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后我正开车回家,”戴维(David)说,“最近工作压力非常大,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只盼望着早点回家休息。突然,我心跳加速、呼吸困难、大汗淋漓、全身发抖、思维混乱,我担心自己要疯了或者心脏病要发作了。我赶紧把车停到路边,给妻子打电话,叫她带我去急诊室。”
戴维没有疯,也并非心脏病发作——急诊室医生告诉戴维,他患的是恐慌症。
最新版本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DSM)对恐慌症如此定义:间断出现的、突然而强烈的紧张感或极度不适感,并伴有心悸、气短、出汗、发抖,以及担心自己会发疯、失控或死掉等症状。大多数恐慌症的发作没有明显原由,这使它显得更加可怕。8%~10%的人会偶尔经历恐慌,但只有5%的人会因此患上恐慌症。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不同,恐慌症并不仅仅是我们大多数人偶尔经历的那种紧张。曾患过恐慌症的人描述说,那是他们最可怕的经历。
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来解释人们首次发作恐慌症的原因。这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在第一时间预防恐慌症。当压力积累到一个临界点,额外的一点点压力都会触发恐慌。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它来得是那么突然。
任职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家雷吉娜·A·史 (Regina A. Shih)及同事在一篇综述中提到,有些人天生就易患恐慌症,这种病症可以通过家族遗传。如果同卵双胞胎中有一个患恐慌症,另外一个患病的几率是异卵双胞胎(遗传基因相似度较低)的2~3倍。尽管这些研究结果没有排除环境因素的影响,但是它们强有力地证实,遗传因素是引发恐慌症的一个原因。
恐慌症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持续担心自己会遭遇更多的恐慌袭击,并且想方设法避免所有可能引发恐慌的情况,使他们备受煎熬。确诊患上恐慌症以后,患者必定担心症状再次发作时身处窘境:在教室等公共场合下,一定会尴尬难看;如果陷于交通堵塞中,将难以脱身;如果附近没有医疗设施,就很难寻求帮助……患上恐慌症,并且极度想避免上述情形发生,则可能导致陌生环境恐慌症。如果情况恶化,患者可能不敢迈出家门一步。
从正常的焦虑到极端的恐惧
这种使人能力丧失的病症,根源究竟是什么?美国波士顿大学心理学家戴维·H·巴洛(David H. Barlow)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研究,来进一步了解并治疗恐慌症及相关疾病。他和另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当我们面临即将发生的“威胁”(包括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而真正的危险并不存在时,我们的正常反应——“迎战”还是“落跑”就会被“假警报”所触发,此种情况下,就会引发恐慌症。(如果危险确实存在,那么此种反应就是“真警报”。)
当经历“真警报”或“假警报”时,我们会把警报所引起的生理和心理反应与当时出现的信号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会成为“习得性警报”,可能引发更多的恐慌。
外界环境和身体内部信号的唤醒(如呼吸加速)都可以引起习得性警报。例如,有些人在锻炼时恐慌发作,因为此时他们的生理唤醒引起了与恐慌发作时相似的感觉。
为什么有些人只会经历零星的恐慌发作,而另外一些人却发展成为严重的恐慌症呢?巴洛综合了他和另外一些人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关于恐慌症的完整理论,指出某些易患病体质是引发恐慌症的必要原因:
■ 对焦虑的普遍生理脆弱性:这使我们对日常事件往往反应过度。
■ 对焦虑的普遍心理脆弱性:这使我们易产生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儿童时期的所得(例如父母的溺爱) ——认为世界是危险的,压力是无法抗拒且不可控制的。
■ 特定心理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使我们在孩童时期就认为,有些情况或事物是危险的,即使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一个人具有上述这些脆弱性,且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一旦恐慌发作,恐慌症就会形成。首次发病会激活心理脆弱性,并造成对与发病相关的内部和外部信号的超敏感性。结果,即使是具有轻微刺激的药物治疗也可能导致恐慌发作。
值得庆幸的是,两个发现可以为恐慌症患者带去些许宽慰。首先,所有的恐慌发作都是由已知事件引起的,虽然患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一发现可以减少人们对于恐慌发作不可预知的焦虑。第二,可以肯定地说,恐慌发作是在危险并不存在的情况下,“迎战还是落逃”反应错误地发出警报而引起的。
基础研究不仅帮助我们了解恐慌症,而且促进了有效治疗方法的产生。特别要提到的是巴洛和同事开发的恐慌控制疗法,该疗法记录在他们2006年编写的《掌控你的焦虑和恐慌》(Mastery of Your Anxiety and Panic)一书中。该疗法首先让患者了解恐慌症,然后引导他们循序渐进地接触引发恐慌症的内部和外部信号;与此同时,改变患者身体对这些信号产生的将要发病的反应,进而避免恐慌症再次发作。从长期效果来看,这种疗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胜过药物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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