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中国科学期刊的艰难与梦想

本刊记者 褚波

如果姚錱院士今天仍然健在，他应该会很欣慰。2011年6月18日，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发布了2010年度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报告中明确显示，由姚院士亲手创办的科学期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影响因子已经攀升到9.417，成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影响力最大的科学期刊之一。

这一成就的背后，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细胞研究》与世界科学期刊出版巨头——自然出版集团（NPG）从2005年开始起步的合作。对于双方而言，这都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合作：NPG找到了一个优秀的、极具发展潜力的合作伙伴，在开拓亚洲市场上迈出了关键一步；《细胞研究》则从此驶入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影响因子从当年的2.102跃升至如今的9.417。

一本科学期刊的作用，就是充当一个平台，加强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促进科技创新。但在中国科学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水平低下的科学期刊无疑会拖后腿。因此，当《细胞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风生水起，越来越受关注的时候，还有数千本中国科学期刊仍在苦苦探索，如何才能办好杂志，使之具有国际影响力，最大程度地促进科学创新。

《细胞研究》的成功模式，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本期，《环球科学》邀请到了NPG亚洲和澳大拉西亚区总裁戴维·施温班克斯（David Swinbanks），以及亲历了这次合作全过程的NPG亚太区副总裁安托万·博奎特（Antoine Bocquet）和《细胞研究》的常务副主编、在这本杂志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李党生，请他们分享《细胞研究》和NPG的合作经验，共同探讨中国科学期刊的发展之路。

《环球科学》：NPG是最早启动与中国科学期刊合作的世界著名专业出版商， 早在2005年，NPG就开始了与《细胞研究》的合作。当年，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双方这次跨国合作？

施温班克斯：这要从2004年说起。那时，中国科研成果产出量的增长速率非常快，已成为一个重要市场，于是NPG有了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拓展出版业务的想法。说来很幸运，当我们刚有这些想法时，就碰到了《细胞研究》的那些科学家。

2004年10月，我与同事博奎特来中国推广一个新的出版物——《中国之声》（China Voices），在上海生命科学院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会上，我们见到了《细胞研究》的现任主编裴钢教授。我们发现，《细胞研究》是中国当时最好的科学期刊之一，而且从编委会成员来看，这是一本非常国际化的杂志。《细胞研究》与NPG的需求非常契合。

随后，我们与《细胞研究》的首任主编姚錱院士也有一次短暂却很深入的交谈，让我对《细胞研究》有了更深的了解，当时就初步达成了合作协议。

尽管那次和姚錱、裴钢教授的会面时间不长，但对于《细胞研究》与NPG的合作而言是很关键的。唯一的遗憾是，姚院士在会面后没多久就去世了，没能看到这本杂志的影响因子飙升至9.417。

与《细胞研究》的合作是我们拓展亚太区业务的第一步，具有里程碑意义。《细胞研究》是与NPG合作的第一本来自中国、来自亚洲的科学期刊，我们的合作非常成功，超乎我们的预料。现在，这本杂志已经成为我们亚洲科学期刊计划的标杆，有它做榜样，我们又与其他9本杂志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且合作者还在迅速增加。

博奎特：开始合作之前，我们就非常看重《细胞研究》的编辑团队和学术背景。在其他国家，一本科学期刊通常由一个教授带着助理来完成，而《细胞研究》当时有6位专职编辑，每位编辑都有很强的学术背景。

《细胞研究》最初的影响因子是2.102，当时在中国是第一，但在国际上水平还很低。裴钢教授很有雄心和抱负，希望把《细胞研究》办成一本国际性期刊，使影响因子上升到10，但这需要一个强大的国际伙伴帮助他们。

事实上，当时《细胞研究》有两个合作伙伴可以选择，即NPG和 Blackwell Publishing（也是英国的一家科学出版公司）。不过，裴教授更加看重NPG在生物学界的影响力，最终决定与NPG合作。

李党生：NPG是致力于为科学和医药界提供学术交流的专业机构。NPG的旗舰期刊《自然》（nature）创刊于1869年，是当今世界上引用率最高的多学科周刊。而且它下属的其他出版物，比如《自然·评论》（Nature Reviews）、《自然·临床实践》（ Nature Clinical Practice）等，也在业内享有盛誉。和这样的国际出版集团合作，无异于站在巨人的肩上。

另一方面，我们寻求海外合作的目的，就是要扩大期刊在全球的影响力，提高论文的下载率，而NPG正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NPG在全球拥有庞大的营销网络，通过NPG在国际上推广《细胞研究》，我们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环球科学》：与NPG的合作给《细胞研究》带来了怎样的发展契机？《细胞研究》又是如何将这些契机转化成实际进步的？

施温班克斯：在我看来，与NPG合作最大的好处是，我们提供了编辑力量上的支持。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起。一是，我们在naturejobs.com上免费发放了《细胞研究》招聘主编的广告。

我不知道是不是广告起了作用，但当时还在《细胞》杂志任职的李党生博士确实来应聘了。

我们和《自然·化学生物学》的主编特里·谢泼德（Terry Sheppard）与李博士都有过深入交流，再加上裴钢教授做了一些工作，李博士最终同意加盟《细胞研究》。

由于有过在《细胞》任职的经历，因此我们认为，李党生博士是带领《细胞研究》踏上新台阶的理想人选。他不仅知道如何充满自信地拒绝一篇看起来还不错的投稿论文，使得《细胞研究》刊发的论文始终处于极高的水平，而且还知道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吸引高水平论文。

另外，我们还把《自然·细胞生物学》的主编伯恩德·普尔维勒（Bernd Pulverer）派往上海，给《细胞研究》的编辑们提供一些建议和指导，分享了创办高水准科学期刊的经验。

博奎特:同时，nature.com的网络平台极大地提高了《细胞研究》的传播效力，我们将《细胞研究》上刊登的优秀论文及专刊论文放在nature.com主页上进行重点宣传。由于网站点击率很高，对提高文章的影响力有很大帮助。

编辑理念的改变也非常重要，首先是《细胞研究》对文章的审核速度大大加快。以往，科学期刊文章的审核速度非常慢，李博士加盟后，建立了新的编辑标准，文章的审核速度加快，更加注重文章质量、是否在学术领域有所创新，评审也更加公正。

举例来讲，一名美国教授为什么愿意将文章发表在《细胞研究》上？他可能会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文章审核速度快、评审公正、nature.com平台能让更多读者点击和查阅，迅速扩大影响力。这些都能帮助《细胞研究》吸引到好文章。

李党生：《细胞研究》自身也做了很多努力。为了提高稿源水平，我们一方面通过编委及特约编辑的帮助，邀约高水平的权威综述；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吸引高水平的研究论文，我们凭借独到的编辑人才优势，近年来已经为不少国内外优秀的原创论文、与国际同行存在竞争性或者在国外期刊评审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优秀论文开辟了快速审理的“绿色通道”。符合这些条件的论文，我们可以提供优质快速的审稿，最快72小时就能返回审稿意见，经过适当的修改就可以在《细胞研究》上发表。

通过这个途径，近年来我们已经发表了一批很高水平的原创论文，这对影响因子的跨越式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环球科学》：在合作中，我们注意到， NPG向《细胞研究》引入了开放获取模式，这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也是一种很有创新性的学术交流模式。开放获取模式是否会给科学期刊带来新的机遇，增强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度？

施温班克斯：开放获取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科学出版模式，也就是说，论文作者或他们的资助机构通过付费，以让自己的文章免费开放。最初，当免费获取期刊（比如《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刚出现时，我们曾怀疑他们在经济上能否维持下去，因为他们每篇论文都只向作者收取1 500美元的手续费，而他们的编辑团队却是由6位拿着高薪的编辑组成——其中很多都曾是《自然》的编辑。

但最近几年，这种开放获取的出版模式越来越可行。首先，每篇论文的手续费涨到了3 000多美元；其次，世界上很多资助机构都鼓励科学家把文章发表在开放获取的杂志上，因此手续费所需费用就有了资金保障。另一方面，很多图书馆都在削减预算，不大可能花钱去买一种以订阅模式为主的新杂志的内容。而且，由于开放获取模式让人们都可以免费下载论文，这就使人们可以更好更快地意识到一种新研究的重要性，科学家也可以更容易地分享信息。所以，开放获取模式确实可以促进合作，从很多方面看都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模式。

我们估计，开放获取出版模式在中国也将变得非常普遍。尽管这种模式还没有达到众所周知的程度，但中国的资助机构（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是允许科学家使用研究经费来支付开放获取的费用的。因此在中国，开放获取已经有了机制保障。

另外，中国也需要向全世界推广最优秀的科研成果，因为在最近几年，中国涌现出了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这可以从中国科学家在《自然》所属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上看出来：2000年，中国科学家在《自然》所属刊物上共发表3篇论文，但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149。开放获取出版模式将有助于全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国最好的科研成果。

中国科学院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对开放获取出版模式也非常支持。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开放获取出版模式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可以提升中国的科研形象，让全球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科研实力。鉴于此，我们计划在2012年，为《自然·通信》（NPG的新刊，2010年4月创刊，只出网络版）组建一个在中国的编辑团队。《自然·通信》会提供一种“混合”出版模式，科学家可以支付5 000美元的手续费，让自己的论文向全世界开放，也可以选择传统的出版模式，走订阅的路子，不必为此付任何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在《自然·通信》上发表论文的科学家中，50%的人都付了5 000美元，选择了开放获取模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自然·通信》与《自然》其他所属刊物一样，对论文水平要求极高，退稿率也极高，因而收取的手续费必然很高）。《自然·通信》涵盖生物、医学、物理、化学、地球科学等领域，我们预计，到了2012年，当《自然·通信》在中国有了编辑后，中国科学家发表在这本杂志上的论文数量将会大幅增加。

《环球科学》：在《细胞研究》取得飞速进步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科学期刊的整体水平还很低，大部分期刊都还没有被SCI收录，更不用谈国际影响力了。中国科学期刊和国际一流期刊的差距在哪里？如何才能缩小差距？

博奎特：我觉得主要的差距是在编辑理念。一本期刊要成为优秀期刊，编辑的眼光非常重要。在西方，编辑选择文章时最看重的是文章质量，它有哪些创新的地方。而在中国，可能最看重的是人，比如一些学术泰斗。中国的编辑在拒绝著名科学家的文章时我觉得还不够勇敢。现在，《细胞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在转变，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筛选标准，影响因子也在快速提高。其他中国期刊的编辑在选择文章时，我觉得应该变得更加自信。

对中国科学期刊来讲，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升级，而不是如何做“大”。不要试图成为一本内容很泛的“大”期刊，而要力图成为小而精的期刊，在细分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对科学期刊来说，影响因子达到3分是一个分水岭，超过这个数字就能吸引更优秀的研究论文。《细胞研究》的策略就是在全球吸引一些很重要的关键作者来发表高质量的文章，让影响因子迅速提升。

施温班克斯：就像博奎特所说的，一本优秀的科学期刊应该有勇气拒绝权威，只看论文水平。《自然》旗下的期刊都致力于刊发最优秀的研究成果，不管做出成果的科学家来自哪里，他们姓谁名谁。我们从不害怕得罪权威，拒绝他们的稿件，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论文算不上出类拔萃，不足以刊登在《自然》及下属刊物上的话。

当然，我们有时也会犯错，被拒的成果后来赢得了诺贝尔奖。其中一个例子与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姆特·米歇尔有关，当年他对光合反应中心的研究论文被《自然》拒收，但这篇文章发表到其他杂志后，却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不过，哈姆特·米歇尔的论文被拒后，他非常大度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并且在向其他杂志投稿之前，还根据这些意见，对论文作了一些修改。

最关键的是，一本杂志要有勇气和信心来保证编辑意见的独立性，在作决定时不受作者名气、编委会的影响。审稿人只能对文章本身提出意见。《自然》下属期刊都没有编委会，一篇文章最终是被接收还是拒绝，决定权都在我们那些非常专业的编辑手上。这些年轻的、才华横溢的编辑是《自然》所有期刊的关键力量。李党生博士和我们的编辑有很多共同点。

李党生：我认为国内科学期刊与国外优秀科学期刊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文章的学术水平及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这两方面。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文章的学术水平低，必然导致期刊学术影响力弱，反之亦然。

制约国内科学期刊发展的因素很多，主要还是在于人和体制这两方面。缺乏优秀的编辑人才导致国内科学期刊长期处于“潜伏”状态，而体制的制约更使得优秀人才不愿意从事编辑职业。科学期刊在国内长期被置于科研附属行业的位置，不太受重视，支持力度和科研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拥有深厚学术背景的科研人员基本不愿意从事编辑行业，这造成了国内很少有科学编辑，对于期刊学术水平的提高很不利。

这几年，《细胞研究》和NPG的合作是一个成功案例，相信我们的经验对中国科学期刊的发展能提供一些借鉴。我们认为，期刊发展的关键是要头脑冷静，目标明确。也就是说对于期刊本身的定位一定要清晰，你是什么样的期刊，面向什么样的读者和作者，服务于谁，要达到什么目标，国际合作的目的是什么。和国际知名科学期刊出版商合作，对于国内的科学期刊而言，就如同插上了一对隐形的翅膀，可以提高论文的传播效力，扩大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增加海外销售等。

但是，不要简单认为，国际合作能够拯救中国科学期刊，文章的学术水平还得靠自己努力。只有当中国的科研实力进一步加强，中国科学家取得更多创新性成果，中国科学期刊的水平才可能水涨船高，出现更多的名刊，才会有更多的科学期刊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