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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麟

科学世界：请您介绍一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背景。

张厚英：20世纪70年代，张文裕先生和谢家麟先生等很多位科学家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建议搞一台高能加速器，开展高能物理研究。1975年3月，周总理在病床上做了批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这给当时的高能物理所科技人员以极大的鼓舞。

搞什么样的加速器呢？最早我们认为应该搞一个打静止靶的质子加速器。1977年，中央批准了“753”工程，后来又叫“八七”工程，能量指标是50GeV，这是个大高能的概念，是在相信经费不成问题的情况下提出的。但实际上，当时我们国民经济差得很远。后来，中央又决定先建一台将来做注入器的小加速器，叫“增强器”（Booster），能量为5GeV，但即使这样，钱也差得很远。

经国内外专家反复酝酿、争论，到1983年12月，中央批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批的能区是在2.2GeV，这就是“8312”工程。加速器的建设可以说是今天提一个方案上不了，明天提一个方案上不了，我们叫“七上八下”，现在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算是八上了。

科学世界：一种是质子加速器，一种是现在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为什么后来还是选择了正负电子对撞机？

张厚英：建造质子加速器的初衷是证明中国有这个实力来建造一台加速器。钱不够，后来干脆就做5GeV的吧，5GeV又有不同看法。最后，谢先生到美国去考察，包括李政道在内的很多科学家的意见是要建设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

他们特别提出在2.2～2.8GeV这个能区范围里有物理窗口，有大量的物理现象可能出现，τ轻子、粲粒子在这个能区范围内都有一些，特别是美国著名的加速器专家潘诺夫斯基教授极力主张。当时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后来的斯坦福直线加速中心（SLAC）所长里克特教授也主张在3～5GeV能区范围内有很多的物理工作，李政道也这样认为。我们要建一个加速器主要是要做物理工作啊，所以这一部分人主张的这个方案也就慢慢占了上风。

后来，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NL）的老所长提出来，如果在2.2GeV基础上再扩展一下，将同时有很多的物理工作可以做，建议改到2.8GeV。但如果直接提到2.8GeV会有很多争议，因为钱不够。钱三强作为当时中国科学院主管副院长权衡各方面意见，最后拍板定案说：“到此为止，不要再争了，还是2.2GeV，但可以扩展到2.8GeV。”也就是今天的2.2～2.8GeV。说实话，即使这样，当时依然有人主张搞质子加速器。好在争论就此平息了，大家一起向前走。

科学世界：为什么还有人坚持搞质子加速器呢？谢先生主张哪种方案？

张厚英：大多数人对这个工作还不了解，质子加速器简单。质子质量大，能量容易提高。一边是静止靶，一边是束流，“啪”一下打过来，轰击出来一些粒子就可以看到了。正负电子对撞机非常难，一个正电子束流和一个负电子束流，在240米储能环里转。两个束流要在精确的控制下实现对撞，交会的位置稍微错一点，对撞的密度就不够了，必须对撞很准才能达到需要的亮度每平方厘米每秒1030，要不然每平方厘米每秒1027、每平方厘米每秒1028、每平方厘米每秒1026都可能的，控制不好亮度就降下来了。要在探测器附近控制正负电子对撞，要达到高亮度，可以想象，在技术上实现该是多么困难啊。

谢先生倾向于正负电子对撞机。1980年，他到美国去，和我们在那里的很多留学人员进行讨论。回来以后，邓小平去美国访问签订了一个协议，内容是关于高能物理合作的，回到国内又经过学术委员会讨论，还是有一部分人认为要建造质子加速器。于是就派谢家麟到美国去讨论今后的合作问题，那次去，中央给的方案是搞质子加速器。后来李政道打来电话，他很不满意，说折腾了半天还是这样一个结果，就打电话给钱三强，最后国内进行研究，确定上正负电子对撞机。

我们第一次实现对撞和邓小平去参加庆典的时候，对撞机的亮度是每平方厘米每秒1028。加速器就是在逐步调整中达到原定指标的。这是允许的，不要以为一下子就能达到，这是不可能的。

（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