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娜（Lena）和萨希德（Saheed）从未见过面，很可能永远不会见面。莱娜生活在2050年的莱比锡，这是一座历史悠久、宁静的德国城市，居民多为中年专业人士。莱娜51岁，是名药剂师，职业生涯刚刚走完一半，还要二十多年才能退休。她和丈夫只有一名独生女，刚刚大学毕业，已经不再靠他们供养，但他们仍需为年迈的父母操心，老人身体很好，但毕竟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萨希德22岁，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他生活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外围的一个破旧的贫民窟里，父母除他之外还育有3名子女。他和兄弟姐妹操心的是和莱娜截然不同的问题：如何在一个年轻人泛滥的劳动力市场中找到工作，并且获得住房和清洁的水。
莱娜需要担忧的是慢性病，萨希德则需要留意像疟疾这样的疾病。德国正在竭力完善本国的养老金、医保制度和公共设施，使它们适合一个人口越来越少、寿命越来越长的社会。尼日利亚则在努力铺设道路、建设学校和卫生系统，以迎合其膨胀的城市规模。
莱娜和萨希德的生活简直有天壤之别。这两个命运不同的人物虽然是虚构的，却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即将面临的诸多挑战。在未来几十年里，世界人口的分布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迫使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重新思考保护全球民众健康和福祉的方法。今天的决策，将会决定像莱娜和萨希德这样的人拥有的未来是光明还是黯淡的。
巨大的人口惯性
大约一个世纪前，公众只关注全球人口趋势的一个方面——规模。在1968年的畅销书《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中，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昆虫学家保罗·R·埃利希（Paul R. Ehrlich）警告读者，快速增长的人口会超过食物和其他资源所能承受的上限，使数亿人死于饥荒。然而他的恐惧并没有成真。绿色革命很快保障了粮食安全，而且在经济发展、教育普及和计划生育的共同作用下，世界许多地方的出生率都下降了。20世纪60年代，世界年人口增长率达到峰值，到了1970年，这个数字就下降了2％。
然而人口增长好比一列火车——虽然在减速，但巨大惯性仍旧存在。今天的世界人口增长率继续呈下跌之势，但是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全世界仍会增加数十亿人口。联合国估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膨胀至97亿。世界人口在2100年前稳定或开始减少的概率，只有区区23％。
不过，假如我们只关注这样的宏观预测，就会漏掉许多重要细节。从现在起到2050年，人口增长的一半都将发生在9个国家，其中5个在非洲。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出生率持续降低，人均寿命则不断延长。据联合国估计，在未来34年中，全世界60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将增加一倍以上，80岁及以上的人口将是今天的3倍。这些老人中，很多都将生活在欧洲。到2050年，欧洲60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1/3。杰克·A·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是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一名政治学家，也是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主任，他将眼下这场世界秩序的瓦解称为“新的人口炸弹”。
德国和尼日利亚代表了全球动态变化的两个极端：一个是富裕而迅速老龄化的国家，城市在萎缩，政府面临快速膨胀的养老金支出；另一个是年轻的国家，需要容纳更多城市移民和新生儿，而这又会使气候变化和传染病等既有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汉斯·格罗思（Hans Groth）是世界人口与老龄化论坛（World Demographic and Ageing Forum）的主席，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已经不能充当未来的镜鉴。“人类还没有准备好应付或接受这样巨大的变化。”他说。
难以承受的人口负担
到2050年，尼日利亚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据联合国估计，它的人口将会增长一倍多，达到3.985亿。在萨希德的青春岁月，他将眼睁睁看着祖国原本就稀薄的资源更加稀薄。“想想看，”纽约市人口理事会的副主席约翰·邦加茨（John Bongaarts）说，“这个国家里每一件人造的东西的数量都必须翻倍。每一所学校，每一家诊所，每一座桥梁，都是如此。”
2015年，联合国人口司上调了对非洲人口增量的估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是一条好消息。多亏公共卫生的进步，比如降低婴儿和艾滋病人死亡率的措施，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预期寿命已经有所延长。
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地区的出生率并没有如许多人希望的那样变低。整个非洲大陆的出生率（即一个妇女一生产子的平均数）始终保持在4.7，尼日利亚更是达到5.7。理论上说，这个国家最好能有一次“人口过渡”（demographic transition），即出生率下降，使国内有大量处于劳动年龄的成人，又没有许多老人和儿童需要供养。一个国家如果成功实现人口过渡，即出生率和死亡率双双下降，同时教育、就业和经济发展等其他动力增强，这个国家就能获得所谓的“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并迅速发展到更高的层次。然而在尼日利亚和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出生率只是略有下降，然后依然维持在了较高的水平。
人口学家对这个顽固的现象提出了各种解释，有人说是残存的部落文化作怪，有人说是那里的妇女生育年龄较长。纽约古特马赫学会（Guttmacher Institute）的人口学家阿金里诺拉·班科尔（Akinrinola Bankole）指出：“那里的人们仍然相信养儿防老。”他们希望自己老年时能有许多子女照顾。“至于如何教育这些子女，使他们有能力赡养父母，做父母的就不怎么考虑了。”
贫穷、饥饿、传染病肆虐、气候变化，这些都是尼日利亚正在面临的可怕威胁，再加上居高不下的出生率，情况就会雪上加霜。据人口资料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一家创建于1929年的私人非营利组织）统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接近2.4亿人缺乏食物，达到这个地区总人口的1/4，其中有3000万儿童体重过轻。当萨希德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变老时，撒哈拉以南非洲还将新增几亿名嗷嗷待哺的婴儿。非洲绿色革命联盟 （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和一些别的组织正在努力确保未来非洲的食品安全。非洲绿色革命联盟成立于2006年，过去6年多都在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的领导之下。联盟的目标是通过游说政府改变农业政策，帮助小农获得更好的粮食种子、有机肥料和基础设备。撒哈拉以南非洲需要一切能够获得的帮助。联合国人口司的弗朗索瓦·佩列蒂耶（Francois Pelletier）说：“我们帮助赤贫国家消除贫困，对付饥饿和营养不良，扩大教育和医疗系统的服务范围，改善基本服务和公共设施，然而人口的增长又偏偏集中在这些国家，这会使上面的工作很难开展。”
而且在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全国的人口增长并不均衡。眼下该国北部的出生率要远远高过南部，而北部又主要是资源贫乏的地区。于是，越来越多的北方人迁徙到了萨希德和家人生活的拉各斯——这也是全球移民潮的一部分。预计到2050年，由于城市化和人口整体增长，全球城市人口将增加25亿多，其中约九成的增长将发生在亚洲和非洲。
一般来说，城市化是一件好事，能提高人们的受教育程度、降低出生率、稳定经济成长。规划良好的城市能够减少土地浪费，提高能源效率。亨里克·于达尔（Henrik Urdal）是一名政治学家，在挪威的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从事研究工作，他和同事发现，城市化甚至能降低冲突的风险。
但在尼日利亚等国，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已经不如早前那样势头强劲，这意味着到2050年，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都将集中在准备不足的城市，这些城市无法提供完善的医疗、卫生和其他服务。而这又会增加萨希德患传染病的几率，这些疾病将在人口密集、充斥大量移民的地区传播。比如研究人员相信，城市化是艾滋病在非洲早期传播的主要原因。到2050年，拉格斯的贫民窟还将成为肺结核和疟疾的“温床”。
当尼日利亚的经济节节攀升，更多的民众购买汽车并消费电力，空气污染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健康威胁。亚洲特大城市在过去几十年的爆炸式扩张，为我们预测非洲的将来提供了“蓝图”。世界疾病、伤害和风险指数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s, Injuries, and Risk Factors Study）的最近数据指出，空气污染造成了全球很多人死亡。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尼日利亚努力降低了出生率，消除了由于人口膨胀产生的诸多症结，结果同样会产生一个不幸的副作用——出生率下降，十几岁的少年和二十多岁的青年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会增加。邦加茨指出，如果经济不景气，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许多年轻男性就会失业或者不能充分就业，这些人心情不好，又易受鼓动，可能会成为导致社会动荡和犯罪率升高的‘有生力量’。”政治学家认为，这样的“年轻人暴胀”（youth bulges）正是北非和中东暴发“阿拉伯之春”的原因之一。
要在将来取得成功，尼日利亚等国就必须在发展教育之余促进青年就业，并推行计划生育——这是一项艰巨的事业，但并非不可完成。40年前，没有人能想到，今天的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的出生率会下降得如此迅速。如果萨希德能找到一份工作并结婚，他也许会选择比父母辈少要几个孩子，以使每一个都上得起学。当越来越多的男性，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时，尼日利亚就有可能将人口负担转化成优势，并获得人口红利。这种人口转变模式，曾经在其他国家的经济提升中起到关键作用，包括巴西、中国和韩国。
一座萎缩的城市
与尼日利亚不同，在德国，另一种形式的转变正在发生。莱娜出生于1999年，当时的德国经济发达，是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劳动力也很充足。但是到2050年，德国的人口预计会从8070万下降到不足7450万。那时，德国40%的人口将达到或超过60岁，而15至59岁的人口，也就是劳动力大军中的主力，将只占总人口的48％，比今天减少19％。今天德国部分地区的情况，已经预示了这个国家的将来。去年，德国西北部奥滕施泰因镇（Ottenstein）年过七旬的镇长宣布，将把土地赠送给拥有年幼孩子的夫妇，目的是使镇里的学校能够继续经营下去。
德国的境遇其实是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个缩影。联合国估计，到2050年，包括日本和乌克兰在内的11个国家，人口将会减少15％或更多。德国及其周边国家出生率的下降，已经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到2050年，政策制定者担忧的问题将是，年轻劳动者和纳税人短缺造成的持续经济增速放缓。
我们很容易想到用移民来填补劳动力缺口。联合国预测，从2015至2050年，德国将成为全世界接收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最近，数十万孤注一掷的叙利亚家庭背着家当进入欧洲，将这个问题摆到了聚光灯下。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持续增长，尤其是如果萨希德这样的青年男子无法在本国找到工作，这股移民的浪潮就会继续扩张，将德国和尼日利亚的未来联系在一起。有评论者认为，这股浪潮将有助于平衡德国老龄化的人口，然而戈德斯通却指出：“要抵消德国、荷兰和其他低生育率国家年轻人口的减少，至少需要数以千万计的移民。”而要减轻撒哈拉以南非洲快速增长的人口压力，也需要这样数量级的人口迁出。
也就是说，即便有适量的移民输入，莱比锡的人口仍将呈下降之势。在这个过程中，莱比锡将竭力保证公用设施和其他服务，在使用者减少的情况下顺畅运行，这也许要靠提高公用事业费来实现——而这笔费用只能由莱娜这样的劳动者来承担。一座“萎缩”的城市也将是一座昂贵的城市。
另外，医疗进步导致的寿命提高，也增加了德国医疗系统的负担。比如莱娜的父母都属于“最高龄”群体，已经达到了80岁或更老，估计到2050年，这个群体的人数会占到德国总人口的14％。和之前的世代相比，他们不太可能因为癌症或心肌梗塞而死亡，但他们更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除非研究人员能找到治疗方法，否则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阿尔茨海默病将变得越来越常见。慕尼黑衰老经济研究中心（Munich Center for the Economics of Aging）主任阿克塞尔·伯尔施祖藩（Axel Börsch-Supan）指出：“从前的人活不到得阿尔茨海默病的年龄，现在就不同了。”伯尔施祖藩也是欧洲健康、衰老和退休调查项目（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的首席研究员。
从经济上说，老龄化对西欧有利有弊。造成老龄化的原因，除了出生率降低，还有平均寿命增长以及个人健康水平的显著提高。也就是说，西欧人不仅活得更长，而且活得更健康，所以他们的工作年数也比以前大大增加。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德国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提高了近5年，已经超过了80岁。伯尔施祖藩表示，欧洲人的各种健康指标都呈上升趋势：“人的寿命呈线性增加，没有放缓的迹象。”（他还指出，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对衰老率放缓的过分关注，掩盖了一个令人失望的事实：在美国的有些群体中，预期寿命其实是在下降的。）
在欧洲，有人主张重新定义衰老的概念。谢尔盖·舍博夫（Sergei Scherbov）是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的一位人口学家，他主张，以人出生时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参照，生命中的最后15年才可以称为“衰老”。他认为，与联合国将60岁及以上称为衰老的定义相比，新定义更能体现人的能力和健康水平。“上世纪50年代，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中年龄最大的是39岁，而两年前，一位80岁的日本男人登上了峰顶。”
实际上，欧洲许多国家正在调整养老金体系。德国的退休年龄现在是65岁5个月，以后将逐步提高，到2029年达到67岁。不过，如果要大量供养莱娜父母这样的八旬老人，整个国家的退休年龄就必须和预期寿命挂钩，目前挪威和瑞典就是如此。而这项改革很可能受到民众的反对。“欧洲的问题在于，大家都想早点退休，” 伯尔施祖藩说，“但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熄灭人口“炸弹”
萨希德和莱娜未来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现在的作为。人口学家认为，只要妥善规划，无论尼日利亚还是德国都能应付即将到来的人口变化。戈德斯通指出，人口就像重力，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客观存在，并采取相应行动。只要设计得当，就能克服重力把飞机送上天，但前提是飞机的设计必须合理，飞行员也要专业。同样，无论人口增加还是减少，国家都可以实现政局稳定、经济增长，前提是必须把钱花在刀刃上。发展经济，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同时制定规划保障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从某个角度看，尼日利亚和德国这两个国家，正好处于全球人口分布图谱的两个极端。两极之间，还有几十个其他国家，这些国家所承担的国际角色，会随着该国人口分布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人口总数和整体年龄都在不断上升的美国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们相信只要积极行动，改革医疗、城市设施、教育、食品和养老保险制度，这张人口分布图上的每个国家，都能在未来的世代中过上更好的生活。
要维持全球稳定，正在崛起且人口众多的国家必须参与进来，比如巴西、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等。这就需要七国集团（G7）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这样的全球领导集团进行改组，一方面更好地体现世界格局的变化，另一方面，保障更多资金流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公共安全、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只顾及那些主要发达国家。只要创造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并积极果断地行动起来，人类就有可能拆除这枚新的“人口炸弹”。
我们能既养活全球人口，又不毁灭地球吗？
能。不过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减少粮食浪费，减少生活垃圾和肉类消费；说服政府推广优良农作物种植；向消费者介绍农民面对的难题，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如此；增加农业研发投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促进可持续农业。”
我们能避免
“第六次大灭绝”吗？
如果我们行动迅速，就可能延缓灭绝，甚至有机会中止灭绝。物种灭绝的最大原因是栖息地丧失。这就是我为什么想建设一个全球保护区的原因。我认为，它必须占到地球上陆地面积和海洋面积的一半，在《半个地球》（Half-Earth）一书中，我介绍了具体的做法。除了要有这样的雄心（还有物种精度远超当前的生态系统科学），我们还必须发现并描述地球上现存的大约1000万个物种。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只发现和命名了其中的200万种。总的来说，使环境科学涵盖整个生物界，应该是——我相信也将会是——本世纪的一个重要科学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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