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为什么我们的判断有时不如幼儿正确

撰文  德亚娜·库恩 （Deanna Kuhn）

翻译  周林文

猴子布偶走近一个花瓶，花瓶里插着两朵塑料花，一朵红色、一朵蓝色。猴子打了个喷嚏，后退了几步，然后又去闻那些花，再打喷嚏。大人把红花拿走，换上黄花。猴子又过来闻了这两朵花两次，每次都打喷嚏。而后大人又把蓝花换成红花。猴子又过来闻了红花和黄花，这次终于没有打喷嚏。

大人问孩子：“能给我那朵让猴子打喷嚏的花吗？”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劳拉·E·舒尔茨（Laura E. Schulz）和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的这个实验中，79%的4岁孩子选择了蓝花。这项研究表明，在很小的时候，孩子就开始明白因果关系了，这对他们认识世界有重大意义。

既然4岁的孩子就有这样的洞察力，成年人不是更应该娴熟地找出因果关系，掌握因果推理吗？大量的研究表明，事实的确如此，成人对细微差别做出判断的能力更为突出，比如在不同情境下，对两个事件可能存在的多种因果关系做出可靠的判断。

我的结论却非常不同：普通成年人对日常问题作出的因果推断，是非常不可靠的。人们可以在证据不充分或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为两件事情有因果关系，并根据这个判断匆忙下结论。更确切地了解人们从推理到下结论的过程，研究人员就能提出改进思维方式的方法。他们作出的这些努力，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培养年轻人严谨而审慎地思考问题。

严谨的推理

我们的发现和大多数相关文献记载的不一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大多数研究成人推理能力的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一般来自对特殊情境下特定人群的研究，比如让大学生们在实验室里做复杂的笔试。200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帕特里夏·陈（Patricia Cheng）和中国台湾大学的连韵文给学生们描述了几种植物开花频率的情况，这些植物被施以不同形状和颜色的肥料。在考虑了各种情况之后，学生们给每种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力和影响概率打分，或者对新的情境下植物的情况进行预测，这些推理表现出了很高的可信度。这样的研究显示了大学生在这类任务中的推理技巧，不过，这能代表普通人在思考日常事务时的认知表现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去年我和学生乔安娜·萨阿卜（Joanna Saab）去了美国纽约市的宾夕法尼亚车站。我们在候车室里问了40个人，看他们是否愿意花10分钟来回答我们的调查问卷，以获得5美元的报酬。全部人都接受了。我们告诉这些受试者，有个团体正在尝试不同娱乐元素的搭配，以便找出哪一种搭配可以卖出最多的门票，同时把一些示意图展示给每个人看。第一组的搭配方案列出的是门奖（即在入口处发放奖券进行抽奖的活动）、喜剧演员和舞台服装，销售业绩是“一般”；第二种搭配列出的是门奖、拍卖和舞台服装，销售业绩是“很好”；第三种搭配列出的是门奖、拍卖、喜剧演员和舞台服装，销售业绩也是“很好”。

当我们询问受试者时，让他们看看示意图，同时问：“根据这些结果，拍卖能促进门票销售吗？”我们还问他们对自己的答案有多少把握。他们可以选择“十分肯定”、“肯定”、“应该没错，但不肯定”或者“只是猜想”。对于其余的3个元素：喜剧演员、门奖和舞台服装，我们也都提了同样的问题。

你可以自己推导一下（见第35页的方框），把第一种和第三种搭配作个比较，就会了解拍卖具有促销作用；比较了第二种和第三种搭配后，你会发现加入喜剧演员对于销售没有影响。而根据现有的信息，不足以评估门奖和舞台服装的影响力（因为这两个元素始终存在）。

宾夕法尼亚车站里的乘客，也展示出研究人员眼里大学生具备的那种分析原因和效果的技巧了吗？还是说他们的技巧相当于此前描述的4岁孩子那种的程度呢？答案出乎意料：全都不是。总体而言，他们断言的因果关系比证据能够显示的多得多。83%的人认为两个或更多的元素促进了销售， 45%的人认为3个或所有4个元素都起到了这个效果。更出人意料的是多数受试者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是对的。对于4个中的两个元素，平均确信程度大于“肯定”（并趋向于“十分肯定”），而对于另外两个元素，平均确信程度略低于“肯定”。性别对试验结果没有影响：男性和女性在判断和确信程度上并没有明显区别。

是什么让这些受试者如此肯定，哪些元素影响了销售结果，哪些没有影响呢？我们强调，必须根据那个团体给出的结果来下结论。在我们一再追问下，所有受试者都表示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然而他们的回答却表明，他们的判断实际上受到了他们本人观点的影响。更多受试者（83%）判断门奖能够影响效果，比认为舞台服装能影响效果的人（33%）多得多，尽管关于这两种元素的证据是一样的。

门奖和舞台服装对于销售效果的影响并不确定，根本无法作出合理推断。受试者对自己所作预测的确定性，却跟因果判断的确定性一样高。此外，从他们的预测中还能得到许多信息。比如为了推测一名受试者是否认为拍卖对于销售结果有直接影响，我们比较了这名受试者对两种特定情况的预测——特别是对包含门奖的那两种情况。如果他认为拍卖有直接影响，那么对这两种情况的预测应该有所不同。如果他认为拍卖没有直接影响，那么无论包不包含拍卖都不应该有影响，对这两种情况的预测也应该是一样的。同样地，比较受试者对包含舞台服装的两种情况的预测，我们可以推测他是否认为喜剧演员对结果有直接影响。

只有15%的受试者在预测中所隐含的判断，与他们被要求明确地判断一个元素对“促进门票销售”是否有直接影响时所作的判断保持一致。相似的是，在回答哪一个元素影响了他们的判断时，受试者的隐含原因也是不一致的。比如，有63%的人正确地判断出喜剧演员的存在对于结果没有影响，但其中大多数人在预测时，都受到了喜剧演员是否存在的影响。如果一个元素的存在对结果有积极影响，那么当它被去除时，对结果就会产生消极影响，但受试者很难认识到这个事实。

解决矛盾

我们该怎样理解受试者作出的前后矛盾且草率的因果判断呢？他们宣称对这些判断十分肯定，而所用的推理技巧正是在大学生和4岁孩子身上观察到的。参与调查的人很认真，看在能拿到5美元的份上，他们尽最大努力来回答我们的问题。但他们还是很难像大学生那样，把注意力集中在推理测试这种用来评估他们的心理活动过程的任务中，而大学生对这类测试很熟悉。大多数大学生都意识到，测试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要展示他们找到解决方法的过程。他们已经学会了有条理地审视给出的信息，决定该怎样运用这些信息来找到答案。同样，我们发现，有大学教育背景的人所作的判断，比没有大学教育背景的人更合理。

相反，那些不具备“学术化”思维方式的人，往往会关注于解决问题，而不注意在这个过程中采用的思维方式。为了找到解决方法，他们脑子里塞满了或许用得上的所有知识。根据他们自己以前的知识，在募捐时，门奖比舞台服装的影响更大，所以即便现有的证据不能支持两者间存在这种差异，他们还是会认为门奖直接影响结果。记住自己在第一部分的测试中的回答，并保持前后一致，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没有帮助，也就没有受到重视。对于这些人来说，主次判断影响了他们对事实的判断。而且一旦作出决定，那么表现出信心和把握比摇摆不定要好得多。

那么，谁的方法“更聪明”呢？在评估新信息时，为什么要带着陈旧的观念呢？如果人们能够完全利用新知识思考，不是更可能得到最正确的结论吗？在一般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能够通过审视“已知信息”来断定这些信息究竟意味着什么（或不意味着什么），也是一项重要技能——它的价值不仅仅限于纯学术的殿堂之内。

设想一下，如果我打算尝试一下朋友们所说的减肥新产品，但他们告诉我那会致癌。当我去医学图书馆查阅关于该产品的最新研究资料时，我希望能够理解这些资料说的是什么，而不考虑我以前可能有的想法。在作决定时，我可以把报道中所说的和其他方面的考虑加以整合。但如果我无法理解那些资料本身，我就不能做到这一点。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基思·E·斯坦诺维奇（Keith E. Stanovich）在他2004年出版的《机器人的反叛》（The Robot's Rebellion）一书中，也同样强调了他所谓的“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ed）推理的重要性。书中还描述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中的受试者没有使用这种推理。在审判时作出判决就是一个常见的例子，法官必须只依赖所呈现的证据，而不是脑子里想到的与证据相关的任何事物。演绎推理也一样应用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经典三段论。例如斯坦诺维奇注意到70%的成年受试者认为以下的三段论是有效的：

前提1：所有生物都需要水。

前提2：玫瑰花需要水。

结论：玫瑰花是生物。

我们知道这个结论在现实中是正确的，所以很好接受，尽管从前提到结论的过程并不严格符合逻辑。要证明这点，我们只需要比较一下相似的三段论：

前提1：所有hudon纲的动物都很凶猛。

前提2：wampet是凶猛的。

结论:wampet是hudon纲的动物。

只有20%的人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另外80%的人正确地否定了这个结论，因为没有现实生活中知识的干扰。

正如我们在车站的研究表明的那样，从场景中脱离出来并不是严谨的推论者使用的唯一工具。在判断时保持前后一致、避免草率的肯定也同样重要。草率的肯定反映了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究竟知道什么”（也就是“元认知”，metacognition），这是僵化刻板的表现，这是人类大部分争论的起因。前后不一致同样是偏颇的，因此，我们会用双重标准来对待自己偏好的理论和别人的理论：坚持认为自己团队的胜利是由于高超的技巧，而别人团队的胜利则纯粹是运气。

在前面所描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并没有评估4岁孩子的因果判断的前后一致性和确定性，但可以发现为什么在我们的研究中，孩子们能比大人更轻松地审视证据。那个包括不同颜色的鲜花场景并不涉及原有的知识，即关于什么颜色更可能让猴子打喷嚏。相反地，成人在此前却有很多关于策划活动、销售门票、举办不同趣味活动的经验。这些丰富的知识让他们很难就证据本身作出评判。

不过，在舒尔茨和格普尼克的研究中，受试者的能力确实表明了多元因果推理（涉及多个潜在原因）所需要的推理过程，早在儿童4岁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并初具雏形了。更重要的是，基于这种能力，我们可以设计出一些教育方式，来帮助大一些的儿童、青少年甚至成年人在推理时更加谨慎。

我和同事们所作的其他研究表明，如果有足够多的机会来练习审视证据、作因果判断及预测，那么，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在推理时都会变得更严谨。处于青春期早期的学生们在开始时，会作出这里所探讨的这种不完善的多元因果推理。但如果他们在几个月里都在求解这类问题，他们的推理能力会有显著提高。

发展前景

我描述的研究带来两方面的启示。第一，普通成人对日常事务的归因推理实际上很容易出错。人们经常从未经证实的必然性中得到毫无根据的推论，并很可能以这些推论作为行动依据。

第二，尽管人们会匆忙地根据他们的因果判断得出无根据的结论，我们却不应该匆忙地下结论说事情总是如此。思维方式是可以改进的，经过训练之后思维会变得更严谨也更具判断力。对于读写能力和数学能力这样的“基本技能”的标准化测试，已经在学校教学评估中占据核心位置，学生们的测试成绩是衡量学校在教授必备知识上成功与否的标准。相反，学习怎样对日常事物进行客观评判却在教学安排中未得到重视。

今天，随着人们要处理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信息，其中一点甚至与生存息息相关，认知能力值得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通过提高学生们的能力来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对于应该传授哪些关键知识给学生的认识也更充分了。如前所述，经常分析不同形式的证据，并从中得出结论的确可以强化推理能力。即便只是养成发问的习惯，比如问自己或别人诸如“我们是怎样知道的？”或“我们能肯定吗？”，也是在朝客观、严谨的思维方式迈进。

在“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No Child Left Behind legislation）的背景下，教育工作者们如芒在背，试图编制标准化测试。那么他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得更多一些呢？年轻人当然必须会读写、会计算。但有什么能比帮助他们学会训练自己的思维，进行严谨而深刻的判断，并因此受益终生更重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