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城市：创新引擎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生活在都市中。正是这个简单的事实帮助人类文明长盛不衰、日新月异。

撰文 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

翻译 郭凯声

犯罪频发、塞车严重以及污染成灾几乎是全球所有城市的通病，从美国洛杉矶到印度孟买，无不如此。但城市的一个亮点——致富的机遇，就足以胜过这些弊端。只有在人们彼此面对面时，创新灵感才有机会迸发出来。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许多最辉煌创意的实现（包括工业革命和数字时代），都离不开人的集体创造，而这种创造性是靠众人近距离接触才培养出来的。

可以预期，未来岁月中这类合作将会有助于解决全球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如贫困、能源短缺以及气候变化等，并将推动诸如不久前在埃及暴发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政治变革一类的事件。

为何城市会让我们优势尽显？拜技术所赐，我们现在可以召开虚拟会议，而互联网则使我们可以保持全天候的不间断联系，但无论是先进技术还是网络，都无法取代人们在办公室、吧厅或健身房会面时经常见到的那种“社交提示”（即表示自己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的面部表情）。城市让人们能随意交流，而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有助于我们获得解决最棘手问题的新思路（请参见第36页《少花钱 多办事》）。无论是在华尔街，还是在谷歌的纽约市分部，少壮派人士事业有成，皆得益于他们从周围人那里吸取大量意想不到的知识，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来如此。

想想18世纪英国城镇中随处可见，为我们带来了工业革命的那种灵感传递链条吧。滚筒式纺纱的关键技术始于英国伯明翰人刘易斯·保罗（Lewis Paul）和约翰·怀特（John Wyatt），然后传至约翰·凯（John Kay）和托马斯·海斯（Thomas Highs）那里，最终因曼彻斯特郊外一次饮酒聊天，来到了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手中。

城市极大地促进了观念的交流，进而推动经济繁荣、科技革新，人也更健康，甚至还催生了自我管理的新途径。

灵感快车道

持续不断的创意交流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找出一条摆脱贫穷、实现小康的途径。那些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与大部分人口仍然呆在农村的国家相比，人均收入要高出5倍以上。在印度，一些地方人口密度要比其他地方高一倍，人均收入也相应高出约20%，尽管两者在人口年龄与文化程度方面没什么区别。

作为全球商业的各大集散点，城市也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整合进程。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能够把自己的时间转化为产品与服务，并出售给发达国家，他们就有望日渐繁荣昌盛。实际上，城市把穷国与富国市场联系在一起。

有一个例子颇具说服力。曾参与创建印度软件行业巨无霸印孚瑟斯集团（Infosys）的亿万富翁N·R·纳拉亚纳·穆尔蒂（N. R. Narayana Murthy）在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迈索尔大学和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不过当时只有一个印度工程学学位是无法保证获得高收入的。穆尔蒂进入沛特尼计算机系统公司（Patni，现今的iGATE Patni公司）工作，而该公司的几位创始人曾在美国生活过，知道如何开发适合美国人的软件。他们把知识带回了印度，并吸收了穆尔蒂加盟，在印度浦那建立了一个为美国公司服务的部门，把印度的人才同美国市场联系起来。

1981年，他们创办了印孚瑟斯软件公司，并在1982年拉到了第一位美国客户。一年后公司迁到班加罗尔，同一家希望印孚瑟斯就在近旁的德国火花塞厂商开展合作。差不多30年后，印孚瑟斯成就了一个奇迹：它为创始人赚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并在班加罗尔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帮助他们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工程设计才能从而发财致富。印孚瑟斯的成功也自上而下地通过班加罗尔的食物链带动了当地餐馆、出租车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为数千印度人找到了饭碗。

紧邻香港的深圳则创造了又一个奇迹。1980年，深圳成为一个旨在吸引外资进入制造行业的经济特区，而在中国当时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深圳的工业几乎还等于零。在税收减免及放宽贸易政策等优惠措施的刺激下，大量外资涌入深圳。

既然有通过廉价劳力生产商品的机会摆在面前，厂商当然趋之若鹜。而由于在工厂上班的工资远胜过在农村种地，各地民工也纷纷来到深圳打工。1982年，可口可乐成为首家入驻深圳的美国公司，并将产品销往香港，人力成本仅为香港生产成本的零头。其他跨国公司也纷纷跟进，到深圳来生产玩具、手提包和拖鞋等，并逐渐向高端产品发展。

现在深圳地区有900万人口，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到2025年，深圳将发展成世界第十大都市经济体。

健康之源与革新之轴

城市不仅提升经济效率，也有益健康。现今纽约的平均寿命比美国全国平均寿命高出一岁多。尚不完全清楚为何纽约的老人会更健康。有人归因于步行习惯，有人则认为居住密度大更有利于社会交际与联系。但对较年轻的人而言，理由毫不神秘。在35岁以下的人中，机动车事故和自杀是两项主要的死亡原因，而在城市中交通事故和自杀造成的死亡都要少得多。纽约市的机动车事故死亡率比全美国平均水平低70%以上。喝几杯酒后乘地铁，要比醉驾安全得多。

城市也有助于通过深化知识而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例如，19世纪的伦敦为流行病学奠基人之一约翰·斯诺（John Snow）提供了深入了解霍乱病所需要的资料，因而帮助他取得了重大突破。斯诺仔细研究了记载一次霍乱暴发情况的城市地图，发现这种疾病同水泵有关联，从而找出了水源受污染与霍乱感染之间的关系。更近的一个例子则是艾滋病。巴黎研究人员摸清了艾滋病在巴黎市内的传染模式后，取得了艾滋病早期研究的某些突破。城市所能提供的知识，往往是制服疾病的最有力武器。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现在还谈不上健全，原因之一在于政府无法提供城市所需要的所有基础设施。不过，城市可以自己拿出解决方案。城市常常是变革的种子得以生根发芽的地方，而集中居住则方便了人们彼此间的协调与沟通，使民众能够掀起改革的浪潮。

欧洲最早的现代共和国是荷兰，溯其根源，它诞生于弗兰德尔地区盛产羊毛的城镇（如布吕赫）持续数世纪的民众起义风潮中。在布吕赫市的中心广场矗立着一座雕塑，主角是身为城镇手艺人的一位织工和一位肉铺老板。他们能获此殊荣并不是因为手艺高超，而是因为他们协助组织了行会会员投身到反对法国皇朝统治的战斗中。1302年5月18日，他们发动了一场现在被称为“布吕赫晨祷”（Brugge Matins）的城市暴动，以武力对抗城中的法国骑士。此后不到两月，在金马刺之战（Battle of the Golden Spurs）中，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手艺人及盟友组成的队伍彻底摧毁了法国骑士团的精华。

在好几个世纪中，这些胜利并未导致一个共和政府问世，直至席卷北欧各个城市的宗教改革烈火，又为民众揭竿而起增添了一个宗教理由。1556年，“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落入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后者企图大肆盘剥这些城市居民并钳制他们的行动。于是各城市再一次采取协调行动。他们首先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圣像破坏运动，然后发动了全面的起义。这场起义持续数十年，虽然弗兰德尔本身依然归属于西班牙，但最终还是出现了一个城市共和国——荷兰，它后来成了一个称雄世界的贸易与殖民帝国的中心，并被其后的众多共和政体奉为典范。

美国自己的起义则源自于18世纪波士顿那些密集的走廊，它们是把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和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等未来的革命家联系起来的纽带。汉考克从商业利益出发，有意聚众反对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而亚当斯则善于召集人群。他们和他们在波士顿的盟友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等人一起，最终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中坚力量。

Facebook革命

自此之后，城市有利于迅速传播进步思想并协调群众运动的优势帮助了无数次起义——从1789年法国巴黎的革命，到1917年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十月革命，再到2011年开罗的革命。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不久前被赶下台，这被称为“Facebook革命”，但人们如果只是在自己的Facebook页面上屏蔽穆巴拉克，那他肯定不会完蛋。民众必须涌入解放广场，才能迫使他下台。

人类依然面临从地区贫穷到全球变暖等诸多挑战，但我们这种城市生灵历来的出色表现让我深感乐观。我坚信人类只要密切协作，就能创造奇迹。人类最珍贵的秉赋，在于他们有能力彼此学习，团结一致，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来解决问题。

新的电子媒体可以让人类的合作更加方便快捷，但城市拉近了我们彼此间的实际距离，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接触，同样功不可没。数千年来城市一直在帮助我们应对各种重大挑战，而未来它也必然会发挥同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