的科学天赋，但后来其中一个离开学术界，而另一个留了下来。研究团队发现，在留下的人和离开的人之间，并没有什么重要差异可以解释他们为何会走上不同的道路，比如他们都发表了数量类似的、引用率相近的论文。但是和离开的人比起来，留在学术界的那个人，拥有导师的激励、伴侣的支持和良好的工作机会的可能性更高。范登贝塞拉在谈到如何取得教席时说：“这可能是个运气好坏的问题，关键是你能否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

离开伍德的实验室已有近十年的时间，但佩恩仍然十分怀念那里，他每天都不禁自问，自己当年的决定是否正确。“这就好像你来到一个三岔路口。要么选择这条路，要么选择那条路。不管你选择了什么，你都会后悔自己错过了另一条路上的风景。”但是，在这个7月初的星期五，他没时间来考虑这些了，因为他计划要和孩子们出外游玩。“现在正是黑莓大量成熟的季节，”他说，“我们打算去采摘一些。”

本文作者 埃文·卡拉威是《自然》杂志驻伦敦的资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