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这是和魔鬼的交易，这种交易也确实让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编辑们感到局促不安。

交易内容：NPR和其他几家媒体将获准参加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的通报会、比别人提早一天知道FDA将要发布的公告。但这个独家新闻的条件是，NPR必须放弃独立采访权，记者能采访谁、不能采访谁，都要由FDA说了算。

封闭式禁发令

“对不能随意采访这一点，我的编辑不太高兴。”NPR记者罗布·斯坦因（Rob Stein）在邮件中这样回复了提出交易的政府官员。他希望FDA能网开一面，允许他做一些独立采访，但对方断然拒绝了――交易不能改，要么接受，要么别来。

最后NPR接受了交易。斯坦因写道，“我会去参加通报会。”

这一幕发生在2014年4月。当天晚些时候，斯坦因来到一座大楼，同行的还有十几家顶尖媒体的记者，包括CBS、NBC、CNN、《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每个人都同意不使用任何政府没有批准的信源后，才在政府的许可下开始发问。

“我认为用禁发令来控制新闻素材是危险的，因为这限制了记者的活动，而记者的任务就是对事件做全面报道。”《纽约时报》的前任公共编辑玛格丽特·苏利文（Margaret Sullivan）表示，“让一个采访对象来告诉记者谁能采访、谁不能采访，这实在是很不合适的。”埃文·奥朗斯基（Evan Oransky）是纽约大学新闻研究所一位杰出的驻校作家，也是博客网站“禁令观察”（Embargo Watch）的创始人，他和苏利文的观点一致。“我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错误，”他说。

FDA提出的这种交易称为“封闭式禁发令”（close-hold embargo），眼下已经成为了科学组织和政府机构的一件重要工具，被越来越多地用来控制科学媒体的行为――至少表面看来是这么回事。个中细节我们还无法断定，因为这类交易几乎总在幕后完成。我们之所以能获悉FDA的这类交易，完全是因为《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在相关报道中出其不意地插了一句。要不是因为这句泄密的话，除了政府官员和他们信任的少数记者之外，根本不会有人知道报道FDA相关新闻的记者已经放弃了独立采访权。

根据《信息自由法案》申请到的相关文件，在我们眼前呈现一幅令人不安的画卷，它们表明美国政府在运用许多手段左右科学媒体。比如FDA向公众保证透明运作，但我们手头的文件却显示，它在私下里拒绝了许多记者的采访要求，其中包括福克斯新闻这样的主流媒体。它甚至会故意放出真假参半的消息，破坏记者的正常报道。与此同时，FDA也培植了一小撮听话的记者，威胁他们和自己步调一致。它还定下规矩，完全掌控了记者能够采访和不能采访的人选，直到新闻披露后才放开控制。它对记者协会和媒体伦理学家的抗议充耳不闻，也违背了自己当初定下的政策。

通过封闭式禁发令和其他手段，FDA和其他科学信源将记者们攥在了手里，而按理说，它们原本应该受到这些记者的监督才对。缉毒犬变成了哈巴狗。科学记者兼乔治梅森大学的系主任文森特·基尔南（Vincent Kiernan）说道：“记者居然把监督权出让给科研体制，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也有点费解，因为记者一般是不喜欢出让权力的。”

记者之所以受到操控，源头要追溯到几十年前形成的一个惯例：新闻禁发令（embargo）。这种禁令是记者和采访对象、也就是信源之间的一种暗中交易。信源向记者披露消息，条件是记者必须等到某个约定的日期和时间之后才能发表。

说来出人意料：有大量科学和健康报道，其实都是新闻禁发令的成果。多数主流科学期刊都会预先向记者放出它们即将刊载的论文，并提供作者的联络信息，条件就是记者同意不在禁发令到期之前发表报道。正是这些禁发令确立了每个礼拜的科学报道节奏：每周一下午，你可能会看到几家媒体几乎同时刊发有关《美国科学院院刊》的报道；到了周二，关于《美国医学会杂志》的报道又扎堆出现；关于《自然》杂志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报道在周三刊出；《科学》杂志则在周四登场。除了科学期刊，其他机构也采用了类似的禁发令体系，比如美国一些联邦机构，尤其是科学和健康记者经常采访的那几家。关于美国国家实验室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新闻之所以常在同一时间发表，原因就是这类禁发令的限制。

科学记者最早接受禁发令是在20世纪20年代，这部分是因为禁发令解除了他们的心理负担：当所有同行都承诺在同一时间发表报道，你就不必担心会被别人抢去头条，并且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在研究和写作上了。基尔南指出：“新闻禁发令其实是在记者的要求下产生的，当初他们可是颇费了一些力气才说服了科学家。”他正在创作一本新书 《禁令下的科学》（Embargoed Science），专门探讨科学禁发令的问题。之后没过多久，科研机构就认识到它们可以利用禁发令来控制媒体发布报道的时间，有时还能左右报道的性质。于是一个体制渐渐形成，科学机构对媒体的影响也越来越强大。基尔南说：“他们在这个关系中占了上风，记者再也没能把权力夺回来。” 

新闻禁发令已经成为了科学报道中的一座坚固堡垒，记者们已经很少抱怨、甚至很少想到它的黑暗面了；至少在感到自己受了怠慢之前，他们是不会去想的。今年一月，加州理工学院出了一件大新闻：有几名研究者发现了一颗新的巨行星（即“第九行星”）存在的证据，它的位置是太阳系的外围。学院的新闻办公室决定允许12名记者率先采访几位科学家，了解他们的研究，其中就包括本刊记者迈克尔·勒莫尼克（Michael Lemonick）。消息传出之后，其他媒体的科学记者一时间手忙脚乱。BBC记者帕拉博·高希（Pallab Ghosh）说道：“除了那选中的12个人，其他急着赶稿的记者一概不能和几位科学家对话，他们既听不到独立的观点，也来不及消化那些发表出来的论文。”高希给世界科学记者联盟写了一封公开信，抱怨加州理工学院对某些媒体有“不恰当的”偏袒。

在被问到为什么只对一小撮记者发布消息时，加州理工学院的宣传主任法娜兹·哈德姆（Farnaz Khadem）表示，学院向记者发布新闻的方式和时间一向是“公正透明”的。然而对第九行星事件、新闻禁发令和新闻策略之类的问题，她却都避而不谈，也不允许外界访问学院内任何一个能够谈论这些问题的人。于是我们依然不知道为什么加州理工学院只向一小群记者披露了消息。不过，像高希这样的记者被排除在外，原因却并不难猜。“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优秀或者不讨人喜欢。”基尔南说道，“加州理工学院对新闻控制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们要保证由最精英的记者来报道这个发现，而且只能以某种方式报道，这样就能塑造其他记者的报道口径了。这很明显是在控制媒体。”

加州理工学院并不是唯一一家只向少数记者通报，左右新闻的机构。（我在撰写本文时还收到了美国空军新闻办公室的一份通知，邀我去观看一段视频的内部点映，他们说这段视频只向“少数数字媒体开放。）多年以来，FDA已经培植了一小撮记者，每次有新闻事件发生，他们都能提前知晓信息，而其他人却都蒙在鼓里。但是2011年1月在新闻界掀起一场小小风波的却不是这种偏袒游戏，而是封闭式禁发令的问世。

和普通禁发令一样，封闭式禁发令也允许某些记者优先获得消息，条件是他们不能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之前发表。在2011年1月的事件中，封闭式禁发令围绕的是一组关于医疗器械的法规，这一次FDA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明确禁止记者征求外界评论。也就是说，在禁发令到期之前，记者想要装出独立报道的样子都不可能了。

这条禁令一出，就连那些和FDA打了几年交道的记者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一位记者向FDA的新闻办公室询问是否真的禁止记者和外部信源交流，FDA官员卡伦·赖利（Karen Riley）的回答消除了一切疑问。“这一点无需多做解释，你不能在下午一点禁发令解除之前征求任何人的评论。”她在电邮中写道。

“实际上，这真的需要多解释解释，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新闻禁发令。”奥朗斯基在他的博客“禁令观察”中写道。他还指出，如果不能联络独立信源，“记者就变成了速记员。”基尔南也表达了类似的观感：“你不能求证消息，也不能请外人评论。你只能把消息告诉我指定的这一群人，不能在别处透露。这个条件等于捆住了记者撰写报道的手，使他们仅仅成为了一名速记员。”

这条封闭式禁发令受到了医疗卫生记者协会（AHCJ，我是成员之一）的公开反对，协会指出，它会“严重阻碍优秀的新闻报道的产出，使记者无法再写出品质出众的稿件，而是只能替FDA向外界传声，报道中没有分析，也没有外部评论。”反对声中，FDA很快退缩了。在和AHCJ的几位领导者会谈之后，时任FDA代理外事副专员的梅根·斯科特（Meghan Scott）回复邮件说：“在你询问之前，FDA并没有实施正式的新闻禁发政策。”她还说FDA正在制定新的政策，“以便更好地服务媒体和公众。”

记者的妥协

2011年6月，FDA在网上公布了新的媒体政策，正式取消了封闭式禁发令：“在禁发令解除之前，记者可以将禁发令中FDA提供的材料向非记者或第三方人士透露，以征求他们的发言或意见，前提是记者必须让第三方承诺遵守禁发令。”意思是说，记者的尽职调查总是允许的，至少FDA是允许的。

看到这则声明，各位医疗和科学记者都松了一口气。AHCJ对FDA的改正表示感谢，奥朗斯基也在禁令观察上赞赏了FDA的妥协。“FDA做得很对，它在我们禁令观察的光荣榜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值得表扬。”FDA澄清了误解，并强调自身“在和新闻媒体及公众的交流中坚持一种开放的文化。”

但事实上，封闭式禁发令已经成为了FDA媒体策略的一部分，不管有没有具体的政策，这一点都已经不会改变了。

我们很难知道采访对象在什么时候采取了封闭式禁发令，因为它的性质决定了交易双方都会保密，无论是得到特殊采访权的记者，还是制定交易的科学机构。只有当某个记者主动披露时，公众才会了解它的存在。

2011年之后，偶尔还是会有记者披露科学家和科研组织下达封闭式禁发令的情况。比如2012年，生物学家吉勒－埃里克·塞拉利尼（Gilles-Eric Séralini）和同事发表了一篇可疑的论文（后来收回，再后来重新发表），号称在转基因食品和大鼠的癌症之间找到了关联。他们向几位记者提前透露了论文内容，但同时也附以封闭式禁发令，目的很可能是阻止记者发现文中的漏洞。科学记者卡尔·齐默（Carl Zimmer）说，这是在用“一种无礼而腐败的态度报道科学”。2014年，美国化学安全与危害调查委员会（CSB）在封闭式禁发令中，向几位记者发布了一份报告。在受到质疑后，委员会的常务董事丹尼尔·霍罗威茨（Daniel Horowitz）向奥朗斯基的禁令观察做了解释，说禁令的目的是“确保一个更加有序的报道流程。”他接着表示，委员会“将在未来的报告中完全取消这一政策。”然而私下里，CSB的一位公共事务专员却在电邮中写道：“老实说，我倒真希望我们在外面能多有几个速记员。政府机构控制消息流向的做法已经是一个痼疾。但是反过来看，现在的媒体习惯怀疑，喜欢拉帮结派，机构组织内部也相互斗争，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即使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也很难传达出去。”

2014年，哈佛-史密森尼天体物理中心（CfA）在一份封闭式禁发令中，向12名记者宣布，中心的研究者已经发现了来自早期宇宙的微弱引力波信号。CfA的媒体关系主任克里斯蒂安·普利亚姆（Christian Pulliam）向这些记者表示：“各位只能采访那些已经读过这些论文的科学家，我们不想让论文内容提前泄露出去。”不巧的是，CfA批准记者采访的都是理论家，不是实验工作者。而实际上，只有实验学家才有可能看出这项研究中的致命缺陷。（这支团队观察到的是宇宙尘埃的分布，而非引力波本身。）“现在回想，感觉自己当时像个傻瓜。”入选12名记者之一的勒莫尼克说道，他当时是为《时代周刊》做报道，还不是《科学美国人》的记者。

FDA也暗中举行了几场附带封闭式禁发令的通报会，尽管它已经在公开的媒体政策中取消了这类禁令。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人愿意出面澄清，我们也无从知道FDA为什么要出尔反尔了。不过2014年1月的一份文件倒是描述了FDA为一个公共健康广告项目吸引媒体报道的策略。文件显示，FDA计划召开一个“只邀请一小群顶尖记者参与的媒体通报会，这些记者将对这个项目的媒体报道和公众意见产生巨大影响。要告知与会媒体，这个项目受到严格的封闭式禁发令约束，他们不得邀请FDA之外的人员对项目发表评论。”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文件道出了部分原因：“我们保证媒体可以报道这个项目，但我们也要保证媒体的报道都是高质量的。这次通报会将给我们一次塑造新闻报道的机会，我们会在启动项目之前安排几家主要媒体的记者做禁发访问，使他们有机会在项目启动前准备好更加深入的报道。”

受邀参加通报会的有10位记者，分别来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美联社、路透社、ABC、NBC、CNN和NPR。2月4日，也就是通报会后的一天，有9家媒体报道了这个广告项目――除了《纽约时报》。引人注意的是，这些报道中都没有独立评论的影子。只有在稍后的直播节目中提到这项计划的NPR，以及在午间新闻中追踪此事的CNN，才尽量从FDA之外的人士那里得到了一些意见。CBS引用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的一句话，但是没有注明场合，大概是希望读者不要看出这句话是两个月前说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名记者去访问任何一个可能对这个广告项目提出批评的人。

这件事的结果就是一系列完全符合FDA宣传口径的报道，全没有人提出这个广告项目会不会像FDA的其他计划一样无果而终。也没有一家媒体提到这个封闭式禁发令。从FDA的角度来看，任务已经是圆满完成了。

两个月后，FDA又面临了一个艰难得多的任务：它将要公布一组关于电子香烟的法规。这组法规在社会上有很大争议，要防止消息提前走漏几乎是不可能的。2014年4月，就在新规即将公布的前几天，外面已经谣言满天飞了。全国的记者都嗅到了气息，他们纷纷向FDA的新闻办公室发去邮件，询问这组电子香烟法规的情况。FDA的宣传人员只得动用手头的一切力量来控制消息的流向。

缄口不言

4月18日，周五，时任美国《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记者的克拉拉·里特格（Clara Ritger）给FDA写了电邮：“我听到了许多谣言，说FDA会在下周一公布一组电子香烟法规。我想知道这是否属实？如果消息并不确切，请问贵局有没有时间表？”时任FDA新闻官员的斯蒂芬妮·姚（Stephanie Yao）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相关的法规正在起草和审查的过程之中，按照规定，FDA不会在审查期间向外界透露法规草案的情况。”

这场刺探和反刺探的较量并没有就此结束。里特格继续追问：“谢谢您的回复。我了解法规仍在起草和审查的过程中，可否请您告知这些法规会何时公布，好让我能提前准备报道？”

到周一，FDA的另一名新闻官员珍妮·哈利斯基（Jenny Haliski）回复了邮件：“您是否已经订阅FDA的新闻声明？法规草案会在《联邦公报》中刊出。”

“谢谢回复！我已订阅。”里特格写道，“还有一个问题：法规会何时公布？这个消息不会见报，只是方便我提前准备。”

就算说了“不会见报”，对方也依然不肯松口。“FDA无法估计法规的公布时间。”哈利斯基再次回复。

这个回复措辞谨慎，但不完全是真话，因为FDA根本不必估计，哈利斯基和新闻办公室的其他官员不仅知道法规将于4月24日周四公布，还知道前一天的周三会举行一个附带封闭式禁发令的通报会。只是里特格和《国家期刊》没有获邀而已。

邀请名单在几天前就拟好了，和往常一样，能够参加的仅限于FDA信任的记者：除了二月份参加广告项目通报会的几家媒体之外，还有几家新的媒体也受到了邀请，它们是《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洛杉矶时报》、彭博新闻社、政治新闻集团（Politico）和《国会季刊》。FDA一边和它选中的记者讨论通报会和禁发令事宜，一边误导像里特格这样处于小圈子之外的记者。这一次就连福克斯新闻都没有获准参加。

在FDA新闻办公室内部，也有人质疑为何单单要把福克斯新闻排除在外。比如时任FDA新闻官员的拉克尔·奥尔蒂斯（Raquel Ortiz）就曾提醒哈利斯基：“对了，我们注意到福克斯新闻还没有列入被邀请名单。”

哈利斯基答道：“福克斯的记者没有就这个问题采访过我。受到通报会邀请的记者都必须在以前报道过烟草管控事务。”

奥尔蒂斯听出了这不是一个诚实的回答，她继续追问：“他们肯定报道过FDA和CTP（烟草产品中心）的新闻，有同事接待过他们。”

但哈利斯基还是坚持己见，举出的理由却相当无力：“我们在福克斯没有好的联络人。”其实只要肯花功夫，找到个把联络人并非难事。结果是联络人主动找到了他们。第二天一早，在通报会开始之前的好几个小时，福克斯新闻的高级国内通讯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曾被视作名记丹·拉瑟的继承人）联系了哈利斯基，要求与会。他在电邮中写道：“我知道FDA可能在下周前后公布关于电子香烟的法规。我希望能在那之前准备好报道（任何禁发令都没问题）。你看能办得到吗？”

哈利斯基回复：“你好，约翰，你订阅FDA的新闻发布了吗？”

很明显，这个委婉的答复代表不同意。

“这个回复使我相当不安，因为我以前曾在《CBS晚间新闻》做过两年医学通讯员，我和FDA、和那里的工作人员关系都很好。”罗布特说道。直到后来看见其他通讯员的报道，他才意识到自己被排除在了外面：“那些人说，FDA之所以不请福克斯，是因为‘从前和福克斯有一些过节’。”  

4月23日，周三，午时稍过，通报会如期召开。与会记者都明白FDA宣布的条件：“我们之前已经商定过禁发令，规定各位不得征求第三方对本次声明发表评论。这是我们会向各位预先披露信息的前提。”然而在当天下午2点30分，这条禁令的效果已经打了折扣。FDA的官员们听到风声，说某个记者企图向一位国会议员征求关于这组新规的意见。虽然还无法确定这是否违反了禁发令（记者对议员的采访安排在禁发令到期之后，也没有提前泄漏任何关键信息），但这毕竟是钻了空子，FDA气坏了。不出一个小时，FDA的杰斐逊（Jefferson）就向禁令约束下的记者们发出了一封怒气冲冲的电邮。

她这样写道：“我们注意到已经有人违反了禁发令⋯⋯关于这次声明，各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接触第三方，这一点我们当初就已约定，现在依然有效。这是每一位与会者都同意了的。如果各位不愿受此约束，我们也将不再考虑为媒体举办附带禁令的通报会⋯⋯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非常严肃，如果有任何个人违反禁令，我们都会把他/她排除在未来的通报会之外。”只要违反禁令，甚至只要违反了它的精神，你就会被赶出这个小圈子。

记者们纷纷回复电邮撇清关系。时任美联社记者的迈克尔·菲尔德鲍姆（Michael Felderbaum）这样写道：“我多年来一直报道CTP/FDA相关新闻，向来依照规章办事，此次有同行不尊重贵局要求，擅自联络第三方，这令我非常沮丧。我本人一向主张，贵局和我这样能够清晰理解、如实报道的记者紧密合作，并疏远那些任性而为的同行。”

不过，虽然有禁令遭到违反的担忧，FDA的秘密还是保住了。当禁发令到期，最早的一批报道发到网上时，FDA在其中完全挑不出毛病：禁发令又一次左右了报道。以菲尔德鲍姆的那篇为例，其中只引用了当时的FDA局长玛格丽特·汉堡（Margaret Hamburg）和CTP主任米奇·泽勒（Mitch Zeller）的说法，完全没有出现第三方意见。即便他后来为报道添加了一些内容，引用了几句外部评论，其中也没有提到新规中包含的争议――烟草从业者普遍对联邦政府加强管制感到不满，而反烟草分子也不高兴，他们认为新规力度太弱，执行起来也太费时间。这些报道中同样没有提到的是（至少菲尔德鲍姆的报道中没有提到），FDA几年前就曾计划管控电子香烟，但是被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激烈驳回。（菲尔德鲍姆现已辞去记者工作，成为了FDA的新闻官员，有人问到他在美联社的工作经历，他说：“我现在还不太想讨论这个问题。”）

虽有禁令束缚，还是有几家媒体在报道中稍微动了点手脚，比如NPR就在禁令到期后追加了几篇报道。（NPR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同意FDA的条件并不违反新闻伦理，而且“绝不影响在报道中收录其他的意见和想法。”）即便如此，这些报道依然没有偏离FDA想要传达的关键信息。FDA对它们大致是满意的，只除了一件小事。

所有与会的媒体中，只有《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提及了封闭式禁发令：“FDA官员在周三就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新法规的概要，同时要求记者在周四正式发布之前，不得向工业界或公共健康团体透露法规的内容。”这篇报道的作者萨布里纳·塔弗尼斯（Sabrina Tavernise）后来告诉时任 《纽约时报》公共编辑的苏利文：“我觉得这件事要跟读者交待清楚：这类报道一般都有外界评论，但是我的这篇没有。”

FDA对有人打破了缄默感到不快。杰斐逊在一封电邮中斥责了塔弗尼斯：“有句话我不得不说：虽然我一向对新闻报道不发表看法，但是看到你在报道中的语气，还有你对禁发令的尖刻批评，我却感到有些意外。我仔细阅读过其他媒体的报道，他们都不认为有必要像你这样透露内情。我知道不该这样计较，只是觉得我们的关系不该这样糟糕⋯⋯我绝不要求你在报道中一味称赞，因为我也知道我们的政策是复杂而有争议的，但你的报道至少应该多一点中立、少一点偏激。总之我很失望。不多说了，我还要去应付一个气呼呼的福克斯新闻记者。”

塔弗尼斯收到电邮后立刻道歉：“哎呀，披露禁发令的事真对不起。编辑问我为什么没有外界评语，我这才奉命加了这么一句解释。”塔弗尼斯谢绝对这篇报道再做评论，经手报道的《纽约时报》编辑西莉亚·达格（Celia Dugger）在电邮中表示：“将禁发令写入报道是萨布里纳和我讨论之后的决定，我们认为最好把这个条件一并写出来。”

封闭式禁发令的外泄不仅使FDA感到不快，也使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媒体感到困惑和愤怒。“这件事真是奇怪，”福克斯新闻的罗伯茨说道，“一家政府机构居然在公共政策的问题上挑选自己的谈话对象。我和FDA本来有长期合作关系，这次他们换了领导层，这关系居然一点派不上用场了。”

奥朗斯基再次在禁令观察上批评了FDA将记者“变成速记员”的企图。苏利文也向杰斐逊提了几个针对性问题，按她的说法，杰斐逊坚称FDA的目的“不是操纵媒体，而是让记者提前接触一个复杂的新闻事件。”杰斐逊还捎带提到，当初塔弗尼斯并不反对这份封闭式禁发令中的条款。批评造成的影响是短暂的，抱怨也没有起到多少效果。苏利文说，她“希望《纽约时报》每次遇到这样的限制都能强烈反击，必要时可以拒绝报道。”然而实际上，并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人做出了任何有力的反击。

眼下，这个由圈内人和圈外人构成的两级系统依然存在，并且维护着封闭式禁发政策。《科学美国人》和法新社等主流媒体都已致信FDA，投诉自己被排除在圈外的遭遇，但至今未从FDA处获得任何满意的答复。

电子香烟事件发生几个月后，FDA又对圈内媒体发布了一则关于食品标签的消息， 《时代周刊》向FDA投诉，说它只给少数几家媒体打了电话。打完这个电话之后的一天，时任FDA新闻官员的詹妮佛·科比特·杜伦（Jennifer Corbett Dooren）这样写道：“《时代周刊》确实没有入选⋯⋯（老实说，我根本没有考虑他们），但我们对他们的询问都一一做了答复。”

继续封闭？

在FDA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猜测他们是否仍在使用封闭式禁发令，如果仍在使用，频率又是多少。可惜FDA不愿回答任何相关的问题。眼下我正对FDA提起诉讼、要求其公开关于禁发令的文件，FDA的新闻办公室因此发布了一则声明，但其中还是没有回答任何特定问题，只说他们的新闻禁令“使记者有更多时间对复杂事件做确切而有根据的报道。”并且禁发令的使用合乎相关的政府方针，是最好的做法云云。新闻办公室还将所有问题转发给了FDA的首席顾问办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Counsel），但后者同样未做答复。

自从《纽约时报》披露禁令之后，负责FDA报道的记者没有一个在公开场合提及自己受过类似约束。《科学美国人》积极联系了好几位很可能接受过FDA封闭式禁发令的记者，包括美联社的菲尔德鲍姆、《时代周刊》的塔弗尼斯、NPR的斯坦因，以及路透社、《今日美国》和《洛杉矶时报》的几位记者，但他们谁都不能提供任何线索。其中的一些明确拒绝和《科学美国人》谈论这个话题，还有一些没有回复询问，有两位表示不记得同意过封闭式禁发令。普利策奖得主、《华盛顿时报》记者汤姆·伯顿（Tom Burton）是唯一愿意答复的人，他说：“我一点都不记得有这回事了，即便听你这么说过之后，我还是想不起来。”他说据他所知，这样的禁令是很少见的。

无论多么少见，都有白纸黑字的证据表明禁发令已经实施了多次。自2011年起，它的每一次实施都是对FDA官方媒体政策的违背，因为在那一年，FDA已经明确禁止了封闭式禁发令。这条政策目前依然有效，就像它在最近的一条封闭式禁发令之前有效一样。但是有圈内人称，FDA的非官方政策也同样是有效的。看来它对媒体的偏好、它的封闭式禁发令都将继续下去。FDA已经从中尝到了太多甜头，不愿意放弃了。

虽然封闭式禁发令的实施情况很难衡量，但是奥朗斯基、基尔南和其他禁令观察者都认为，这类禁令（以及其他用来收紧媒体的禁令变种）的使用现在越来越频繁了。不光科学报道，其他新闻领域里也出现了它们的影子，比如商业新闻。“从政府到企业，正有越来越多的信源想要控制新闻，而禁发令就是他们的手段之一。”《纽约时报》的苏利文说道，“我认为这是一股应该抵制的风气。”

虽然政府和其他机构用这类手段控制新闻的做法应该批评，但主要的责任还在记者自身。即使是一条封闭式禁发令，如果没有记者本人的首肯也不可能产生约束力。记者大可以等到禁令到期之后再采访外部信源，代价是稍晚一些才能刊登报道。

奥朗斯基建议：“我们这些做记者的需要扪心自问，想想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必须在禁发令规定的时间内发表文章，而不是等到有了完整的报道之后再发表？”可叹的是，就像基尔南所说的那样，新闻界并没有改变现状的动作。“据我知道，整个新闻界并没有退后一步，在5000英尺开外的远处审视这个体制，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工作正是受到了这个禁令体制的控制和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