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几乎一半的美国人错误地以为美国政府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证明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染。据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民意调查和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政策态度和知识网络项目”2003年的调查,25%左右的美国人认定,调查者立马可以拿出证据来证实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什么美国民众心目中的伊拉克会和真实情况差那么远呢?
许多人将原因归咎于美国为了对伊拉克开战而进行的、以造声势为目的、以政治为推手的舆论宣传战。我却认为,歪曲信息并不是事先预谋的,而很有可能是新闻媒体在讨论问题时常犯的推理错误所造成的——毫无戒备的民众极易受这种错误推理的蛊惑。
新闻节目常常隐含着偏见,会让人错误地理解某个事实或观点,即使被阐述的信息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了解讲话者制造假象的技巧,能让受众分辨真伪、免受欺骗。我们归纳了媒体惯用的两大谬论推理手段,其中一个为人熟知,另一个则刚被发现。它们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政治辩论及各类口舌大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指鹿为马
编造信息的一个常见方法就是所谓的“伪证者”论证法。一方通过歪曲地总结另一方的论点来弱化或反驳后者的观点。在2005年11月的演讲中,美国总统布什回应撤军问题时是这么说的:“我们听到一些人说,让军队马上撤回。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一个可怕的错误。它向我们的士兵、我们的敌人和伊拉克人民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含混不清的“一些人”关于“马上”撤兵的要求就是一个“伪证者”,它夸大了反对方的论点。即使是布什最坚定的反对者们也绝不会支持立即撤兵。许多人提议要在几个月内将士兵分批撤出伊拉克,而这个更为合理的、有说服力的论点却被布什的“伪证者”给毁了。
“伪证者”也在其他场合屡屡出现。1996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提名总统候选人的民主党大会上发表演讲:“……我很尊敬[鲍勃·多尔(Bob Dole)],但我们不能总想着过去,我们需要的是展望未来。”多尔曾说过要恢复美国以前的价值观,而克林顿却断章取义地暗指多尔囿于过去,不像他自己那么具有前瞻性。人们也可以用“伪证者”来批判他们不赞成的理论。把进化说成是“完全随机性”,就是一种“伪证者”谬论推理。它把一个复杂的理论错误地局限在可提高生存几率的变异随机性之上。
在2006年的一篇与斯科特·F·艾金(Scott F. Aikin)合著的论文中,塔利斯(本文作者之一)提到了“伪证者”论证法的一个变体,他称之为“弱者”论证法。一方抓住另一方最弱的论点或支持者,对对手进行全盘攻击。这有别于“伪证者”歪曲反方观点的做法。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揪住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他在2007年7月的《讨论话题》(Talking Points)中说:“《纽约时报》在周日的社论中宣布伊拉克战争失败,毫无疑问,反战运动再次升温。”(事实上,当日的社论只是说“一些反战人士并没有认真地思考美国失败的问题”,但让我们姑且认为奥雷利的描述是正确的。)
接着,奥雷利套用了“弱者”论证法,论述起了他标榜的“失败”:“伊拉克政府和许多伊拉克公民在打击恐怖活动和贪污方面力度不够。美国无法控制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这么做……遗憾的是,伊拉克无力自救终成事实。”虽然伊拉克在打击恐怖活动和贪污方面不力,但失败还与许多其他问题相关,其中一些会牵连到现在的政府。奥雷利没有谈到这些原因,也没谈及导致战争失败的其他更直接的原因。他所说的“美国无法控制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这么做……”使责难的矛头远离了美国政府。
“弱者”论证法比比皆是。在2005年《落基山新闻报》(Rocky Mountain News)的一篇社论中,保守主义作家和活动家戴维·霍罗维茨(David Horowitz)说起了曾供职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沃德·邱吉尔(Ward Churchill),一位在他看来观点“讨厌、无知”的人种学家。霍罗维茨说道,邱吉尔那激进的“仇恨美国”的论调“代表”了“学术界的顽固者”。他用邱吉尔的例子来说明,这些“终身激进派”让大学成为了左翼分子的政治地盘,破坏了学术活动。整个论证过程,他全然忽视了学术界中更为人尊崇、政治上持主流观点的学者。
寻求真理
“弱者”论证法要比“伪证者”论证法更难识别。因为后者与对方真实的观点紧密相连,聪明人可以在夸张、轻描淡写或事实歪曲中发现真相。“弱者”论证法就较为隐蔽了,它有点道理,貌似对方的观点,却基本上偏离了对方的本意。受众必须更多地去了解当时的情形,方可发现说话人或作者想要巧妙规避的信息。
机敏的新闻受众在知晓“伪证者”和“弱者”论证法的原理后,就可找到很多这样的陷阱。思考说话人或作者的意图是避免遭受愚弄的另一策略,对社论、电视访谈等媒介所提出的观点多长个心眼。从多个渠道获取信息也是一个明智的做法(见框图)。在认同某个观点之前,你可以试着去反驳,或者更简单,你可以直接问自己:为什么我不相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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