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今 天的世界面临诸多威胁。为我们带来今日繁荣的两大堡垒——战后欧洲体系和运行（相当）良好的美国民主制度——已经四面楚歌。叙利亚内战造成的难民潮正吞噬着欧洲，并不断侵蚀着北欧对难民一直以来的慷慨态度。我们面临着中东地区恐怖势力崛起、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全球变暖等问题。在欧洲和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已经多年没有改善，他们已经放弃参与无法为自己带来什么利益的政治活动。在富裕国家中，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也在下降，而在世界任何地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几乎都在日益加重。

贫富差距看似并不足以与其他威胁相提并论，但低估贫富差距的影响也是错误的。我上文提到的每个问题都与贫富差距有关，即便这些威胁不是日益严重的巨大贫富差距导致的，贫富差距也会加剧这些威胁。

如此看来，世界似乎注定要滑入深渊了。不过，为了理智地评估我们的未来前景，仅仅着眼于现在是错误的。首先，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审视过去。

进步的时代

我们——既包括富裕国家的居民，也包括贫穷国家的许多人，现在要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富有得多、健康得多。

对“繁荣”的通常理解是消费能力和物质上的富足，这当然是“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取决于更多的因素。人一旦去世或残疾，物质财富的价值就打了折扣，健康的身体本身就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能够提高收入，因而也能带来物质财富，但教育同样能够让人过上更加充实和幸福的生活。与财富、健康和教育一样，自由也是繁荣的一部分，包括参与公民社会的自由、迁徙自由以及免于歧视、暴力、任意逮捕和关押的自由。今天，这些自由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地为人所享受。

如果我们回到250年前的18世纪下半叶，可以看到几个国家正从过去的贫穷和疾病中开始崛起。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许多孩子活不过5岁。瘟疫和传染病一直威胁着人类。直到工业革命和与之相伴的医疗革命之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健康状况改善才成为了普遍现象。

尽管如此，生活的改善首先只出现在少数几个国家，之后才慢慢扩展至世界其他地方。社会进步带来了新的不平等，使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生活水平领先雅加达和北京越来越多，在北欧，人的预期寿命提高，新生儿死亡率下降，但在亚洲和非洲，一切还是老样子。尽管中国和印度在不断追赶，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贫穷国家居民的预期寿命也有了更显著的提高，但这个“大分流”的影响现在依然存在。今天，美国的人均收入仍然是中国的4倍、印度或尼日利亚的10倍、肯尼亚的近20倍、中非共和国的90多倍（这些数字已根据较贫困国家的低生活成本加以修正）。这些巨大的国际贫富差距都是进步带来的后果：总有一部分人会比另一些人先获益，但这同样威胁着未来的进步。

关于工业革命的原因，历史学家可能永远不会得出一个最终共识，但启蒙运动无疑起到了关键的先导作用，尤其是启蒙运动中关于“有用知识”的概念。有用知识始于对自然的疑问和基础科学的发展，它将科学转化为可以提升生活水平的技术、机器和知识，促使人们去“追求幸福”。新知识并不是从天而降的，社会环境和时代需求会深深影响新知识出现的速度和方向。市场也在起作用。商品的高价格促使人们更节约，而实现节约的方式之一就是发明消耗更少的新方法。英国在工业革命前的高工资可能也是促进生产方式改进的因素之一，而改进生产方式正是工业革命本身的核心所在。

政治和知识自由也促进了繁荣。新发明通常是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产生的。新技术不仅破坏了以前的工作方式，而且毁掉了依靠老方式生活的人们的生计。这种变化势必遭遇激烈的抵抗，尤其在守旧者掌握强大政治力量时，这些抵抗经常获得成功。不过，有时政治环境可以缓和这种抵抗。可持续发展出现在欧洲的一个原因是，欧洲的政治分裂状态能让那些不受欢迎的新观点（或宗教）逃离某个国家的政治管辖范围，并在别处发展起来。而最近的全球化为商品和服务流动以及人口的迁徙，也对中国和印度近年来实现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乌云笼罩的今天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永远依靠这个自1750年传承至今的增长方式，或者说，现在我们周围的乌云预示着我们已经完了，增长的源泉已经枯竭。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过去250年的历史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尽管其中存在一些可怕的中断），就认为这样的进步一定会继续下去。历史上也曾有很多来去匆匆的进步过程。

我认为贫富差距本身并无危害，我的幸福不会只因为其他人过得更好或更坏而发生改变。有时，贫富差距只是“激励”的另一种说法——那些让我们所有人过得更好的创新常常会获得大量财富作为回报，很难想象贫富差距本身为何会对社会造成破坏。贫富差距的危险在于它会推波助澜，助长其他社会问题，正是这一点威胁着我们的未来。

美国的人均经济增长率长期处于将近2%的水平，现在却出现了下滑。类似的下滑也同样出现在其他工业化国家。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而那次危机后，美国的经济还未能完全恢复，而欧洲许多地区则完全没有恢复。大萧条可能是体现市场经济污点的又一段插曲，也可能是更可怕的事情发生的前兆。

尽管人均GDP增长率这个指标存在缺陷，但它仍然是我们评价繁荣程度的首要指标。如果年人均GDP增长率为3%，那么收入将在25年后，即一代人的时间内翻一番。如果是2%，收入翻一番需要35年，1%则需要70年。美国和欧洲的许多中产家庭已经失去了让生活水平超过上一辈人的机会，而且现在还要努力不让生活水平下降。随着经济放缓，政治也变得越来越难搞了。如果蛋糕越做越大，每个人都能分到更多。但如果蛋糕大小是固定的，那只有牺牲他人的利益，才能让自己获益更多。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医疗、社保体系、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上。在经济增长时，这些公共品都可以在不减少任何人所得的前提下恢复和增加，但没有了经济增长，某些人就必须放弃他们已有的一些东西。

经济增长放缓会导致一些小团体的形成，这些团体会以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换取团体内成员的富裕。例如，他们可能会鼓动制定法律或规定，来增加团体成员的收入或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会阻碍创新，进一步削弱经济增长。这些活动就是经济学家口中的“寻租行为”。经济和政治思想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认为，寻租行为将让富裕国家走下坡路。这一观点很容易在今天找到例子，比如美国政府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2015年宣布，由于国会的催促，该机构将不会再为以“评估医保体系的成本与效率”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提供资助。美国国会一直受到医保行业的大力资助，强烈反对奥巴马医改。

如果现有的经济增长成果无法为人共享，就会产生新的问题。那些比较贫困的人群如果能够有所获益，他们还能保持耐心，但如果他们的收入没有增长或是出现下降，他们就不太可能长期保持耐心了。贫富差距会变成政治问题。在理想情况下，这些不满情绪将导致政治变化。但如果政治体制只知道满足富人的需要（美国国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那么就将直接威胁到政治稳定，并最终威胁到民主制度本身。如果主要政党不肯把任何利益分享给利益团体之外的人，那么这些人就可能会寻求政治上的解决方法，甚至可能对自由民主构成威胁。

对于那些贫困的人来说，幸福的丧失不仅是个抽象的问题。在美国，中产阶层所经历不仅是收入的原地踏步，现在，非拉美裔中年白人还面临着健康危机，毒瘾、自杀和酗酒等问题正在让这些人毁掉自己。近年来，美国人的预期寿命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处于收入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人越来越长寿。

问题与希望

搞清楚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对思考未来是非常关键的。尽管有一些导致经济增长缓慢的直接原因都与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关，不过关于这个问题还存在许多争议。在美国，我们在医疗上投入了巨额资金，但大部分投入却是无效或几乎无效的。这些钱来自工资等收入，所以美国公民实际上为医疗支付的费用要比自己想象的多。一些人的收入和权力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这个吸收了美国GDP近五分之一的医疗体系，他们全力维护着这一体系。

金融行业对我们的幸福也做出了关键的贡献，但这个行业同样过于庞大。金融业可以为个人带来极大的回报，超过了其社会回报。我们之中不少最优秀的人才都在金融机构供职，而不是去从事制造业或研究疾病的新疗法。同时，过于庞大的金融行业的不稳定性也带来了金融危机的风险，而金融危机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灾难性的负面影响。

医疗行业和金融行业的巨大体量，使其具备政治力量，进而变得难以控制。这些部门变成了产生贫富差距的地方，可以为某些人带来巨大的回报，同时拖慢了经济增长，破坏创新。

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不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并制止寻租等行为（它既是收入差距出现的原因，也是结果），就不大可能重现经济繁荣。就像在过去，一些国家的君主因为恐惧权利旁落，而禁止进行可能征服世界的航海探险一样，今天，我们同样有扼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风险，而这两者正是未来繁荣的根基。

有一个迹象表明，贫富差距将很难扭转：尽管各国的政策不同，一些国家还出台了激进的福利政策，试图遏制贫富差距增大，但富裕国家的贫富差距仍在普遍增大。有人担心，技术进步、自动化、全球化和工作机会的离岸外包，带来的影响不是像过去那样短时间内让一些人失业，从长远角度看则让这些人（或者说至少他们的孩子）从这些力量带来的繁荣中获益。在他们看来，这些变化导致的进程并不会带来这样的收益，或者只能让外国人或机器所有者获益。在历史上，每当面临类似情况时，总会出现这种担心，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是没有根据的。所以，如果我们相信技术进步是增进经济繁荣、延长人口寿命的根基（我相信这一点），我们在进行干涉时就要非常小心。毫无疑问，在旷日持久的大萧条之后，人们很容易陷入悲观。话虽如此，危机也是真实存在的，而现在的经济学家也要比过去的许多年都更加担忧。

有什么积极因素能抚平所有这些悲观情绪？第一，民主最终会获得胜利，那些目前没有获得充分代表的人会利用民主程序，将更能代表自己意愿的领导人扶上台。这个过程会很艰难，在实施过程中，民主也会遭遇危险，但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

另一个，也是最强有力的希望之光存在于历史之中，正如我开始时所说：人们总会根据自身的需求来改造周围的环境，至少在长期层面上是这样。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并不是有一颗脱离轨道的行星正在逼近地球，要毁灭地球。社会可以改变，也需要改变。我的确认为，如果对现在的寻租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国内和国际间的极度贫富差距继续放任不理，我们很可能会走下坡路。但我仍然保持乐观，因为与18世纪一样，现在追求幸福仍然是人们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