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合作是人类的本能

撰文  纳塔莉·塞邦斯（Natalie Sebanz）

翻译  周林文

玛丽亚·尼耶维斯（Maria Nieves）和胡安·卡洛斯·科佩斯（Juan Carlos Copes）都是视阿根廷探戈为生命的人。他们合作了40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对双人舞蹈家。科佩斯曾说：“与尼维耶斯合作，有一种心有灵犀的感觉，如果没有她，我可能需要4个不同的舞伴，才能完全发掘出探戈的艺术魅力。”跳过双人舞的人都知道，要让两个风格迥异、能力不一的人配合默契，在时间、空间上配合得天衣无缝，是多么困难的事。

这些与配合有关的问题让不少科学家沉迷其中。且不说科佩斯和尼维耶斯之间的配合已臻化境，就算在普通人的平常生活中，相互间的配合也总是不断出现。开饭前，我们会一起在餐桌上摆上餐具；举家出游，会共同搬运沉重的行李；交通拥挤时，驾驶员之间会相互协调。其实早在80多年前，弗洛伊德就认识到，日常生活中的合作意义非凡。合作时，人们在思想和动作上都得协调一致，而且经常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合作就开始了。

知识和文化习俗有益于我们更好地合作。假如让你明天去接人，但是除了会面地点在巴黎以外，你对其他信息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尽可能接到人，人们往往会选择当地的标志性建筑作为碰面地点，比如埃菲尔铁塔，而不是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在碰面时间的选择上也有讲究，你会选择在中午12点到达那里，而不是凌晨3点50分，因为对方也会这么做。

模仿与合作

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使每一个人都有模仿他人动作的冲动。正是由于有意无意的模仿，人与人之间才容易交流与合作。

合作的基础是共识,而这种共识通常只能在交流中产生。两位认知科学家，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西蒙·加罗德（Simon Garrod）和爱丁堡大学的马丁·皮克林（Martin Pickering），研究了语言在合作中的作用。

研究人员发现，在一些基本概念上，人们很快就在不知不觉间达成一致。比如，两个人在谈论一条蓝绿色的领带，如果一个人先说那是绿色的，另一个人往往也会这样认为。这种默契大大简化了理解过程，因为在色谱上，蓝绿色介于蓝色和绿色之间，如果说它是一种不常见的颜色，就很容易引起分歧。人们为了流畅地与人交谈，还经常会调整自己的语句结构和语调，以便利于理解。

不过,对于一些无法通过语言来交流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比如跳探戈舞时，两个人需要在快速运动中完成配合，在这种情况下，口头交流就不适用了，因为用语言传递各自想法需要太长的时间。过去几年里，科学家研究了非语言暗示在运动协调中的作用，并发现了一些交流机制，其中很多都是在无意之间完成的。

例如，人们能够在瞬间辨认出另一个人正在关注的焦点，并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同一事物。其实早在婴儿时期，人们就拥有这种“联合注意”（joint attention）的能力了。未满周岁的婴儿已经能够顺着别人的目光看了。长到12至18个月大时，他就已经知道，如果某人和自己盯着同一个东西看，在那一时刻，他们看到的肯定是同一个东西。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赫伯特·H·克拉克（Herbert H. Clark）和蒙特克莱州立大学的梅雷迪斯·克里赫（Meredyth Krych）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了联合注意对动作配合的重要性。研究人员将参与试验的受试者分为两人一组，让他们用积木搭建玩具模型。在每个小组中，一人扮演“指挥者”，向另一人念出说明书上的步骤。试验结果证明，如果小组中的两人不但有语言交流，而且还能看到对方和积木，他们的工作进展迅速，失误很少。相反，如果他们被分隔开，只用语言交流就很难进行协调。

通常，我们只须瞟一眼，就能看出别人在做什么，那样做会有什么后果。看到有人在餐馆里端着一杯水，我们立刻就知道他要做什么：喝水。很多神经心理学和大脑成像研究都显示，在我们理解他人行为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

这种联系最初是在恒河猴身上发现的。无论猴子是做某个动作，还是观察同伴做相同动作时，它们大脑前运动皮层和顶叶皮层中的“镜像神经元”都会兴奋起来。随后，科学家又做了许多类似的研究，结果发现人类与猴子一样，做动作和观察别人做相同动作时，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也会兴奋起来（参见《环球科学》2006年第9期《人们为何喜欢模仿》和《环球科学》2006年第12期《镜像神经元 大脑中的魔镜》）。

英国伦敦大学的脑科学家比阿特丽斯·卡尔沃-梅里诺（Beatriz Calvo-Merino）和同事，曾在试验中为芭蕾舞和卡波卫勒舞演员播放过一段舞蹈录像。卡尔沃-梅里诺发现，在看录像时，舞蹈演员的部分大脑区域开始变得活跃，而这部分区域一般只在他们自己跳舞时才会活跃。有趣的是，舞蹈演员看到自己越擅长的舞蹈种类，大脑的活跃程度就越强，而看到其他类型的舞蹈时，比如一个芭蕾舞演员观看卡波卫勒舞表演，他们的大脑灰质细胞的反应就相对较弱。观察到的动作与观察者自己熟悉的动作越相似，在大脑运动神经系统中引发的共鸣就越强。

认知和动作间的紧密联系，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有时会模仿别人的动作、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比如说两个朋友在餐馆里喝酒，他们可能会同时举杯；与别人一起坐着聊天时，如果对方的两条腿盘在一起，我们通常也会照做不误。这种下意识的模仿可能是因为对方的动作启动了我们大脑中的动作执行程序，从而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做出同样的动作。

一些研究人员指出，人类的模仿可能有“社会黏合剂”的作用，能够强化友谊和团队精神。美国杜克大学的丹亚·L·沙特朗（Tanya L. Chartrand）和同事们进行的研究显示，人们往往认为，在谈话中经常模仿对方动作的人更友好；而对对方动作视而不见的人则有点难以接近。沙特朗的研究还指出，那些感觉自己被排挤在社会圈子之外的人，更会抓住一切机会模仿别人的动作，这大概是为了找回已经丢失的亲和力。当我们的行为与别人的行为相似时，就被认为是一种团结的象征。

我与美国拉特格斯大学的同事京特·克诺布利希（Guenther Knoblich）、德国慕尼黑马普学会人类认知及脑科学研究所的沃尔夫冈·普林茨（Wolfgang Prinz）共同完成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人们与他人合作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即使不当的合作会影响完成任务的效率，人们仍然不会放弃合作。在试验中，受试者坐在电脑屏幕前，观看以手为主题的各种图片，有些手指向左边，有些指向右边。每只手的食指上都戴着绿色或红色的戒指。受试者需要在看到绿色戒指时用右手按右边的键，看到红色戒指时用左手按左边的键，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不受图片中手指指向的影响。然而，所有受试者都会受到图片中手指指向的影响，如果戴绿戒指的手指向左边，受试者在按右边的键时就会有点犹豫。

戒指试验

就算是理解能力不足的自闭症患者，也会表现出合作意向。这就说明，也许在进化早期，人类的合作意识就已经形成了。

后来，我们又重复了这个试验，不过做了少许改动。两个受试者并排坐在电脑屏幕前，但每个受试者只负责按一个键。坐在右边的人只能在看到绿戒指时按右边的键；而坐在左边的人，则在看到红戒指时按左边的键。

图片中手指的方向同样影响了受试者的反应，在手指指向他们所在的方向时，他们的反应速度明显要快一些。然而，当一个受试者独自完成同样的任务时，比如只对戒指的一种颜色作出反应，手指的方向就不会影响他们的反应了。

所以当两个人各负责一部分任务时，他们的表现就像一个人同时完成两部分工作。显然，人们不仅关注自己的任务，还会注意另一个人可能做出的动作。只要那只手指向我的搭档，他将要做出的动作就会自动在我脑袋中闪过。等我意识到尽管手指着我的搭档，但那是我负责的颜色，必须作出反应的时候，时间已悄然溜走了。在接下来对健康受试者进行的试验中，我们发现上述“整体效应”（integration effect）还可以很好地概括其许多试验现象。

那么在神经疾病患者中，会不会缺乏合作的意识呢？比如自闭症患者无法推断出别人在特定情况下会想些什么或者有什么感受，因为他们在体会别人的精神状态方面存在缺陷（参见《环球科学》2006年第12期《自闭症：碎镜之困》）。问题是，这一缺陷是否有损他们把别人和自己的动作联系起来的能力呢？与慕尼黑自闭症患者综合中心的卢伊加德·斯通普夫（Luitgard Stumpf）一道，我们用“戒指试验”研究了智商正常的自闭症成年患者，看他们在不需要考虑别人就能完成任务的情况下，会不会像普通人那样不由自主地考虑别人的想法。

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自闭症患者的行为居然和正常受试者毫无二致。他们执行同样的任务仍会有不同的反应时间，反应快慢取决于他们是单独完成任务还是与他人合作。于是，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自闭症患者很难从直觉上去体会别人的想法，但在他们的大脑中，感知与行为间的基本连接还是完好无损的，而这一连接正是社会交流的基础。我们还将用其他试验来证明，在需要更强协调能力的情况下，自闭症患者也会表现得同样出色。也许在进化早期，甚至在人们能够推测别人的想法之前，感知与行为之间无意识的连接就已经发展成形了。

集体意识

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时，不仅会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还会考虑集体的看法。

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某些合作模式中，当一个人有所动作时，另一个人就不能轻举妄动。这种轮流交换行动的能力，对于谈话、划船或演奏钢琴二重奏至关重要。从另一个角度看，只有压制强烈的模仿冲动才能合作成功。在实验中，我们可以利用脑电图来测量这种合作对大脑电活动的抑制。脑电图中有一个专门的电生理学指标，叫做Nogo P3，它可以显示压制住一个动作（例如在实验中，负责对红色戒指作出反应的受试者在看到绿色戒指时，不能去按动电脑键盘）所需要的抑制力强度。确实，受试者在合作完成任务时，我们记录到的抑制力强度要强于他们单独完成任务时的强度。

如果知道将有一位新成员加入，与大家共同完成任务时，我们就会改变对现有形势的判断和原有目标。人们早就知道，对于事物的判断依赖于自身意图和可支配的资源。正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斯·R·普罗菲特（Dennis R. Proffitt）指出的一样，当我们带着沉重行李，眼前的山就会显得更加陡峭，对这一点，所有爬过山的人都深有体会。

同样，人们对于箱子重量的估计也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他是一个人搬还是和别人一起搬。我和玛吉·希夫拉（Maggie Shiffrar）在拉特格斯大学进行的一个实验，向人们演示了这个现象。我们先在几个透明的箱子中装入了不同数量的土豆，然后让受试者在两种情况下估计透明箱子的重量。第一种情况是让受试者认为有人帮忙抬箱子，而在第二种情况中，我们让受试者认为只能自己搬运箱子。结果表明，受试者在第一种情况下估计出的重量明显低于第二种情况。在一个团队中，即使每个成员在自己一个人搬运时，都能够准确估计箱子的重量，但当他们相互协作时，所有成员都会低估重量。

这些结果表明,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时，不仅会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还会考虑集体的看法。在制定行动计划时，“有人会与我们一起完成任务”的想法常会影响我们的计划。把他人考虑在计划内的倾向，可能在人类进化之初就出现了。能与别人协调行动的人拥有更多生存优势。最初的合作形式可能是两个以上的人同时做同样的事，比如他们一起推一块大石头来挡住洞口，以免野兽进洞伤害自己。后来，人们开始互补性合作，比如一个人负责追赶动物，另一个人负责抓住它。

我们实验室的研究显示，在纷繁复杂的合作行为中，人类所面临的困难深刻影响了感觉-行动系统和无意识的认知过程。很多时候，合作是一个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