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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科技人才多而活跃，然而由于资金投入、投资环境、文化乃至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个国家的科技创业总是难获成功。

撰文：埃里克·万斯（Erik Vance） 翻译：王大鹏、刘立

2008年，恩里克·雷诺（Enrique Reynaud）对未来还有着美好的憧憬。他是墨西哥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大学的一名资深分子生物学教授，准备开办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家公司——Biohominis。这是墨西哥版的23andMe，后者是一家美国公司，可以帮助客户测试高血压、糖尿病和其他疾病的遗传倾向。

从很多方面来看，Biohominis公司都代表了墨西哥生物技术传统的巅峰，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他曾经在墨西哥特斯科科（Texcoco）发起了一场绿色革命。一定程度上说，Biohominis公司是基于对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广泛应用于基因检测）的创新性应用而建立起来的。Biohominis公司致力于研发检测人类和家畜中癌症、代谢问题和病毒的技术。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Biohominis公司组建了一个由杰出遗传学家组成的“梦之队”。该公司的顾问玛丽亚·特雷莎·图希·卢纳 （María Teresa Tusié Luna），是2型糖尿病遗传学专家，这种疾病在墨西哥的发病率仅次于美国。该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伊莎贝尔·图希·卢纳（Isabel Tussié Luna），是脑损伤遗传学专家，曾在《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上发表过文章。另外，负责该公司商业运营的爱德华多·巴伦西亚·罗德里格斯（Eduardo Valencia Rodriguez），是墨西哥最大的一家制药设备制造商的创始人。

不仅如此，墨西哥政府甚至也是Biohominis公司的后盾。在该公司成立之前的几年里，政府官员私下对雷诺说，像Biohominis这样的公司，正是墨西哥所需要的，政府要改变墨西哥是廉价劳动力来源的形象，并把它重新定位为技术领导者。政府甚至以现金投入的形式支持Biohominis公司，为其注入了大约50万美元的启动经费。

然而这一切无济于事。最终，墨西哥成了雷诺及其同事的伤心地。成立两年后，Biohominis公司申请破产。“梦之队”的成员也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充满前景的公司怎么会落得如此结局？Biohominis公司的例子表明，在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培植创新文化是多么困难！这些国家的文化与硅谷那种心态开放、精英治理的方式背道而驰。尽管墨西哥科学界充满活力，但是到目前为止，墨西哥还无法将科研成果和人才资源转化为本土产品、技术和新兴企业。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都试图摆脱血汗工厂和巨大贫富差距的循环，墨西哥只是其中之一。但是，与其他任何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不同的是，墨西哥时刻准备着跑步进入信息经济时代——但就是不见行动。

创新分裂症

多年来，墨西哥经济一直困扰着经济发展研究专家。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缩写为UNAM）是西半球最大的大学之一，有30多万名学生，还有很强的研究机构，这所大学以造就了墨西哥中产阶级而闻名。根据政府公布的数字，每年大约有13万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从墨西哥的大学毕业，踏入社会。墨西哥的科学家曾经发明了早期的彩色电视、口服避孕药，并且对臭氧空洞的证实作出了贡献。

然而，从几乎所有可量化的指标来看，曾经一度占重要地位的墨西哥科研机构如今却是原地踏步，被其他国家的科研机构超越。阿根廷和智利正在快速追上墨西哥；巴西在科技方面的投入是墨西哥的3倍，并且该国的大学排名已经超过了墨西哥。韩国派往美国的留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墨西哥的10倍；土耳其发表的学术成果，几乎是墨西哥的2倍。与此同时，墨西哥又如何呢？令人震惊的缉毒战争让墨西哥北部分崩离析；整个国家腐败猖獗；专利和新的商业项目也增长缓慢。

墨西哥的创新可谓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活力十足，却又陷入泥潭，这是近期当选的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的执政纲领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他承诺要建设一个更科技的墨西哥，培育创新文化，发展知识经济。他计划先从增加经费着手——墨西哥在科技方面投入的经费微乎其微，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缩写为GDP）的0.4%，而美国在科技领域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则是墨西哥的7倍。

但是，墨西哥的创新障碍远远不是金钱可以解决的，还有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墨西哥，创新在3个不同的阶段都出现了停滞：首先是开始阶段，此时，一项发明还处于概念和想法层面；然后是中间阶段，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着手成立一个公司，试图把想法转化为成果；还有第三个阶段，原来的想法最终失败了，需要从头再来。Biohominis公司在中间阶段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先从这个阶段说起。

来自政府的投资

当雷诺和合作伙伴可以支配墨西哥政府给他们提供的资金时，他们已经通过销售一些稳定的产品而赚得了第一桶金。为了让公司活下去，在公司走上正轨并稳定之前，他们找了许多私人投资者，寻求资金支持，但没有人给他们投资。大多数投资者不知道Biohominis公司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回报。雷诺说：“当他们听说我们是一家‘技术公司’时，他们还以为我们是在班加罗尔，而且是做软件的。他们需要软件工厂，因为他们所理解的‘技术’就只有软件。他们需要货运公司和物流公司，喜欢服务业的公司。如果你想从墨西哥的投资人那里获得投资，你需要找到一群擦地板的人——他们理解的生意就是如此。”

其实，缺乏现金并不是主要问题。墨西哥的经济总量高达1.2万亿美元，已经成为全球第10大经济体，而且每年保持至少3.5%的增长速度。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就是墨西哥人。然而，对Biohominis公司有意向的投资者寥寥无几，而且即便这些投资者，也要求占有大量股份，或者保证年收益率达到20%——这在任何市场上都是很难达到的，对初创企业而言更是极其困难。

雷诺获得的资金，不是来自风险投资；众所周知，风险投资在美国是很普遍的。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风险投资就像是“胶水”，可以把不同的想法连接起来；也是“润滑剂”，可以让业务运转起来。风险投资家理解他们所投资领域的科学，并且与实验室和大学院系都有联系。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会同时投资许多公司——大多数公司可能会中途夭折；而一旦失败，风险投资者就转身走人。但是，墨西哥的私人资本并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如今，墨西哥约有15家风险投资基金，比起2008年只有2家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不过，其中只有4家可以算是严肃的投资者。2011年，这些公司共投资了25个项目，投资总金额4.69亿美元。而在美国，仅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湾区（Bay Area），2011年第一季度的投资额就达到22亿美元。

在寻求风险投资受阻后，雷诺回头又向政府求援，墨西哥政府再次给他提供了50万美元。但是，政府的风险投资很糟糕，墨西哥政府也不例外。政府对投出去的钱的使用，有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这笔钱很难花出去。Biohominis公司全年都是用自己的钱来应对成本支出（这些钱大多是由雷诺和公司其他股东通过私人贷款的形式借贷来的），必须等到年底，政府才能报销这些费用。为了避免高额税款，Biohominis公司必须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把全年的钱统统花掉。而且，这笔钱只能用在实验室研究方面，而不能用在日常运营上。即便如此，Biohominis公司也不得不缴纳税款，而这些钱要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会退还。

像雀巢（Nestlé）或者墨西哥电信公司（Telmex，墨西哥电信业巨头）这样的大型公司，可以把政府提供的资金合并到它们庞大的研发预算中，并且几乎不必考虑付款时间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寅吃卯粮的初创小公司而言，政府规定的这些资金使用限制就是致命的打击。雷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拿到这笔钱，然而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高筑债台，支付公司的运营成本。

尽管Biohominis公司得到了政府支持，积累了专业经验，同时收入也在持续增加，但它最终还是于2012年12月宣布永远地关闭了。扼杀Biohominis公司的，与其说是产品、管理或者市场，不如说是一个笨拙地试图帮助公司的政府。Biohominis公司走向死亡的过程缓慢而令人悲伤，政府的繁琐规定把它拖得支离破碎。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有了不起的科学家。但在墨西哥，根本没有既懂技术又懂商业的人为科学界和企业界牵线搭桥，建立连接。而这才是风险投资的独特品质，”在美国硅谷和墨西哥两地工作的投资人卡洛斯·圣克鲁斯（Carlos Santacruz）如是说。

严重的文化障碍

其实，从某些方面看，Biohominis公司是幸运的。至少它还有投资者，并且在失败之前也有一定的业务。许多企业甚至刚刚起步就倒闭了，因为它们遇到了严重的文化障碍：对本土技术的不信任，以及与北方邻居（即美国）对比之下产生的自卑感。

当墨西哥的公司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决某个问题时，他们倾向于向美国或者欧洲的公司求助。墨西哥奋进基金会[Endeavor Mexico，全球奋进基金会（Endeavor Global）在墨西哥的分支机构；全球奋进基金会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为使命]的负责人比拉尔·阿吉拉尔（Pilar Aguilar）说：“墨西哥弥漫着一种‘迷思’（myth），致使墨西哥人认为，我们不可能研发出新技术。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墨西哥在化工和人工智能领域拥有极具创新性的技术。但是，我们从墨西哥的公司那里得到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真的吗？这真的是在墨西哥做出来的吗？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习惯于认为最好的技术来自于墨西哥之外的其他地区。”

与此类似，那些拥有新想法的墨西哥科学家，倾向于首先在其他国家开办公司，然后再把这些新想法带回墨西哥。霍拉肖·蒙特斯·德奥卡（Horatio Montes de Oca）就是这样做的。他是一名物理学家，父母也是学者，他早年在墨西哥完成了大学教育，现在居住在爱尔兰。几年前，他设想出一种可用于肌腱或韧带修复与重建的新材料（他拒绝透露具体细节）。蒙特斯·德奥卡最初想通过位于墨西哥克雷塔罗州（Querétaro）的一所大学的实验室，把他的想法变成现实。

但是，这所大学完全不知道该怎样与他合作。在墨西哥，与外部企业家合作无章可循，而要建立这样的程序和规则，需要数年时间。墨西哥其他一些大学，也给了他同样的答复。蒙特斯·德奥卡无奈地耸耸肩膀说：“墨西哥的学术机构没有将科研成果转化成工业产品的传统，而且也还没有学会复制美国那样的合作孵化机制。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你恐怕只能说，‘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我也希望能在墨西哥开公司，但是我不能等5年后才去干’。”

最后，蒙特斯·德奥卡找到一个英国的实验室作为合作伙伴，来实现他的发明构想。这是一个预料之中的结果。数以万计的墨西哥科研人员居住在其他国家，满怀伤感以及爱国思乡之情，他们拥有很好的想法，并试图把这些想法带回到自己的祖国，但一系列障碍却把他们推给美国和欧洲。

在墨西哥大部分地区，大学与企业开展研究合作，或者通过培育新公司来推动产业发展这样的观念，还是很前卫的，而且也不太被人们接受。实际上，墨西哥大学教授的收入取决于他们的资历和发表的学术论文，申请专利或开办公司并不会得到奖励。即使他们申请了专利，但由于专利保护力度非常弱，其他实验室也能够轻易“窃取”他们的想法。其结果就是，墨西哥的大多数科研都是高度理论性的，而政府则只好向其他国家寻求诸如流感疫苗这样的产品，2009年H1N1流感疫情在墨西哥暴发期间，墨西哥政府就是这么做的。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路易斯·马林（Luis Marin）对此早已见怪不怪了。20世纪90年代初，马林等人就提出，希克苏鲁伯陨石坑（Chicxulub crater，位于尤卡坦半岛的一个巨大陨石坑）就是由导致恐龙灭绝的那次小行星撞击而形成的。如今，他每年发表至少3篇学术论文，据他说，这是该校人均每年发表论文数的8倍。同时，他还与一些公司合作干起了“副业”，比如帮助可口可乐公司寻找地下水来制造苏打水。随着他的“副业”蒸蒸日上，他的同事开始排斥他。在与可口可乐公司私下合作几年后，他想通过学校层面的合作，来做这个项目。但当时，学校的每个部门都在缩减经费，马林有一半的预算变成了学校的管理费。所以，他改变想法，直接通过校长办公室来做这个项目。为此，同事们都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马林是想欺骗有关院系。于是，在这所大学任职23年之后，马林第一次尝到了“绩效考核不合格”的痛苦，而这一考核结果对他下一年度的收入有很大的影响。

坐在墨西哥城南部一间舒适的办公室里，马林不停地摇头，他说不知道下一年是否还会坐在这里。这让他想起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科学家哈利·斯廷博克（Harry Steenbock）。1923年，斯廷博克向经过辐射处理的食物中加入维生素D，并用这些食物来治疗软骨病，他为此申请了专利，并且把因此获得的大笔财富投入到更多的研究中。马林说，“那就是我们想做的。但是，如果我想在这些事情上花些时间的话，我就会受到惩罚。事实上，我已经受到了惩罚。在这里，科学家申请专利非但不会带来明显的经济收益，收入反而会变得更少，而且还会被同行瞧不起”。

不愿承担风险的文化

也许，墨西哥必须克服的最大障碍是不愿承担风险的文化。在美国硅谷，人们通常会认为“失败是成功之母”。而在墨西哥，“人们则认为，如果你准备把钱投给公司，就应该投给那些有极大可能会成为墨西哥新一代大型企业的公司，它们能做好每一项投资，从而成为墨西哥巨型企业的一员。”谷歌墨西哥（Google Mexico）的主管巴勃罗·斯劳（Pablo Slough）说，“现实根本不可能是这样的。我认为，为了可能的机会而赌一把的心态，正是墨西哥所缺失的东西。”

谷歌墨西哥的办公室是美国硅谷文化的一个缩影，和因循守旧的墨西哥极不相称。斯劳是一个沉稳且有魅力的演说家，他的言行举止都和硅谷的企业家一模一样。他出生在阿根廷，但只会定期投资墨西哥的公司，这几乎成了他的一项行事原则。斯劳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墨西哥最大的公司或者依赖于政府，比如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墨西哥的石油巨头），或者曾经被政府垄断而后演变为垄断企业，比如墨西哥电信公司（Telmex，墨西哥的电信业巨头）。他认为，这种扭曲的市场造就了一种非理性的、期望有保证的回报的投资文化。

最近，斯劳投资了一家为儿童生产便携式可充气游乐场的小公司。当这个公司运转不下去时，他只是耸了耸肩，然后就转身离开，继续去寻找下一个投资目标了。

但是，其他投资者却对创办了这个公司的两名年轻的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极尽讽刺打击之能事，这让他感到非常震惊。“他们两人受到了严厉的斥责，”斯劳说，“在墨西哥，失败的风险是个大问题。而在美国，如果你创办的公司倒闭了，没有谁会跟你过不去。你完全可以再创办一个公司。”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过去5年里，墨西哥证券交易所只有17家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相比之下，纽约证券交易所仅在今年上半年，就有85家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正是由于投资者稀少，既有投资者不愿投资新技术公司，政府相关规定繁缛得让人发狂，以及厌恶风险的商业文化，使得墨西哥成为全球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国家。墨西哥派往美国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总数超过其他任何拉丁美洲国家。但是，当这些人才离开墨西哥之后，他们就可能一去不返。一项研究表明，超过70%的墨西哥博士最终留在国外。

培尼亚·涅托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2012年的竞选活动中，议员们说，他们计划与几个活跃的海外研究人员网络取得联系，以赢得旅居海外的墨西哥人的帮助，或者与他们进行合作，或者吸引他们返回墨西哥。

除了那些顶尖的大学和实验室之外，在给科学家提供的收入和资源方面，墨西哥完全比不上美国。“如果我可以在一个墨西哥的研究中心工作，而这个研究中心又可以让我从事现在的工作，或者我博士期间所做的工作，或者我想做的工作，那么我还是希望返回墨西哥。”墨西哥旅英人才网络（Mexican Talent Network-U.K.）的负责人巴勃罗·门多萨（Pablo Mendoza）说，“如果在墨西哥，我们也可以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有发展潜力的话，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愿意回去。”

流散在海外的墨西哥人确实会是墨西哥的巨大财富。我接触过的每一个墨西哥科学家都说，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墨西哥，支持本国的科学事业。在新西兰和德国等国家，几十个墨西哥海外人才组织，类似于门多萨负责的墨西哥旅英人才网络，正在试图把墨西哥科研人员和企业家联系起来。

曙光正在出现

墨西哥的创新，诚如“精神分裂症”这个词的内涵一样，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成功故事。根据《纽约时报》的文章，2012年墨西哥已跻身全球最大信息技术服务输出国的行列，紧随印度、菲律宾和中国之后。包括国际信息技术公司萨孚凯（Softtek）的首席执行官布兰卡·特雷维诺（Blanca Trevino）在内的很多人相信，墨西哥很快就会迎来信息经济的繁荣发展。

在墨西哥，研究中心——比如位于库埃纳瓦卡的生物技术中心，以及位于托卢卡的汽车工程中心——部分是由墨西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CONACYT，墨西哥最主要的科学基金机构，类似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运营的。虽然有些人认为政府不能通过行政命令推动创新，但是很多CONACYT资助的研究中心，克服了蒙特斯·德奥卡和雷诺当初创业时所遇到的障碍。实际上，虽然墨西哥还将继续依赖于美国，购买下一代猪流感疫苗，但是美国很快也将依赖于墨西哥，购买诸如蝎子和蜘蛛的抗蛇毒血清（antivenom）这样的医药产品。

归根到底，墨西哥的未来取决于培尼亚·涅托政府促进创新的举措会取得多大成功。涅托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硅谷领袖”。不过，另一方面，他所在的政党曾经在墨西哥执政超过70年，为了获得政治支持而收紧CONACYT的经费支出，这与硅谷精英治理的创业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而如今，他又带领这一政党重返执政舞台。

但是，涅托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越来越多的墨西哥人开始从政府主导的模式中脱离出来，百花齐放的局面正在形成。他们正在奋力扫除影响创新的障碍。举例来说，雷诺还不打算彻底放弃，他说，“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尽最大的努力，赚到了大约150万比索（大约折合11.5万美元）。我们就要走出‘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指实验室和市场之间的鸿沟）了”。

他还会卷土重来吗？“是的，”雷诺说，“必须的，如果我有好的想法，我还会重新再来。我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下次将会完全不同。”说完后，他略有点难为情地笑了。

本文作者：埃里克·万斯是来自墨西哥城的一名科学作家。

本文译者：

王大鹏是中国科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刘立是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