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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作战、起舞、吟颂——人类的仪式可以告诉我们社会如何变化、文明如何起源。

撰文：丹·琼斯（Dan Jones） 翻译：高天羽

2011年5月，当布莱恩·麦奎因（Brian McQuinn）从马耳他坐船18小时，来到利比亚的港口城市米苏拉塔，利比亚乱象已经持续了5个月。

“整座城市陷入重围，四面都有卡扎菲的部队。”麦奎因回忆。他出生在加拿大，过去十年曾为各种维和组织工作，去过的国家有卢旺达和波斯尼亚，对围城场面已经司空见惯。不过这一次，他的身份却是牛津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生，冒险的目的也由工作变成了研究。他计划和利比亚的反对派武装组织接头，并在他们战斗时随军观察。他要研究反对派武装是如何利用仪式，在持续的暴力之中让士兵保持团结和忠诚的。

麦奎因的计划成功了：他和反对派武装相处7个月，整理出了一份详细的亲身体验的个案研究，并揭示出几种仪式从战斗开始到最后胜利的演变过程。他的研究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斥资320万英镑（约合500万美元）对仪式、社群和冲突开展研究，赞助将延续到2016年，研究的带头人是麦奎因在牛津大学的导师哈维·怀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

仪式是人类的普遍现象，用怀特豪斯的话来说，是“黏合社会群体的胶水”。这次研究，他的手下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12所大学的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考古学家。仪式的面貌可以千差万别，从教堂里的背诵祷文，到美国大学的兄弟会入会礼，再到新几内亚土著在净化仪式中用竹刀和猪的门牙割破年轻男子的阴茎，不一而足。但是怀特豪斯相信，虽然面貌多样，仪式的功能永远是群体建设——它们也因此可说是理解文明如何起源的关键。

为了探索这种种可能，也为了揭示这种“社会胶水”的作用方式，怀特豪斯的研究项目将结合麦奎因等人的实地考察和世界各地的考古挖掘、实验室研究，覆盖区域从加拿大的温哥华到南太平洋的瓦努阿图群岛。法国国立研究机构的人类学研究主任、这项计划的顾问之一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表示：“这是迄今范围最广的仪式研究项目。”

仪式的种类

这次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验证怀特豪斯的一个理论。怀特豪斯认为仪式可以分为两大类，对团体各有不同的凝聚功能。有些日常仪式，比如教堂、清真寺、会堂内的祈祷，或者美国小学生每天的宣誓活动，可以归入他所谓的“教条模式”（doctrinal mode）。他认为，这类仪式容易向儿童和陌生人传播，因此十分适合用来组织宗教、部落、城市和国家——也就是组织不依靠面对面交流的广泛群体。

与之相比，还有一些少见的、伤害性的仪式，比如殴打、文身或者自残，则可以归入他所谓的“意象模式”（imagistic mode）。他指出：“伤害性的仪式会在共同受伤的人中间制造强有力的纽带。”因此这类仪式特别适合规模较小、成员极其忠诚的群体，比如邪教、军事组织，或者恐怖组织。“在意象模式之下，我们从未找到过教条模式的特征：大规模、整齐划一、集中化和等级制度”。

从小群体到大群体

20世纪80年代末，怀特豪斯提出了上述“仪式和宗教的发散模式”理论，此后常常修改更正，这个理论的基础是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的考察工作。他的想法已经引起了心理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注意。

然而直到最近，他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特定的人种和历史研究之上，有人批评他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数据。所以开展眼下这项仪式研究，就是想用更加深刻、系统的数据回应外界的质疑。

麦奎因的利比亚之行正是为了搜集这类数据。他的计划是在反对派武装中找到意象模式和教条模式的关键特征，比如小股人群的强烈情绪体验、大片人群每天的常规行为，并观察这些模式如何导致反对派武装规模由小变大。

麦奎因指出，反对派武装队伍起初都是邻里朋友组成的小群体，人数少到“一辆轿车就可以装下”。后来，这些战士结成25到40人的群体，共同生活在废弃的建筑或者富有的支持者提供的大宅里。最后，当卡扎菲的军队被赶出米苏拉塔，反对派武装组织起了规模更大的战斗旅，内部分出层级，其成员开始在城市周边的防御地带巡逻。当时甚至出现了一个“米苏拉塔革命者联合会”，到2011年11月，已经有236个反对派武装战斗旅入会。

麦奎因采访了300多名战士，他们分别加入了21个反对派武装团体，最小的团体仅12人，最大的1,000人出头。麦奎因发现，初期的、规模较小的队伍一般都是在现成的人际关系上发展起来的，成员们在米苏拉塔的巷战中共同经历了恐惧和兴奋，由此变得团结、忠诚。

然而，当6支队伍演化为成员超过750人的超级旅时，在麦奎因看来，它们就“发展出了自己的集体仪式，更像是社团组织了”。有几支队伍的领袖每天都要召集成员训练、汇报、强调纪律——这些都是教条模式下常见的群体活动。麦奎因指出：“通过这些日常活动，成员的认识就从‘我们是一个小组的’发展成了‘在这里训练的人都是和我们一组的’。”

麦奎因和怀特豪斯对利比亚反对派武装的研究表明：小群体可以由共同经历的战争创伤而凝聚，就像意象性仪式通过勾起恐惧达到同样的效果。怀特豪斯表示，他还在几项尚未发表的研究中找到了同样的机制，比如美国校园的兄弟会和姐妹会有吓人的、痛苦的、羞辱人格的入会仪式，而对越南老兵的调查也发现，战友间共同经历的创伤能够让人更忠诚。

为了对全世界的仪式行为获得更加广泛的认识，怀特豪斯和研究组成员、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心理学家昆廷·阿特金森（Quentin Atkinson）共同开展了一项研究。两人分析了一个现有的全球文化数据库，以74种文化中的645种仪式为研究对象，对它们的举行频次、唤起的最高情绪、平均参与人数做了对比分析。结果不出所料，这些仪式的确可以分成两类：频次较低、情绪唤起较强的意象性仪式，在平均人数较少的社会中较为常见；而频次较高、情绪唤起较弱的教条性仪式，则在人数较多的大型社会中较多出现。

有了这些当代文化的数据，我们很容易便会产生这样的猜想：意象模式转变为教条模式，并通过日常活动和仪式强调共同身份，这样的转变，是否在10,000年前促成了大型复杂社会的形成？

文明的摇篮？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怀特豪斯、阿特金森和同样出身牛津大学的卡米拉·马祖卡托（Camilla Mazzucato）共同分析了在土耳其加泰土丘（Çatalhöyük）发现的考古材料。加泰土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新石器时代村镇之一，它坐落在土耳其西北部的安那托利亚平原，约建立于9,500年前、农耕刚刚出现的时代，最多时有8,000多个居民。

村镇中较早的遗迹层显示，当时的居民常常将死去的亲人埋葬在自己居住的屋子下方，有时还要将死者的头部砍掉。当地墙上的壁画还描绘了村民合力将硕大的野牛引出杀死、一起饱餐的场面。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考古学家、遗址发掘负责人伊恩·霍德尔（Ian Hodder）表示：“诱捕、猎杀动物的过程一定十分激烈，并对人的情绪造成强烈冲击。”偶尔美餐一顿之后总要留下纪念：村民们将野牛的头骨和牛角放进屋里供起来，并将其余骨骼埋葬，以纪念一座房屋的奠基或者遗弃。霍德尔指出，这些都是仪式感十足的行为。

在较晚的遗迹层中，这种意象性仪式的证据变得稀少。霍德尔解释说，随着当地人开始饲养绵羊、山羊和牛群，将野牛用于仪式、在室内安装牛角的行为渐渐趋于罕见。在屋里埋葬死人的做法也慢慢消失，而标准化的象征器物，比如彩陶和印章，则变得多见起来。在怀特豪斯和霍德尔看来，这些变化说明，当人们联合成规模更大、合作更紧密的农耕、畜牧社群，他们的仪式也随之向教条模式过渡。这个分析只是推测，但它和怀特豪斯、阿特金森所做的跨文化研究相符。这些研究表明，在当代社会，农耕越是发达的地区，教条性仪式就越是根深蒂固。

怀特豪斯、阿特金森和马祖卡托还将视线投向了加泰土丘之外。他们正在建立一个区域性数据库，其中包括中东的60个其他遗址，旨在记录这些遗址在仪式上的类似变化，时间从大约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到大约7,000年前的青铜时代早期。这个数据库将与另一个涵盖过去5,000年全球资料的数据库相联，后者整理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宗教和仪式信息，还结合了社会的复杂程度（比如一个社会的政府有多少层次、社会上有多少种职业）和战争激烈程度的数据。怀特豪斯等人计划，用这个数据库来研究仪式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以及不同社会间的战事和竞争是如何催生特定仪式、推动社会趋向复杂的。

ESRC的这项研究还调查了人们对于仪式的信仰。比如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克里斯蒂汀·勒加雷（Cristine Legare）在巴西研究了一种名叫“simpatia”的仪式，当地人用它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类问题。如果有人想找份好工作，那么根据simpatia，他就必须在月圆之夜抽出报纸的求职版，折叠四下，放在地上，然后在边上竖一根小小的白色蜡烛，蜡烛周围还要放置蜂蜜和肉桂，求职者要点起蜡烛，并想象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收入不菲的好工作。最后，燃尽的蜡烛要和报纸一起埋在一株植物下方，每天浇水，这样，理想的工作很快就会找上门了。

仪式的社会功能

勒加雷调查了巴西人对好几种simpatia的看法，结果发现，如果某个simpatia包含大量重复的步骤、要在特定的时间和宗教画像之前举行，当地人就会觉得它效果较佳。勒加雷指出，“人类天生懂得向别人学习”，因而会重复那些似乎对别人见效的行为，“就算我们并不理解它们是怎么产生那些理想效果的”。

同时，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心理学家瑞安·麦凯（Ryan McKay）和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认知人类学家乔纳森·兰曼（Jonathan Lanman）正在将仪式拆解成不同部分，并研究每个部分对于行为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部分是同步的肢体动作——比如军队里的正步走——社会心理学家已经指出，这类训练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感和信任感。

这项研究的基础是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人类学家理查德·索西斯（Richard Sosis）早先的一项研究。索西斯在研究以色列的集体农场之后发现，投身于某种集体仪式，比如共同祈祷，能够促进农场成员在经济活动中的合作行为——前提是大家要来自同一个农场。

然而仪式也有它黑暗的一面。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阿拉·诺伦泽安（Ara Norenzyan）是本次研究的顾问之一，他就指出巴勒斯坦人对于自杀式恐怖袭击的支持，更多是与集体仪式，而非宗教虔诚相关。而他衡量虔诚的标准是——观察对象独自祈祷的频次。

阿特兰认为，仪式还能以另一种方式促进冲突，那就是把群体的意见和偏好塑造成“神圣价值”——那是绝对的信仰，无法妥协，也不能用金钱之类的物质利益交换。比如，在许多以色列人眼里，占领约旦河西岸的权利就是这样一个神圣价值；而在许多遭驱逐的巴勒斯坦人看来，返回原来村庄的权利也是这样一个价值。阿特兰还发现，试图用金钱收买这些神圣价值，只会让它们更加深入人心。

为了显示仪式能将群体的意见和偏好变得神圣，阿特兰在自己的研究中举了一个例子：在美国，频繁去教堂礼拜的人更容易认为持枪是神圣的权利。

“在人类的历史上，情绪强烈的仪式向来使人同仇敌忾，”怀特豪斯说，“直到游牧掠夺者开始定居，人们才发现不断重复的信条和仪式可以建立规模更大的社会。”

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的结盟能否扩展到全人类范围。在他看来，理解仪式对于群体行为的塑造只是第一步，最终的目标是驾驭仪式，并用它们来缓解群体之间的冲突。他希望研究结果能为政策制定者帮上忙，“不单是推翻独裁者，还要建立和平协作的新规范”。

本文作者：丹·琼斯，自由撰稿人，常驻英国布莱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