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如何让一个已经500岁的老人重新焕发青春，这就是今天欧洲科学界正在思考的问题。在这些批判主义者的眼中，已经成熟的欧洲科研体系还有太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个贡献着全球30%知识产量的大陆需要为摆脱危机和拥抱明天做出更大努力。这需要了解症结所在，需要找到未来的方向，需要不畏失败地坚定前行，所以这其实是一场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欧盟发展科学的劣势在于分散，过度的分散导致不同科研体系之间的协调成本高企；但分散也是欧盟发展科学的优势，因为分散让不同的研究思路都得以保持和发扬。科学在欧盟的机遇在于危机，因为危机让大家意识到科学对于这个古老大陆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科学在欧洲的艰难也是源自危机，因为危机让每一分投向科学的资金都面临着质疑。

葡萄牙人卡洛斯·莫达斯（Carlos Moedas）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任欧盟科研与创新委员的。作为欧盟委员会中主管科技与创新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莫达斯需要设计出一套全新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即便是在哀鸿遍野的危机时代仍能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对于一个曾经担任投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却从未制定过科技政策的人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

正因为如此，法国人让-皮埃尔·布吉尼翁（Jean-Pierre Bourguignon）显得更加重要。在莫达斯履新欧盟委员会之前两年，布吉尼翁就担任了欧洲研究理事会的主席，这个机构一直在负责支持全欧范围内的前沿和基础研究项目，以期通过对这些项目的支持解决很多正在或者即将对整个欧洲造成挑战的时代难题。由此积累的大量反馈，还有助于欧盟改进自己的科学政策。

布吉尼翁对莫达斯赞誉有加，这当然部分源于两个人正联手推进对欧洲复兴至关重要的“地平线2020”计划，这个总预算高达800亿欧元的7年期计划被欧洲的政界、科学界和企业界都寄予厚望。但另一方面，布吉尼翁对莫达斯的赞誉还在于，他从这个年轻人——当然只是相对于他略显年轻——身上看到了一个关心科学的政治家的样子，谦虚、随和、热爱科学、尊重科学家，对于正在改变的对象有清晰的了解，对于未来也有仔细的规划。

不过，因为所属机构的不同，外界还是很少有机会能听到这两个人的声音。幸运的是，《环球科学》获得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同时采访到了这两位重要人物。从他们彼此交集，却又各自不同的表述中，我们能看到欧洲对于科学价值的共识。

《环球科学》：布吉尼翁先生，非常感谢你再次接受我们的采访。几年来，欧洲的情况一直都不大好。去年我们在达沃斯会场见面之后，因为希腊危机等原因，欧洲的情况似乎还更糟了点，科学和对科学的支持会不会受此影响？

布吉尼翁：这其实并不是我的感受，因为欧洲的情况现在已经开始好转。大家一直在谈论希腊的危机，但希腊只是欧洲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那里的危机从纯数字上来看也不是特别可怕。所以，到2015年，我们发现欧洲的情况已经改善了，欧洲在整体上已经逐渐正常化了。

相比于以往，我们更加坚信科学对于欧洲未来的重要作用。去年的达沃斯论坛之后，欧盟委员会决定上马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来刺激增长，他们成立了欧洲战略投资基金会为公众的投资提供保障，如果有人因为投资有风险的项目遭遇了失败，就能获得一定补偿。但是，欧洲没有充足的资金来运作这个项目，欧盟委员会因此希望能从“地平线2020”这个计划中抽出一部分资金，这是欧洲的科学界不能接受的。我们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和辩论，最后终于让政客们意识到了基础科学研究对欧洲长远发展的益处，从而确保了资金的安全。而且，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当政客们又想削减研究经费时，他们就会三思而后行。

这也说明，欧洲的事情远没有想象中的消极。现在的欧洲确实还不够完美，但已经在变得更好。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让更多人参与到这个项目中，让研究更可见也更易理解，这样政客们才能知道削减研究经费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环球科学》：这确实是好消息。那么，在你掌管欧洲研究理事会的几年时间中，这个机构的运转情况如何？欧洲的科学家从这些计划中得到了哪些资助？

布吉尼翁：过去几年，我们大概收到了9000多项申请，其中950多项得到了我们的资助，大概占整个申请数量的一成左右。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尝试着覆盖所有研究领域，同时坚持所有项目都要有野心，我们要让所有受资助项目都能在各自领域有所突破。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会要求受资助项目具有一定的交叉性，我们不希望科学家按部就班地在自己的领域里进行研究。当然，跨学科的研究会让评价工作变得非常有难度，但我们乐见其成。

另外，我们也依然相信扎实的基础研究会极大增加社会的福祉。举个例子，我们有位女科学家在研究细胞分裂时发现了细胞分裂前的一种准备过程，她想进一步研究这个准备过程的特征和机制，因为这可能和癌症密切相关，我们也许可以从中找到灵感，防止细胞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这位女科学家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和现象需要研究，而我们的使命就是支持科学家开展类似的研究，推动社会的进步。

《环球科学》：是的，我们也相信科学的发展会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我想这也是各国都在大力支持基础研究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也知道，运转欧洲研究理事会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绝非易事。现在，你能不能说出三条你认为最重要的经验？

布吉尼翁：我能够轻易给出这样三条经验，因为我也在不断总结工作，我也想不断提高。

我想，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要不断与科学家见面，这已经成为我的工作原则。在上任后的18个月时间中，我一直在不断做这件事情，一直在与全球重要科学家见面。而且，这也是非常有激情的一件事情，这会让你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对他们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

其次，我们要吸引到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对申请资助的项目进行评判。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也很难，因为这些科学家本身也都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我们资助的比例比较低，他们还必须经常性地在两个差不多的项目之间进行抉择，这对科学家的智力和经验都是重大的考验。在成为欧洲研究理事会主席之前，我曾经负责这件事情长达三年，我知道这份工作的不易。

最后，我们需要一个杰出的团队。欧洲研究理事会是一个隶属于欧盟的国际机构，而欧盟又是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要想成事，你就必须与各种角色的人打交道，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各种难题，否则你就不能做成那些你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而且，也不是所有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就一定是正确的。这时候，我们就必须相信团队的力量。

《环球科学》：去年和今年，你不断告诉我们，科学对于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对于我们赢得未来非常重要。所以最后，跟我们说说年轻科学家吧，我们都知道科学需要传承，对年轻科学家的支持就是我们为明天下的赌注，你和欧洲研究理事会在这件事情上是怎么做的？

布吉尼翁：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件事情，欧洲研究理事会一直强调要给年轻科学家更多的机会。现在，理事会中三分之二的资金都在支持30岁以上、40岁以下的年轻科学家。我们会一直坚持这样的选择，因为我们相信这是明智的选择。

而且，这些年轻科学家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贡献。我们的一位计算机科学家就在利用脑电波操纵机械装置方面取得了杰出成绩，他还成立了公司来推动这个成果的商业化，这在未来就会推动欧洲的发展。

我们资助的另外一组科学家做的研究更有意义。他们在过去20年里一直用心研究欧洲部分城市中房屋的改变，看楼宇的位置、结构、质量、密度和居住于其中的人口的变迁。这项研究在很多城市都受到了抵制，因为这中间涉及到的隐私等问题极易引起关注，但他们还是完成了这个研究，并证实住房的变迁与人们权力的变迁有着非常明显的关联。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能从这些研究中发现管理城市的规律，还可以把很多事情的进展与城市发展结合起来。

其实，正是因为年轻科学家们的工作，才让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欧洲研究理事会存在的价值，我们制定规划的周期长达7年，时间越长就意味着经费的保障越难以实现，我们的责任也就越大。但从现在看未来，我依然非常乐观，我相信科学的力量，也深信理事会的价值。

《环球科学》：莫达斯先生，尽管布吉尼翁先生和很多科学家都认为欧洲的危机没什么大不了，但欧洲的政治家还是在不断强调危机的持久性和深入性。我们也确实看到，很多欧洲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依然很高，所有政府都在实行紧缩政策。如果说这对科学没什么影响，我想连你自己都未必会相信吧？

莫达斯：我承认现在的光景还不好。这场从私人债务开始演变到主权债务的危机，让欧盟的很多成员国，包括爱尔兰、希腊和我的祖国葡萄牙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更加重视自己的工作，更加相信科学的价值，“地平线2020”计划作为一个7年框架计划比上一个框架计划的资金整整多了200亿欧元。对于这一点，我是非常满意的。

当然，很多国家还没有完成经济改革工作，我们不能让欧盟总是一盘散沙，我们必须让科技获得快速发展。我的同事在不断告诉欧盟的成员国，如果你们想要更低的失业率、更稳健的经济增长和更有创新性的经济体，那么你除了相信科学之外绝对没有更好的办法。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统计显示，从1995年到2007年，欧盟成员国实现的经济增长中，至少有60%要归功于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和资本的贡献反而还不到40%。这样的数据摆在面前，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和创新的价值吧。

《环球科学》：你在不同场合都提到一点，那就是相信科学家，让专业人士去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可是，我也注意到，你有工程学的背景，后来又成了一位出色的投资银行家，还曾在葡萄牙的政府中工作。但所有这些经历中，都与科技政策的制定无关，你怎么看待正在扮演的新角色呢？

莫达斯：哈哈，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让我略微尴尬。不过，我相信我的工作很有价值。

首先，在看待这个社会和未来时，政治家和科学家的角度是不同的。科学家可能看到各种科学可能的发展路径，政治家则看重自己身处的社会会在未来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怎样的挑战，他们必须想办法集中力量，保证社会可以在这些挑战到来时战胜它们。例如，欧盟的政治家们就认为有四个领域在未来会影响到欧盟甚至是世界，这四个领域分别是食品、水资源、健康卫生和能源，我们希望科学家们可以帮助欧盟在未来战胜这些挑战。

但具体哪些研究应该获得支持以及获得多大的支持，我们还是将决策权交给科学家。我们也相信科学家的兴趣对于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因此，尽管我们很早就列出了欧洲面临的上述四个挑战，我们的“地平线2020”计划还是支持所有领域的研究工作。

至于我的背景，我想这也是一种优势，多样化的背景有助于我从更多角度看待科学，也就适合成为科学家和政治家之间的桥梁，让科学在与社会的互动中获得发展，也让那些时代难题得到解决。你知道吗，我在就任这个职位后整整思考了三个月，才提出我在科技创新领域里的主张，我把这个主张概括为三点，即开放的创新、开放的科学和开放的世界。

我们要促进私人资金参与创新，让创新者真正有机会去施展自己的才华，改变过去那种由上到下推动科学发展的机制，我相信政治家只有在科学家的建议下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所以，我正在建立一个科学家的委员会，我希望政治家能在科学家的建议下真正去推动创新。我们还在考虑怎样从一个欧元区研究组织发展成一个世界的研究组织，这就是向世界开放。

当然，开放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实现的。不久前，我还和中国科技部部长讨论怎样才能促进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科学家彼此合作和共享成果。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数据化的时代，我们可以通过数据的共享实现科学和创新的开放。但怎样搜集数据、怎样使用数据还是非常需要大家一起去思考，政治家也会在这中间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样科学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同时，正因为我没有科学研究和制定科技政策的背景，我可能格外需要科学家们的帮助。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利益集团在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争取利益。

与这些利益群体相比，科学家是一个非常重要又异常低调的群体。很多时候，他们都没有团结起来并适时发出呼吁以推动科学的发展。如果科学家愿意站出来，我想全世界都会而且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

《环球科学》：你怎样看待欧洲科学的未来发展？

莫达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欧洲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到今天贡献着全球大约30%的知识生产，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科学家的主导下推动科技发展和进步，必须在科学的指导下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科学也许会在某一个时点上失败，但我们不该对此恐惧，因为只要我们调整得当，科学终究会在不远的未来获得胜利。

其实，要想用知识改变世界，人们至少要经历三个大相径庭的阶段：生产知识、发展科技和推动创新，每个步骤都需要相应的资金支持，因此都需要发展相应的金融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不久之前提出要建立一个欧洲创新理事会，而这个理事会的模版就是欧洲研究理事会，我相信这些安排会通过科技的应用帮助欧洲战胜危机并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