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多元化：创新的孵化器

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可以让我们更具创造力，更加勤奋努力地工作。

撰文 凯瑟琳·W·菲利普斯（Katherine W. Phillips） 翻译 易小又

我们有理由知道多元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专业技能的多元化显然对我们颇有益处——你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工程师、设计师、质控专家的情况下生产一辆小汽车。但社会多元化呢？种族、民族、性别以及性取向的多元化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研究显示，社会多元化会导致人们尴尬不适、互动不佳、缺乏信任，还会引发人际冲突、减少交流、凝聚力下降，人们更担心不被尊重，等等等等。那多元化好的一面在哪里？

事实上，如果你要组建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团队或组织，多元化必不可少。它可以帮助团队提升创造力，促进成员寻找新的信息和视角，从而提高决策质量和解决问题的效率。多元化可以提升公司的整体水平，让新发现和重大的创新不断涌现。即便只是置身多元化的环境，你的思维方式也会随之改变。这并不是异想天开，而是管理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以及人口统计学家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信息和创新

理解多元化的积极作用的关键，在于理解信息多元化这一概念。当人们组成一个团队，共同解决问题时，他们会带来不同的信息、观点和视角。学科背景的多元化显然是有意义的，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生产小汽车的跨学科团队。社会多元化也同样如此。不同种族、性别和其他背景的人，可以为团队带来不同的信息与经验，帮助团队更好地完成任务。男女工程师在观点和视角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工程师和物理学家之间也是如此，这是好事。

对大型创新机构的调查多次证实了这一点。美国马里兰大学商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德诺（Cristian Deszö）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教授戴维·罗斯（David Ross）研究了性别多样化对标准普尔1 500综合指数 （Standard & Poor's Composite 1 500 lndex）最高的公司的影响，这些公司反映了美国债券市场的整体情况。首先，德诺和罗斯考察了1992-2006年间，这些公司的高层管理团队的人数和性别构成，接着又调查了这些公司的经营业绩。他们发现，平均下来，“女性高层管理人员可以让公司价值增加4 200万美元”。他们还调查了研发投入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进而衡量这些公司的“创新强度”。结果发现，在注重创新的公司中，当最高领导层里有女性的身影时，公司业绩会更好。

种族多元化也能带来类似的好处。在2003年的一项研究中，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管理学教授奥兰多·理查德（Orlando Richard）和同事调查了美国177家国家银行的管理人员，然后比较这些银行的业绩、种族多元化，以及银行行长对创新的重视程度。对于注重创新的银行来说，种族多元化的提高，与银行的经营业绩有着非常清晰的相关性。

在世界其他地方，多元化同样可以带来好处。2012年8月，瑞士信贷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团队公布了一份报告，为了这份报告，他们在2005-2011年考察了全球2 360家公司，想找出公司管理层的性别多样化与经营业绩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管理层有不止一名女性的公司，股本平均回报率更高，负债率更低，增长更快。

多元化如何激发灵感

大数据研究有一个明显缺陷：它只能表明多元化和业绩提高有关，但不能说明多元化是业绩提高的原因。不过，研究规模较小的群体的种族多元化，可以明确多元化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再次清楚地表明：对于重视创新、看重新想法的团队，多元化的确有用。

2006年，我和斯坦福大学的玛格丽特·尼尔（Margaret Neale）以及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的格雷戈里·诺斯克拉夫特（Gregory Northcraft）开展了一项实验，研究种族多元化对小型决策团队的影响。对这些团队来说，信息分享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实验对象是在伊利诺伊大学修习商学课程的本科生，我们将其分成三人一组，一些组全是白人，一些组则由两个白人和一个非白人组成。接下来，他们需要破解一桩神秘的谋杀案。我们保证所有小组成员得到的信息都是相同的，但我们也给每个小组成员提供了只有其本人知道的重要线索。为了查明凶手是谁，小组成员必须在讨论过程中分享各自的信息。显然，种族多元化的小组表现更为优秀。而和同类人在一起，会让我们认为大家掌握的信息都一样，大家的观点也相同。这种看法使得白人小组无法对信息进行有效的加工，也正是这种看法，妨碍了创造和革新。

其他研究人员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2004年，斯坦福大学教育学研究生院教授安东尼·利辛·安东尼奥（Anthony Lising Antonio）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等机构的5名同事研究了种族、观点构成在小组讨论中的影响。来自3所大学的350多名学生参与了此项研究。按照要求，小组成员会对一个热门的社会话题（童工或死刑）进行15分钟的讨论。研究人员预先设定了一些“异见”，交由黑人和白人组员在不同小组里发表。研究发现，虽然同是“唱反调”，在一个白人小组里，黑人的“异见”比白人的“异见”更让人感觉“新颖”，更能拓展人们的思维和备选方案。此次实验得出的结论是：相比同类人而言，和我们不同的人提出的不同意见，对我们更有启发。

催生上述效应的不只有种族差异。去年，我和伊利诺伊大学的管理学教授丹尼斯·卢因·劳埃德（Denise Lewin Loyd）、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的辛西娅·王（Cynthia Wang）以及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罗伯特·劳恩特（Robert B. Lount, Jr.）采访了186人。在询问了他们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后，我们让他们读了一桩神秘的谋杀案故事，并请他们找出凶手。然后，为了和另一个小组进行交流，他们会就自己的观点写一篇文章。更重要的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告诉参与者，他们的合作搭档与他们观点相左，但两组人最后都需要达成一致意见。每个成员均被告知要做好说服对方的准备。不过，我们还告诉其中半数的参与者，他们需要说服的对象是和自己党派不同的组员，而另一半人则需要说服和自己同一党派的组员。

结果显示，在共和党人中，得知同党派组员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所做的准备，不如那些对手是共和党人的人充分。而共和党人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行为模式。如果与我们产生分歧的人的社会身份与我们不同，我们会变得更加努力，多元化可以唤醒我们的认知行为，同质化却没有这种功效。

基于上述原因，多元化似乎能够提高科研的质量。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以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科学与工程劳动力项目（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orkforce Project）负责人。今年，他和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黄伟（Wei Huang，音）利用汤森路透的数据库Web of Science分析了1985-2008年发表的150万篇科学论文，以及作者的种族构成。结果发现，与作者均来自同一种族的论文相比，由多种族团队共同撰写的论文的引用率更高，文章的影响因子也更高。此外，他们还发现，这些更“重要”的论文，作者的通讯地址也多元。多元的地理位置、更多的参考文献，均是学术内容更加多元化的反映。

期望的力量

多元化带给我们的并非只有不同的视角。将社会的多元化元素引入一个团体，就足以让人们相信团队内可能存在不同观点，而这种看法会改变人们的行为。

在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中，成员们大都觉得他们可以理解彼此的观点和看法，并且很容易达成共识。但是，当群体成员发现彼此有不同的社会身份时，他们的期望就会发生改变。他们可以预见不同的观点和视角，认为如要达成共识，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一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社会多元化的优势与劣势：身在多元化环境中的人，不管是在认知还是在社交方面，都会更加努力；他们本人可能会觉得辛苦，但这些努力会带来更加丰硕的成果。

在2006年一项针对陪审团决策的研究中，塔夫斯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塞缪尔·萨默斯（Samuel Sommers）发现，在陪审一起性侵案的过程中，种族多元化的陪审团会比白人陪审团更广泛地交换信息。在密歇根的一个法庭上，萨默斯、法官和陪审团负责人合作模拟了一场庭审。虽然参与者均知道这是一次实验，但他们不知道实验的真正目的是研究种族多元化对陪审团决策的影响。

萨默斯组建了一个6人的陪审团小组，陪审员要么全是白人，要么由4个白人和两个黑人组成。你可能已经料到结果了：由黑人和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在判断案件事实方面更为擅长，在回忆相关信息时更少犯错，并且在讨论种族对案件所发挥的作用时也更加开放。“混合”陪审团之所以有这些优势，并不一定是因为黑人陪审员为团队提供了新信息，而是因为在面对黑人陪审员时，白人陪审员的行事方法有所转变——在一个多元化的团队里，他们变得更加勤奋和开明了。

团队练习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你正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会议撰写报告论文。你的搭档是个美国人，而你是中国人，所以你料想，你们一定会出现一些意见分歧和交流困难。你俩社会身份上的这一个差异（国籍），会使你更关注你与他（她）之间的其他差异（比如文化、教育和经历）。但如果你的搭档是个中国人，你心里也许就很难产生以上预设。你和美国搭档会如何为会议做准备呢？有美国伙伴的“鞭策”，十有八九，你会更努力地阐释你的理论、设计备选方案。

多元化就是这样激励我们，使我们更勤奋、更有创造力、更善于在人际交往时考虑意外情况的发生。而多元化带来的烦恼——你就姑且将它当作体育运动带来的疼痛吧——为了强健体魄，你必须逼迫自己去锻炼，谁叫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呢？同样，无论团队、组织还是整个社会，想要改变、成长、创新，多元化是必不可少的。

让公众参与科学的“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模式，刺激了一系列项目的开展，这些项目为我们带来了真正的创新，也改变了我们的行事方法。它不仅对现有的科学研究有益，还能吸收许多原本会被埋没的观点，让新人用新点子解决新问题。

网络、云计算、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是“公民科学”的主要驱动力，它们可以让成千上万名科学家，或分散于全世界的普通公众参与大范围的信息和知识收集活动：星系动物园（Galaxy Zoo，见galaxyzoo.org)可以对星系进行归类；Qcumber在全球的用户都可以上传有害环境的地理位置（见q-cumber.org）；护鸟计划（Project FeederWatch，见feederwatch.org）可以计算北美鸟类的数量；加利福尼亚交通事故致死动物观测系统（California Roadkill Observation System，见wildlifecrossing.net/California）可以报道被车辆撞轧致死的动物数量。这些项目采集到的数据，比通过其他任何途径获得的数据都要多。

如今，移动设备随处可见，这意味着参与项目的大众并不非得是富人、学者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杰罗姆· 刘易斯（Jerome Lewis）和喀麦隆的巴卡（Baka）少数民族族群合作，用简单的成像技术记录珍贵的树木。“公民科学”使用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对歧视、人权滥用的研究，并能帮助当地人民更好地向外来人士展示自我。

除了收集数据，许多“公民科学”项目还改变了我们对事物的观感。奥杜邦学会圣诞节鸟类计数 （Annual Audubon Christmas Bird Count，见birds.audubon.org/christmas-bird-count）项目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教育作用，有助于推动社会文化的转变。奥杜邦的鸟类计数项目的最初目的，就是改变人们在圣诞节当天射杀鸟类的习俗。

“公民科学”项目的点子很容易被发酵和放大。一个在教室里开始的项目很快就可能成为一个全球计划。植物识别软件“树叶快照”（Leafsnap，见leafsnap.com）就是一个例子。这个项目可以将信息反馈给参与者，使研究成为一个双向的过程。而将众人的智慧集合起来，可能会激发出其他点子，从而为科学研究找到新的途径——例如由Foldit（见fold.it/portal）找到的解决蛋白质折叠难题的方法。而像宇宙动物园（Zooniverse，见zooniverse.org）这样的平台，可以让数百万人参与到不同的合作中。日内瓦附近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以及其他大型科研项目，都是由许多身怀不同“绝技”的研究人员支撑起来的，他们都为实现同一个目标而一起奋斗。“公民科学”能够扩展这一“协作”理念，参与者可以对新发现的星系进行归类或者鉴定植物的种类。“协作”为“公民科学”引入了新的维度，让大众对尚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新方案。

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如何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花钱，成为了冰岛议员的一个难题。为了促进社区发展，政府发起了“让雷克雅维克更美好”项目，让市民就创新理念展开争论。议员们将具有潜力的项目众包出去，划分优先级，并决定如何分配预算。像“实验-众筹平台”（Experiment crowdfunding platform，见experiment.com）这样的成功案例，让我们对科研资金的众筹方式大开眼界。但是，还要多久，这种众筹方式才能成为投资科研的必由途径呢？

如果与大数据结合起来，“公民科学”的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平台可以让个人获得数据、模型和分析手段，个人因此可以开展自己的研究，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而这将会改变我们在学校教授科学和开展研究的方式。

社区安全、用水洁净等问题都需要用科学来解决。但是，当今的科学几乎全是经欧洲价值观打磨后发展起来的。欧洲和美国的白种人很大程度上掌握着“由谁发问？”“如何研究？”“什么东西值得研究？”的话语权。许多重大发现和创新虽已问世，但由于调研人员自身经验的局限，很多问题都被低估或忽视了。

倘若研究人员开展与个人经验相关的研究，可以拓展科学的广度，使之更有益于人类。斯基德莫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的人类学助理教授罗宾·纳尔逊（Robin Nelson）承认，在生物人类学领域，科学家对研究设计的看法正在改变，因为更多人意识到了个人经验对科学的影响。她回想起自己在研究加勒比家庭时，决定听从女性研究对象的建议，将同样对家庭做出贡献的男性家庭成员纳入研究范围。

“为了充分理解女性在照看家庭这项工作上的动态变化，我不得不了解这些女性是如何建构自身世界的，”纳尔逊说道，“她们生活在一个父权的社会，这就意味着我还要采访她们的兄弟、父亲等男性家庭成员。”纳尔逊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女性照顾家庭的方式，通常是对男性家庭成员所提供的财政和情感支持的回应。

来自少数族裔的人，如果成为科学家，通常都带有某种使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助理教授卡尔·哈特（Carl Hart）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毒品战争”时期的迈阿密。在亲眼目睹朋友和邻居受到毒品犯罪的折磨、自己也短期贩卖和尝试毒品后，哈特重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大学毕业后，他继续深造，研究毒品对人脑产生的生理效应，因为他想知道毒品是如何对人产生影响的。“我的视角和其他科学家不同，所以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同，”哈特在2013年接受《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的采访时说道，“在某些特殊领域，你肯定会更加勇敢无畏，因为你目睹了那些你在乎的人受到的不良影响。”

玛格丽特·海扎·雷德斯迪尔 （Margaret Hiza Redsteer）是美国地质调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的一名科研工作者，研究气候变化对纳瓦霍族印第安原住民保留地（Navajo Nation）的土地和水资源的影响。雷德斯迪尔的家庭居住在保留地上，但她对断断续续、甚至有时会遭到污染的供水系统大为不满。她28岁进入大学学习时，对地质学和水文学非常感兴趣，因为她想进一步了解土地、土地使用以及社区用水之间的关系。“大学教育给我最有益的一个体会是，知道你是谁，有助于你确定自己看待世界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哈特在西班牙裔、墨西哥裔美国人和美国原住民科学促进会（Society for Advancement of Hispanics/Chicanos and Native Americans in Science）的个人资料上这样写道，“运用美洲原住民的传统经验（来解决问题），不仅有科学上的重要性，从文化视角来看也是如此……我们需要能运用这一视角来处理问题的人才，这样我们才可以学习、甚至教会他人，如何才能更好地守护我们的土地。”

生态学家最近才开始关注城市的环境问题。但对有色人种和居住在低收入社区的人们来说，这些问题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伊利诺伊大学城市生态学专业的博士生凯伦·A·马歇尔-吉莱斯皮（Kellen A. Marshall-Gillespie）注意到了汽车和工厂的污染物是如何影响邻居的呼吸道健康的。她认为，这些污染物可能会对植物（包括附近花园中的蔬菜）的生长和发育产生不良影响。“环境不公和种族歧视对自然体系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巨大，”凯伦在致信美国生态学会（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时说道，“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将社群隔离、环境公平，以及研究生态服务系统所带来的好处联系起来。”

当科学海纳百川，包容万象之时，每个人都将从中获益。社会福利、行政服务匮乏的社区最终得到了应有的关注，而给予关注的科学家们也获得了新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