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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如何直觉地理解他人的想法？吕贝卡·萨克斯（Rebecca Saxe）凭借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为无从下手的政治争端和社会冲突找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采访：加雷思·库克（Gareth Cook） 翻译：朱机

这种揣摩他人心理活动的能力被称为“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33岁的吕贝卡·萨克斯正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这种能力的一员。萨克斯证实，大脑中有一个专门负责揣摩他人心理的区域，那就是右颞顶叶交界处（RTPj）。这项发现让神经科学家惊讶，因为“心理理论”是一种抽象复杂的能力，过去总以为会涉及大脑皮层的多个部分。然而，根据萨克斯的发现，就在右耳后面的一小块脑区，主宰着我们与人打交道的大部分能力：沟通、友谊、爱、同情和道德，还有艺术──人类为什么写小说，又为什么读小说，这都是“心理理论”这种能力决定的。

尽管萨克斯在履历中把自己定位为神经科学家，但或许把她当作哲学家也可以。她从小生长在安大略，后来去了牛津大学读书，当时她并不清楚将来要走什么样的职业道路。如今，她手头的工具有计算机和大脑扫描仪，但问题一如既往。揣度他人想法的能力，和我们称之为大脑的那团3磅重的东西，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想法和体验有什么关联？

萨克斯实验室的研究领域很广，包括语言、道德推理、自闭症、因果推理以及大脑发育。但她特别感兴趣的是冲突的解决。她和同事埃米尔·布鲁诺（Emile Bruneau）希望能了解，发生冲突时我们的“心理理论”能力是如何失效的，以及对这种失效的了解将会如何帮助人们修补社会关系中的裂痕。虽然我们的“读心术”已经很好，萨克斯表示，但倘若能加以提高，世界会更美好。以下是采访节录。

科学美国人：你对科学的热爱是如何让你走上研究大脑之路的？

萨克斯：从我刚刚记事，知道切身相关的大多数东西是由简单的小单元组成时，我就非常痴迷于这种观点。我还是小孩子时，很好奇身边的东西都是怎么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那时就想当化学家。后来我又对组成人体的化学分子、细胞成分等产生了兴趣，我就想当生物学家。

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就是大脑。一个细胞向另一个细胞发出一个电信号，你就产生了意识、想法、精神体验。人们有时会说，有两个最根本的科学问题，一个是宇宙的起源，另一个是意识的结构。你无论沉迷于其中的哪一个问题，理由都是一样的。

科学美国人：你是如何在神经科学中选择目前的研究方向的？

萨克斯：我用神经科学研究那些无法在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上开展研究的东西，诸如语言和道德。我们现在对大脑最了解的是那些和其他动物一样的部分，大部分与信号的输入和输出有关。比如，我们如何从黑白背景或沙发桌子背景上解析出视景？人的视觉系统与猫、猴的视觉系统有很多共同之处，并且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合理的假说，来解释视觉系统的工作原理。运动控制也是如此，神经科学家从19世纪末就在对此展开研究。

所有这些都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会觉得在神经科学中一个已经积累了许多认识的领域做研究非常吸引人。了解许多关于某个系统如何运作的知识，并不断新增、积累，这非常令人满足。不过，我被吸引到另外一条不同的路上了——关于心理和大脑的研究。我们目前对这一领域知道得最少。

科学美国人：这就是吸引你开始研究“心理理论”的原因吗？

萨克斯：是的，这是个艰深的、基础的、完全开放的问题。不过，我之所以去研究“心理理论”，还有一个原因是它潜在的应用非常广泛。它可以用在具有社会认知障碍的人──比如自闭症和社会焦虑症患者──的临床治疗中。许多我们非常不了解的神经发育障碍，其中都涉及社交方面的问题。

要让社会良好运转，我们需要了解心理是如何工作的。我们需要互相了解，也需要了解自我，以及我们对别人的看法。我们要与社会和谐共处，这样才能共同发挥作用。我们如果完全误解了他人在想什么的话，社会就没法很好地运作。

举个例子，全世界都在花大力气解决冲突。然而，这些努力主要基于直觉性的“心理理论”能力，即对于他人如何工作、对方的想法和行为会因为什么而改变、冲突由什么引起、如何扩散等方面的常识观念。

这些直觉性的“心理理论”能力还不错，就像我们身体的直觉反应一样。凭借身体的直觉反应，我们能够接住棒球。但是，对于有些应用来说，“还不错”就是“不够好”。假如你想登上月球，仅凭身体的直觉反应就做不到。对于冲突的解决，有时候我感觉就像登月一样，仅靠直觉能力是做不到的。

科学美国人：那你是如何进入冲突的解决这个研究领域的？

萨克斯：我刚开始建立实验室时，收到一封埃米尔·布鲁诺发来的邮件，他当时是密歇根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告诉我，他很想知道人们是如何改变对他人的看法从而解决分歧的。他说：“我觉得这是个深刻的问题，我觉得只有科学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还觉得神经科学应该可以做到。”我回信给他说，“你太疯狂了，你提的这个研究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但在跟他聊过之后，我认为实际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他是个很有眼光的人。老实说，我们已经做了5年，在这5年中我才发现原来神经科学如此有用，我都不知道将来神经科学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埃米尔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走路也在想，睡觉也在想，工作时想，不工作时也想，一天24小时都在思考。这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做的事──而他就是你想与之合作的那个人。

科学美国人：神经科学可以为解决冲突做些什么？

萨克斯：就拿偏见来说吧。人们有各种理由来说明自己没有偏见。他们不想成为有偏见的人，他们知道正确答案不应该是带有偏见的。人们往往觉察不到自己的偏见。所以这里有个大问题：你怎么来测量和改变那些人们没有完全意识到的东西，他们不想承认的东西，以及他们有意掩饰的东西？

如果能有办法直接测量偏见之类的东西就好多了，而这就是神经科学在努力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够在大脑中找到偏见的机制，就能测量偏见，而不用再去找别人来告诉自己我们是不是有偏见。另外，如果能测量偏见，那我们还能用更精确的方式，来测试解决冲突的不同方案。我们只要事先测一下人们的偏见水平，干预之后再测一下，看看哪种干预效果最好就可以了。

这些是长远目标。不过我怀疑的是，冲突中所发生的是复杂的、隐蔽的一系列偏见，是一方对于另一方执有的情感和动机上的偏见。双方都认为对方是意识形态作祟，不理智，或对方只配用拳头说话。这些与“心理理论”能力有关的因素很重要，而且比较容易被忽略。

科学美国人：可否解释一下你称之为“观点给予”（perspective giving）的研究？

萨克斯：我们的目的是用科学方法研究对话：当冲突双方有机会向对方说明自己的意见和经历时，会发生什么？很多冲突解决方案有赖于对话，但几乎没有科学研究分析对话是否真的解决了冲突。

我们认为，对话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观点索取”（perspective taking），你倾听他人的观点；另一方面，别人也正在倾听你，我们称之为“观点给予”。在大部分冲突中，一方的力量相对较大。我们假定，对话中这两方面或许并不对等。

我们研究了两对冲突：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冲突，以及墨西哥移民和亚利桑那白种人的冲突。相对势力较小的一方只有在位于观点给予的位置，也就是陈述己方观点时，才会显示出态度的改善。对他们来说，被要求采纳相对强势一方的观点时，他们并没有得到好处。而对于强势一方来说，对话最大的好处则来自于观点索取，也就是倾听对方的观点。

我们并不是建议对话程序完全不对称，只有一方说，而另一方只是听。不过，重要的是要理解，说和听对于不同的群体而言，可以起到完成不同的效果。例如，我最近听说了一些发生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对话[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菲利普·哈马克（Philip Hammack）的一项尚未发表的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以色列人说得比阿拉伯人多很多。如果阿拉伯人说的时候，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那么至少其中应该有某些机制，提高了让阿拉伯人说话的概率。

科学美国人：这些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在个人之间的交往之中？

萨克斯：对，假如你是比较强势、能控制住局面的人，你就应当努力地去倾听，去获取新信息，去了解对方的观点从何而来。而对于比较弱势的一方而言，被另一方倾听的体验能够帮助他突破障碍，打破不利的局面。

科学美国人：这项工作有没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应用在更个人的关系上？

萨克斯：我们正在做的另一项课题，是关于人们如何为自己并不认同的观点寻找支持的理由。冲突解决方案的目标并不一定要改变人们的想法。我们只要让人们知道对方也有可能是对的，就有可能解决冲突。

你是因为内心感觉这事儿太疯狂所以反对，还是在理解了来龙去脉的基础上表示不认同，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我们想更深入了解的东西。

科学美国人：毫无疑问，你这项课题所研究的正是目前美国所面临的问题。

萨克斯：对，我们正是在研究目前美国所面临的问题。现在的美国已经处在其整个历史上偏向性非常强的时刻。我们很感兴趣人们对各种争议的看法，比如环境问题、同性恋婚姻等，我们也对那些持有非主流观点的人感兴趣。我们并不是想去弄明白，为什么有人支持或反对同性恋婚姻。我们是想了解，当有些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别人会有不同的观点时，我们是不是能改变他们的这种想法。很多人可能会说，有的人之所以坚持不同的观点，唯一的原因是他们疯了，或者没有道德。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那一定就是你疯了。这种观念或许得变变了。

本文作者：加雷思·库克是一名科学记者，曾获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他是《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专栏作者，也是《科学美国人》负责心理问题领域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