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藏匿20多年的连环杀手最终被警方抓捕，DNA数据库在此过程中大显神威。然而另一方面，警方采集和利用DNA数据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辜大众的自由和隐私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为了保护海量DNA数据不被滥用，必须制定一系列法规。

撰文：埃琳·墨菲（Erin Murphy） 翻译：赵旭丹

然而，这次检索有些不同。检索目标不是找出与“残酷睡客”完全匹配的DNA图谱，而是那些相似的图谱。之所以能进行这样的检索，是因为在2008年，加利福尼亚州率先允许进行这种新型数据库检索。这种被称为“亲属匹配”（kinship matching）或“家族匹配”（familial  matching）的技术，可以给出部分匹配的结果。当犯罪现场发现的DNA样本在数据库中没有完全匹配的结果时，就可以进行这种检索。因为比起陌生人来，有亲属关系的人拥有更多相同的DNA序列，所以DNA数据库中非常相似的匹配结果，可能代表着与实际犯罪分子有亲属关系的人。这样，警方就可以通过调查数据库中检索到的犯罪分子亲属来破案了。

在“残酷睡客”一案中，2008年进行的一次“家族匹配”检索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然而，两年后，同样的检索得到了一条新线索：那名在加利福尼亚州因非法持枪而被捕的男子，其DNA图谱与“残酷睡客”非常相似。根据这名男子的年龄以及连环杀手首次作案的时间，警方迅速将目标锁定在这名男子的父亲身上。随后，一名警官在比萨店假扮成服务员，趁这家人前来用餐时，偷偷采集了他们的基因样本。果然，这个父亲的基因样本与多年前在犯罪现场采集到的样本完全匹配，不久之后，“残酷睡客”就被缉拿归案了。

这种DNA技术在抓捕罪犯过程中大显神威的案例令人兴奋，许多电视节目热衷于报道这个故事：华丽的技术帮助锲而不舍的警方最终抓获冷血杀手。然而，还有另外一种高科技的故事，也是关于搜索连环杀手的，它们同样值得关注，但毫无疑问令我们深感不安。

香农·科勒（Shannon Kohler）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男子，他被警方找上门来，因为警方正在进行一次DNA拉网式搜索，广泛采集600多名男子的DNA样本，并与一起连环谋杀案的犯罪嫌疑人的DNA进行比较。科勒拒绝主动提供DNA样本，并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证明自己与谋杀案无关，包括3次谋杀案发生时他的详细行踪。

尽管如此，警方还是得到法院授权（后来被认定为无效），采集了科勒的DNA样本，并把他的姓名泄露给媒体——而媒体则大张旗鼓地把他刻画成一个不配合此案调查的主要嫌疑人。最终，科勒的DNA样本证明，他并不是谋杀犯，但警方一直没有告诉他这一点。两个月之后，科勒看到一份报纸上的一篇简短报道时才知道，自己早就被证明无罪了。而这两个月以来，他一直承受着被别人视为连环杀手嫌疑人的阴云，每天都担心可能无辜被捕并判处死刑。

正如科勒这段惊心的经历所展示的，执法部门扩大DNA检测的应用范围，已经对无辜公众的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美国DNA联合索引系统（Combined DNA Index System，缩写为CODIS）建立15年来，已经积累了超过1,000万犯罪分子和45万将遗传物质遗留在犯罪现场的未知人员的DNA图谱。这个数据库也包含了那些曾被起诉，但最终没有被定罪的人的DNA数据。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州都要求警察在抓捕某些特定犯罪的嫌疑人之后采集DNA。

为了解决对公民自由的威胁，决策者必须了解这一技术确切的有效性——比如，有多少定罪归功于DNA数据库检索，有多大比例的检索能提供有用信息——弄清楚这些基本问题之后，他们才能决定，是否要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建立一个包含全国每一个人DNA信息的国家数据库，并允许在这个国家数据库中检索与犯罪现场收集到的DNA样本相匹配的结果。

200多年来，我们一直要求警方，对与犯罪案件有关的个人进行搜查或取证前，必须得到授权；采集DNA证据也不应例外。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比如禁止部分匹配检索，更严格地管制对DNA数据库的使用。另外，政府也应该制定法规，确保在没有法院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对收集到的DNA样本进行新的检测，警方数据库也应该向辩护律师开放，以便推翻被告不应承担的罪名。为了保护公民自由，以及维护公共安全，必须做出这些改变。

采集与检索的风险

从前，强制DNA检测带来的威胁非常小。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州通过立法，要求犯下最严重罪行（比如谋杀和性犯罪）的人必须提供包含DNA的血液样本，从那时起，强制DNA检测开始实施。现在，已经可以通过简单刮取口腔上皮来采集样本，其中包含的信息来自每个人独一无二的DNA长链，不过这些信息并不能反映被采集者的任何其他个人特征。

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州开始要求，对罪行并不严重甚至仅仅犯下轻罪的人，都要采集DNA样本。如今，美国联邦政府和所有州政府都要求，对某些罪犯进行强制DNA检测。考虑到犯罪分子享有的隐私权比普通公民更少，法院普遍支持这样的法律。

然而，过去5年来，各州纷纷要求因某些类型的犯罪嫌疑而被捕的人必须提供DNA样本，这引起了人们对公民自由的担忧。联邦政府和超过半数的州政府都已经制定法规，允许采集被捕者DNA样本，其中一些甚至允许警方在逮捕嫌疑人时立即采集DNA样本，而不必等到起诉人正式发起诉讼。有些州要求，在相关案件被撤销或驳回之后，自动删除嫌疑人的基因数据，另外一些州则把这个麻烦推给无辜被捕者，要求他们提出书面请求，才可以删除DNA记录。最后，有些法律要求销毁生物学样本（不仅仅是数据记录），而另一些则允许政府无限期地保留这些样本。

未来几个月，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将决定，采集被捕者的DNA样本是否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被捕的犯罪嫌疑人应该在必要时提供基因样本，以便与犯罪现场发现的证据进行比对，这一点没有人会反对。但是，以扩充数据库为唯一目的而采集每个被捕者的DNA样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美国，每年有1 400万人被捕，其中绝大多数最终都会无罪释放。如果法律允许采集被捕者的基因样本，可能会导致大批无辜人员的DNA信息流入警方数据库，然后每个星期都被用来和全国范围内尚未破获的犯罪案件现场采集的DNA样本进行比对。

与此相反，到目前为止，任何法院都还没有对家族检索作出决定。就像建立被捕者数据库一样，各州对家族检索的规定差异很大。哪些人的DNA应该录入数据库，立法机关已经对相关标准作出规定，但是， 对于警方使用DNA数据库时应该遵循哪些规则，通常是由美国政府或州政府的高级官员、各行政机关，甚至某个州或市的犯罪研究实验室负责人内定。实际情况非常混乱，以至于很难弄清楚某个州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最新数据表明，至少15个州正在积极尝试开展家族检索，尽管只有加利福尼亚州、弗吉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执法官员已经在实践中运用。毫无疑问，其他州偶尔也会非正式地进行家族检索，少数几个州已经在权衡是否对此立法。有些州确实已经意识到DNA数据库滥用的潜在风险。马里兰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已经通过立法，禁止有意开展家族检索。除马里兰州外，另有超过15个州已经通过书面或非书面的规定，禁止家族检索。

与指纹不同

有些人支持在破案过程中广泛采集DNA样本，并进行部分匹配检索。他们通常认为，DNA无非是另一种指纹信息，因此不会带来什么新的法律问题。事实上，少数几个支持采集被捕者DNA样本的法院，正是将采集DNA样本比作抓捕嫌疑人之后立即采集指纹这一常规操作，而长期以来，采集指纹的操作得到了法院和公众的认可。表面上看，这个类比似乎很合理，但其实颇具误导性：与指纹相比，DNA可以提供更多个人信息，因此也更容易使个人隐私遭到泄露。

此外，现在的指纹采集也比从前更具侵犯性。长期以来，法院一直认为，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采集指纹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极其轻微，而且，自从这项技术出现以来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实际情况都是这样的：在当地辖区采集到的指纹存放在发霉的抽屉里。除非警方有新的理由怀疑某人涉嫌犯罪，否则，他的指纹档案几乎不会重见天日。但时至今日，指纹已经像DNA图谱一样，被录入到电子数据库中，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检索到。毫无疑问，共用一个统一的数据库有助于破案。但是，当出现错误时——这确实会出现——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想一想布兰登·梅菲尔德（Brandon Mayfield）的遭遇：在2004年马德里火车站炸弹袭击案调查中，这位俄勒冈州的律师被警方逮捕，并作为犯罪嫌疑人拘留了两星期，原因仅仅是指纹匹配错误。

匹配错误是指纹记录滥用的唯一途径，这与DNA数据滥用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指纹并不会告诉执法人员，你是否有个兄弟，或者是否被领养。它们不会泄露你的种族、性别，也不会透露你是否易患癌症。DNA数据能告诉人们的信息比指纹多得多：根据DNA数据，可以精确地推测出你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身高、年龄、骨骼结构、肤色，更不用说一系列遗传倾向，比如暴力、药物滥用或精神疾病的倾向。

目前，为了执法取证而进行的DNA调查和记录，并不会透露这些详细的个人信息。但是，能够揭示这些信息的检测技术，或者已经存在，或者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然而，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这样的检测。长期以来，法院一直在费尽唇舌解释宪法中关于警方应该如何获取DNA信息的规定，但他们对警方接下来应该如何使用这些信息却没有严格控制。如果警方通过合法手段采集到DNA样本，那么关于这个样本可以保存多久，使用多久，以及可以进行哪些检测，难道就没有任何限制和约束吗？

如果警方只是检测那些不会泄露个人详细信息的DNA片段，这些问题看起来就像是无理取闹。但是，现在警方已经根据DNA信息来寻找家族联系，而且利用DNA信息揭示身体特征、疾病以及其他遗传倾向等信息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因此，当前法律中对于单纯获取和存储遗传物质与利用遗传物质来分析个人信息之间的界定，可能很快就会变得模糊而危险。

不难想象，有朝一日警方将根据犯罪现场采集到的DNA样本，分析出犯罪嫌疑人可能是一个蓝眼睛的欧亚混血男子，他肌肉高度发达，并有酗酒倾向。然后，警方可能会找出与这些信息相匹配的人，并对他们展开调查，或者将他们的私人信息公之于众，尽管这些受到怀疑的人绝大部分最终都会被证明与犯罪案件无关。执法人员可能只是把DNA信息当作一个起点。基因档案所提示的信息，比如可能的面部特征或身体状况，将被用来与存储面部照片或其他生物识别信息的数据库交叉比对，这就使得警方可以对大量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展开异常复杂而颇有侵犯性的数据挖掘。

DNA技术在执法部门的应用引出了许多问题，不仅限于未来可能侵犯隐私，或对嫌疑人亲属带来骚扰。实际上，目前DNA检索出现匹配错误的可能性，比电视节目中所展示的高很多。这个比对过程还很不完美，特别是用于检测的DNA非常少的时候更是如此。犯罪现场采集的样本通常不会像实验室样本那样纯净，可能混合了许多人的遗传物质。对这些混合物进行分析，是一个非常主观化的过程。近期，一项实证研究分析了DNA比对中固有的主观性，结果表明，DNA比对的出错率令人咋舌。研究人员将一个真实案例中的DNA检测结果提交给17名经验丰富的分析师，最后收到的结果五花八门：有的将被告列为可能的作案人员之一，有的甚至明确排除了被告。

最后，利用DNA揭示的个人特征来筛查犯罪嫌疑人，还会带来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问题：可能对少数人群带来不成比例的影响。美国被捕和被判罪的人中，黑人和拉丁美洲人所占比例较高，所以他们的DNA被采集和检索的概率也最大。然而，这未必是因为他们真的犯罪更多。比如，研究表明，在整个美国，尽管黑人和拉丁美洲人非法使用大麻的比例一点也不比白人高，但是黑人和拉丁美洲人因持有大麻而被捕的比例是白人的两倍，三倍，甚至四倍。如果警方带着种族倾向去逮捕嫌疑人，那DNA数据库也必然会有种族倾向。如果检索时采用家族匹配的方法，那最有可能遭到警方怀疑的还是这些人的亲属。

要求更严格地监管执法部门进行的DNA采集与分析，这不仅仅是指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规范强制性采集和家族检索。到目前为止，人们主要讨论的还是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强制要求被捕或被判有罪的个人提供DNA样本，但事实上，警方还可能通过秘密手段获取DNA样本，就像对“残酷睡客”调查时所采用的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宪法第四修正案得出的结论可能相互矛盾，甚至让人感到不可理解。通常，宪法并不保护人们自行丢弃的物品——如果你把自己沾满血迹的T恤扔进垃圾桶，当警方将它捡走并作为证据使用时，你无权控诉警方侵犯了你的个人权利。但是，同样的原则可以适用于我们经常在无意中丢弃的DNA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散落DNA，那是不可能的。考虑到无处不在的DNA可以通过无数种途径泄露私密个人信息，如果警方从你丢弃的饮料瓶上采集DNA，并试图在CODIS的记录中寻找与之相匹配的结果，或者把你的DNA信息存储在数据库或电子表格中，难道你也无权提出控诉吗？

幕后利益

随着DNA在执法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无辜民众的隐私？一个合乎逻辑的期待是，可以将公众意见作为一个指标，来监测政府在获取和存储嫌疑人DNA样本上滥用权力的情况。然而，DNA取证调查中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幕后操作，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基本上没有受到公共监督。调查人员偷偷采集被调查者的DNA样本。用于执法取证的DNA样本分析新技术，也几乎总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正式评论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部署。利用新技术重新检测旧样本，也不会提前公示或取得法律许可。政府主导的用来确定DNA检测有效性的研究，甚至会拒绝由真正的科学界同行进行复审。举例来说，政府宣布了一些统计结果，以此来确认一些罕见DNA图谱用于执法取证的有效性，40位知名科学家和学者（需要说明是，我也是其中之一）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公开信，要求获取国家数据库的受控访问权限，以便验证政府所宣称的统计结果的准确性，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一口回绝。联邦调查局还威胁道，将关闭某些州访问数据库的权限，因为这些州允许辩护律师在试图找出真正犯罪分子时，向政府数据库发起检索请求。

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生产了采集DNA的试剂盒，检测DNA的设备以及解读结果的软件，警方和执法机构不受监督地肆意使用相关技术，这些公司则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在这些商业公司的推动下，伴随着大量DNA数据库的建立而出现的上述问题只会进一步加剧。每当通过一项新的强制采集DNA样本的法律，或者批准另一种检索技术，特别是通过强制采集被捕者DNA的法律，从而可以大幅提高每个警察辖区对相关设备的需求时，上述公司都会从中获利。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最强烈支持DNA采集与分析的呼声往往来自一些游说公司的员工，它们为自己客户的利益服务，其中许多人都曾在政府实验室工作。例如戈登·托马斯·霍尼韦尔公司（Gordon Thomas Honeywell），代表着美国生命技术公司（Life Technologies），它运营一个网站，旨在推动立法来“推进DNA相关技术及其应用”，而最热门的一个执法分析师培训会议则是由普洛麦格公司（Promega，一家与DNA检测相关的私人科技公司）赞助的。

立法保护

与执法取证相关的DNA项目还在稳步拓展，不太可能止步于采集犯罪嫌疑人的DNA和家族检索。军人已经需要提供DNA样本，但奇怪的是，大部分警官却不需要提供。很快，在那些必须准确核实人物身份的利益交换中，DNA采集可能会被认为是一项合理要求。或许终有一天，政府将要求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政府公务员以及社保和医保制度的受益者提供DNA样本。到那时，DNA检测也将透露与更敏感的个人特征有关的信息。

一些官员和政策分析师建议，建立全民数据库，只须每个人出生时提交自己的DNA即可。受害者援助机构和执法部门的官员指出，建立一个真正的全国数据库必将有助于破案和控制犯罪。就连民权倡导者也不得不承认，将每个人的DNA都纳入全国数据库，尽管存在侵犯隐私的潜在风险，但这可能是确保执法取证时公平而准确地使用DNA的唯一方法。

如今， 谷歌（Google）搜索和即时信用查询大行其道，机场、大厦和学校都部署了常规安全检查，很容易想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基因代码也将成为一种安全凭证。不过，哪些是政府可以请求你做的，哪些是政府可以强迫你做的，宪法一直都对此作了明确区分，尽管有时候这条界线看起来非常模糊。

美国最高法院认定，警方有权询问你的姓名，但同时也指出，如果你拒绝提供这一信息，根据宪法，警方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来怀疑你卷入犯罪活动，那他们无权因为你拒绝告知姓名而逮捕你。采集指纹也有相关的规定：我们没有实施强制性的全民指纹采集项目去控制犯罪。因此，法律学者们一开始就认为，建立全民DNA数据库是赤裸裸的违宪。然而，如果人们讨论的所有问题都只差全民DNA数据库，那我们就要考虑，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这个强大的执法取证工具？

英国官方最近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立法通过《自由保护法案》（Protection of Freedoms Act）。这一法案要求销毁被捕者的DNA样本——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保存上百年，并在一段时间之后从数据库中删除无罪人员的记录。美国也应该制定类似的法律，并通过立法来要求评估DNA数据库在犯罪调查中的实际作用，制定规章来限制执法部门采集的生物学样本的应用范围，这样整个社会都将受益。

此外，政府还应该禁止家族检索，因为那些只是与犯罪嫌疑人有亲属关系的无辜大众会因此而遭受怀疑。与此同时，应该允许有资格评估政府是否在滥用DNA数据库中海量数据资源的人访问数据库。辩护律师也应该有权在政府数据库中检索，以便证实被告与犯罪案件无关；统计学和群体遗传学领域的中立专家也应该有权访问，以便核查数据库的准确性。同时，也需要制定法律，明确界定哪些类型的DNA分析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例如，在一个重视公民自由的社会，检测嫌疑人的身体特征或个人特征都应当被视为是不可接受的。

最后，根据宪法中对于公民自由的承诺，我认为应当禁止对所有被捕者不加分辨地采集DNA样本，这是政府对无辜大众私人生活的侵犯。这一建议不仅是出于对个人权利的关注，也是维护社区安全的需要。与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采集和保存被捕者的DNA，还不如将这些资源用于填补犯罪现场调查人员和实验室技术员的巨大人力短缺。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收集证据的速度上，因为即使是最严重的犯罪案件，也只有10%到20%进行了犯罪现场证据调查。

在政府投入更多资金扩充公民DNA数据库之前，它应该向公众通报截至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我们已经积累了数百万基因图谱，但是没有人能说出究竟有多少次逮捕受益于这些信息，更不用说最后有多少定了罪、都是什么罪名。借助DNA数据库破获的犯罪案件，是二级谋杀，抑或只是非法涉毒？在我们投入更多资源、牺牲更多个人自由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纳税人和整个社会在DNA采集和记录上到底已经投入了多少。我们需要看到实实在在的数字，而不只是趣闻轶事一样的案件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