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当科学家搅入政治

当加利福尼亚州长想聘请两名古生态学家做顾问时，这两位古生态学家的职业生涯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变。

撰文 弗吉尼亚·格温（Virginia Gewin） 翻译 张泽川

当安东尼·巴诺斯基（Anthony Barnosky）第一次看到这封邮件时，他觉得只是个玩笑。作为一名研究生物灭绝的专家，他曾预警了可能暴发的环境危机，而由此带给他的各类垃圾邮件，已经见惯不怪了。有些邮件很搞笑，命令他“屈身”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也有人让他大力宣传碳储集的“生物岩”（biorocks），还有的建议他通过研习“瑜伽飞行”（yogic flying）帮助人类。因此，当巴诺斯基收到一封只有一行文字——“请联系加利福尼亚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的邮件时，他很自然地心生怀疑。当时，他无聊地给邮件留下的电话发送了一条语音信息，调侃他是不是又被愚弄了。然而当天他忙完回来时，电话铃声响了，是州长布朗打来的。

那是在2012年6月，这位任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古生态学家，刚刚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惹人注意的文章。巴诺斯基声称，地球正因为人类活动而处于“转折点”或“拐点”，因为这些活动导致了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破坏、污染加剧和人口增长。这篇文章的合作者正是他的妻子、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伊丽莎白·哈德利（Elizabeth Hadly）。

州长先生看到了媒体的报道，对类似的科学问题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他想知道在科研圈内部，科学家对此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一致。而整场谈话的重点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巴诺斯基说，到后来，问题已经变成了：“为什么你们这些家伙不将这些事情大声呼吁出来呢？”

哈德利回忆说，“我们以为这么做已经够了。”

布朗州长接着又给他们打了几次电话，此后也给巴诺斯基和哈德利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将这些科学研究转换成一种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材料——一份联合声明？他俩同意了，并且在布朗的帮助下，他们写了一份如泣如诉的报告，并邀请了3 300多人签名，其中大部分是科学家。

 这份声明给了布朗强有力的科学依据，他得以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更有力地奋战，他还把这份声明交给了很多政治家，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快，中国和加利福尼亚州签订了一份协议，合作研究绿色科技和节能减排的可能措施。这份声明中的文字也很快被收录进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气候协定中。作为重大能源和环境决策的一部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新报告中也引用了这份声明。

巴诺斯基和哈德利认为，与布朗合写的这份联合声明意义重大，这份工作以一种从未设想过的方式改变了他们的职业生涯。这一年中，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被联合声明有关的工作所占用，同时也促使他们以更实际的方式思考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们不得不去面对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科学家究竟该不该扮演政策建言者的角色。

“这份联合声明比我之前做的任何工作都重要，”哈德利说，“我们从未想过这篇论文的成果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让更多的人看懂科学

要让这份文件在国际上的气候谈判中发挥作用，巴诺斯基和哈德利必须将一篇只有7页的学术论文，改写成一份能让世界级领导、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看得懂的材料。在学术休假（美国某些大学给大学教师每七年一次的休假）期间，除了一本已经在写的著作，巴诺斯基还要作为带头人，编写这份长达46页的报告。几乎每天晚上和每个周末，他和哈德利都会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家中讨论声明的结构，并撰写报告。巴诺斯基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起草了报告的初稿，然后发给哈德利和其他14名合作者。他回忆说，最难以完成的部分，是将126项引用过的学术成果归纳总结出来，而且其中还不能使用任何难以理解的学术用语。为了组织语言，他来来回回写了21遍。

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全新的领域，不过还好他们有位向导。哈德利说，“布朗州长教会了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件事。他告诉我们他所需要的排版样式，不仅需要让他自己好理解，更要引起那些政策制定者们的注意”。报告中，目录是必须要有的，摘要也是一样，一定要做成一页放在最前面。布朗希望文本看起来很简洁，不花哨。他们就报告的版式磋商了多次，一直在考虑要把签名放在哪儿。而且，字体的选择也是重中之重。布朗希望使用一种简洁整齐的字体，用一行标红的哥特字体标注“科学共识”（scientific consensus）。但后来，布朗收回了自己的建议，也没有对内容做任何修改。

当哈德利对报告做完最后的润色时，下一步就是征求签名。他和巴诺斯基列出了一张研究全球变化科学家的名单，并发送了大量邮件以征求签名，还邀请收到邮件的科学家将报告转发给其他相关的科学家。在一个月内，这份报告被发到了41个国家，收到了522个签名。他俩对这些回复感到非常高兴，但也有一些人拒绝签名，因为这些人并不完全认同这份报告，更具体来说，并不认同“转折点”或“拐点”的说法。

尽管从气候变化和生态组成等方面来说，地球系统发生剧烈改变的原因仍有争议，许多科学家还在犹豫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预测一场全球性剧变。“我认为，那篇声明中关于生态系统的剧烈变化是有理有据的，但是，报告后面却讲了一些没有证据支撑的内容，比如在生物圈中全球性的转折事件是如何发生的，而这些论述还是称为假说比较好。”厄尔·埃利斯（Erle Ellis）说，他是马里兰大学摩县校区的地表生态学家，对这份报告做了一些反馈。

埃利斯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转折点、拐点之类的词会吸引政治家的目光。“这些词能简单明了地告诉人们，人类活动已经引发了全球性变化，划定了地球的现在和未来，就像在沙地上画了一条线，”他说，“这么做会让人们对‘安全’的标准产生错误的认识，也会让人们错认为，现在采取行动已经‘晚了’。”但是，这些概念也很有用。实际上，博弈论模拟研究表明，如果转折点可以精准地预测，国际合作就更容易达成，也更容易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

所以，在那篇论文中，布朗州长，这位终身置于政坛的政治家最看重的地方——“拐点”，恰恰是科学家最不买账的说法。哈德利和巴诺斯基也承认，这类词汇有点“过了”。不过，对于研究地层变迁的科学家来说，他们早就习惯了“转折点”。在地层中，一条划痕就能反映一些事件，比如，在1.1万年前那场导致近半数巨型动物消失的灭绝事件就有相应的痕迹。“在经历了转折点和灭绝事件后，这个世界从化学、生物学，甚至是地层学角度来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哈德利说。

这份联合声明的作者们相信，如今加速变化的地球系统，已经将整个星球推向了十字路口。他们通过哈德利的技术人员（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李莉莉（Lily Li）用电脑绘制了一幅画，使这个概念更加形象化：画中，一位孤独但衣着得体的人正拉着地球，而地球的另一边是万丈深渊。

“悬崖”上的地球

在8个月的辛劳工作中，哈德利和巴诺斯基一直没有见过布朗州长。直到2013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里召开一场关于可持续技术的会议时，他们才看到了布朗州长本人。当时，约400名商人、政府官员和公民代表齐聚美国航空航天局埃姆斯研究中心（Ames Research Center）。

两位科学家以一种与科研时完全不同的状态出席了会议，巴诺斯基穿了一身之前很少穿的西装，哈德利则身着新买的紫色长裙，并且穿起了自己都感觉有些不适应的高跟鞋。他们向州长呈递了报告，报告的正式名称为《关于保持21世纪人类生存环境的联合声明》（Scientific Consensus on Maintaining Humanity’s Life Support Systems in the 21st Century）。他们也给布朗州长看了那幅《悬崖边的地球》（Earth on the Cliff），布朗指着那位拉着地球的人问是谁。哈德利说：“这是你啊。”

在公开演说中，布朗批评了媒体报道气候变化时的无力表现。他说，要用不同的方法才能带来改变——比如这篇联合声明。

“布朗州长是一位少见的政治家，目前他对科学有着独特兴趣，并相信科学可以说服那些不相信气候变化的大众”，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兹的苏珊娜·莫泽（Susanne Moser）说，她是气候变化方面的信息顾问，曾与布朗在许多议题上共事过。

联合声明公开发布后，巴诺斯基和哈德利经常收到来自布朗州长办公室的紧急要求。一天，他们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索要数份《联合声明》的复印件，说是布朗州长去南加利福利亚州开会时，可以把它递送给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他们打印了24份报告，然后巴诺斯基和女儿驱车3小时，将这些文件送到了萨克拉门托。

声明的发布引起激烈的争论，哈德利和巴诺斯基花了近半的精力来处理相关的问题。哈德利说，因为她做的这些事，学生们还和她聊过几次，有些学生想知道，怎么行动才不至于失去科学家的风范。相反，斯坦福大学的著名种群生物学家保罗·厄尔利希（Paul Ehrlich）却认为，这份声明不会带来什么进展。厄尔利希曾参与了许多类似的活动，几乎都没有引起政治家们的重视。

一直以来，哈德利和巴诺斯基都尽力在严格描述事实与拥护特定政策之间，掌握好平衡。他们将这种走中间路线的做法称为“信息拥护”（information advocacy），也就是说，他们会为政治家们提供科学信息的来源，但绝不会把这种做法当作特殊渠道。比如在去年秋天，斯坦福大学卡内基科学研究所的大气科学家肯·凯德拉（Ken Caldeira）就曾邀请他们在一份公开信上签名。这封信是写给布朗州长的，目的是要求加利福尼亚州禁止压裂页岩来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公开信上已有20位科学家的名字，包括凯德拉自己和厄尔利希，但是，哈德利和巴诺斯基拒绝了，因为他们觉得这封信的内容太过政治化。哈德利也曾拒绝在一份复活已灭绝物种的倡议上签名。

“我尊重他们的研究，但我并不认为，规范性的陈述会毁了我的名声，”凯德拉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把自己的意见隐藏起来，对科学本身没有任何好处。”

对布朗而言，哈德利和巴诺斯基的工作已经卓有成效。尽管与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工作人员的通话频率已经降到一周一次，但两位科学家仍在致力于传播相关信息，比如最近，他们就给制定气候变化政策和减排目标的领导介绍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时，哈德利和巴诺斯基也在州长的办公室一起，为未来的一些项目制定工作计划。

他们也会把这份声明传播到美国之外。哈德利将报告翻译成了不同语言，布朗随后把报告送给了挪威、日本、墨西哥、以色列和马来西亚的领导人。今年6月4日，他通过skype，远程参与了尼泊尔加德满都一个会议，这次会议签署了那份联合声明，并决定将应对气候变化写入新的宪法。

巴诺斯基说，如果没有布朗州长，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说：“你可以将这样的联合声明传播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但能让它们发挥作用的，却是让一位身处政策制定者位置上的官员采纳它们。”

巴诺斯基说，这项工作给他们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他们明白了，“科学家的使命并没有在文章发表后就完成了。”或者，也像哈德利所说的：他们现在知道，在一个资源和时间都有限的世界里，当科学家下定决心要让世界有所改变时，他们的事业能达到怎样的高度。

本文作者 弗吉尼亚·格温是一名居住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