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美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放纵研究人员为金融企业提供机密信息。

撰文：海蒂·莱德福特（Heidi Ledford） 翻译：周缘 审校：周程

就像可以预测下一次心跳一样，心脏病学家让-吕克·范切利（Jean-Luc Vachiery）在即将取得重大医学成果时，就知道对冲基金经理（hedge-fund managers）将会打电话过来。范切利正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对一种名为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的罕见病的实验疗法进行测试，并获得了一些与临床实验有关的机密信息。这些信息如果用于引导投资（这当然是非法的），将会很有价值。因此，他在与金融业人士交谈时非常谨慎。范切利说，“他们一开始会和你说，‘不谈任何涉密的事’，但随后又会索要机密信息”。

范切利是美国格理集团（Gerson Lehrman Group，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一名成员，该集团从学术界招揽了大批专业人士，目前约有35,000名像范切利一样的专业学者。像格理集团这样的“专家网络”（expert network）公司，目前全球约有40家。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类专家网络公司的数量正在不断增长，它们为客户（通常来自金融界）提供中介服务，帮助客户接触可以提供技术情报的专家。2012年，格理集团因涉嫌内幕交易成为舆论焦点，该公司最有名望的专家之一西德尼·吉尔曼（Sidney Gilman，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名神经病学家）承认，将临床实验数据在公开之前泄漏给了对冲基金经理。该对冲基金因此非法获利2.76亿美元，这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缩写是SEC）处理过的案值最高的内幕交易案（insider-trading case）。

2009年以来，SEC针对专家网络公司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参见“研究人员卷入内幕交易”），希望弄清楚这些公司是否涉及把内部信息非法泄露给金融界，而格理集团只是被调查公司之一。这项调查已经使近30名与专家网络公司有关联的人受到指控，而且受控对象还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医疗卫生行业（healthcare industry）。调查发现，一些研究人员甘愿冒险，为金融界提供非法咨询服务，以获得每小时高达1 000美元的回报。美国纽约大学兰贡医学中心（Langone Medical Center）的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说，“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与你交谈的唯一动机，就是获取内幕信息。故事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

尽管存在这些风险，但只有少数研究机构制定了相关政策，限制研究人员为金融行业提供咨询服务。许多大学，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要求研究人员公开超过一定数额的咨询收入，但对于为金融企业还是医药公司提供咨询几乎不作区分。美国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研究利益冲突的埃里克·坎贝尔（Eric Campbell）认为，这两者之间有重大区别，“前者只是少数特定群体为了发大财而做的短期博弈，医生和研究人员不应该卷入其中”。

尽管如此，这些专家网络公司和它们聘用的专家都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任何非法行为。同许多其他专家网络公司一样，格理集团也制定了政策，防止利用机密信息进行交易，包括设置了强制性的在线培训课程和面谈前的问卷调查，以避免将寻求特定信息的客户和掌握内幕信息的专家撮合到一起。格理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圣阿曼德（Alexander Saint-Amand）说，“这些举措保证了我们几乎不可能做出违法之举”。接受《自然》杂志采访的一些专家说，其他人请他们提供的，通常都是一些普通的医学信息，只是偶尔才会有人索求涉密信息。包括范切利在内的所有专家都认为，他们从来没有泄漏过涉密信息。美国诚信研究公司（Integrity Research，一家位于纽约的投资研究公司，长期关注专家网络行业）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梅休（Michael Mayhew）说，“专家网络公司提供的服务中，很可能99%都被认为是合法的”。

范切利表示，他很清楚那些精明的对冲基金经理对他的回答的剖析能力有多强。他知道，即使自己在面谈或者电话会议中转移话题，客户也可能从他的肢体语言或行为举止中，捕捉到一些细微的线索，并将这些线索与他们从其他专家那里获得的零碎线索拼接起来。范切利说，“他们就是通过这些零碎的细节，构建出他们的故事。他们甚至能从你的毫无反应中作出判断和分析”。

梅休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面对这么大的风险，医院和大学竟然没有禁止自己的成员加入专家网络公司，“如果担心敏感信息可能泄露，就应该提前采取行动，防患于未然”。

只有很少的医疗机构在监控研究人员为金融企业提供的咨询，其中一家是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医学中心（Cleveland Clinic）。从2005年开始，这家机构就要求所有这类活动都必须接受律师审查，目前甚至在考虑全面禁止此类活动。卡普兰认为，各专业协会应该带头劝阻其成员，让他们不要为金融企业提供咨询。但是，美国医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科技政策负责人希瑟·皮尔斯（Heather Pierce）说，据她所知，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专业协会这样做。

美国塔夫斯大学医学院负责对利益冲突进行监督的玛西亚·布米尔（Marcia Boumil）表示，她所在的医学院目前尚未计划制定专项规定，要求研究人员披露为金融企业提供的咨询，也不打算限制研究人员提供此类咨询服务。布米尔说，“他们都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专家，而且如何监管他们所提供的咨询服务也不是学院的职责”。不过，布米尔补充道，如果吉尔曼是在塔夫斯大学工作，那么她应该会注意到吉尔曼的一些蛛丝马迹。吉尔曼的咨询费高达每小时1,000美元，一年之内他就赚到不止10万美元。如果是在塔夫斯大学，这两点都是必须向学校报告的，而学校也会对这样的行为提出严重警告。

塔夫斯大学放射肿瘤学家戴维·瓦泽尔（David Wazer）也接受了格理集团为他安排的每小时1,000美元的咨询费，不过，他为此辩护道，“我提供的咨询服务值这个价钱”。他还说，虽然他通常并不清楚自己的客户为谁工作，但客户从来没有要求他提供机密信息。瓦泽尔通过提供咨询服务，一年最多赚到4,000美元，他说，“我不可能为了这点报酬，提供任何违法的服务”。

瓦泽尔声称，他之所以为金融企业提供咨询，是希望通过影响投资来推动放射性疗法的发展。他说，“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推动的。我们需要面对现实，正是金融企业的这些人决定了资本流向”。当然，有些研究人员也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比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阿布拉姆森癌症中心（Abramson Cancer Center）的肿瘤学家唐纳德·蔡（Donald Tsai）就说，“咨询工作的报酬很可观”。他按每小时约300美元收取咨询费用，客户通常向他询问一些“非常初级的医学信息”（kindergarten-grade medical information）。唐纳德·蔡说，“在闲暇时间做这种工作既简单又有趣”。

但是，SEC的调查起到了警示作用，一些研究者认为，为专家网络公司工作会使个人声誉受损，得不偿失。当SEC宣布对专家网络公司进行调查时，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肿瘤学家马克·拉特恩（Mark Ratain）宣布与格理公司断绝关系，他说，“我希望以后和它再也没有任何瓜葛”。

至于那些继续留在专家网络公司的研究人员，有些人变得更谨慎。范切利拒绝了那些曾经要求他提供机密信息的人的再次邀请。尽管他仍然乐于同一些客户交流，但是整个过程中他都因压力而感到很不舒服。范切利说：“我对他们讲出每一个字时都要仔细斟酌，而且我对他们的信任度也越来越低。现在，每当接到新的咨询邀请时，我都要认真考虑，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本文作者：海蒂·莱德福特（Heidi Ledford）是《自然》杂志的记者，主要关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居住在美国波士顿。

本文审校：周程是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博生生导师，也是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副部长。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科学社会史、科学技术与社会、科技政策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