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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在德国，成名于美国，最终魂归中国。阿马多伊斯·威廉·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跨越浩淼的太平洋，从美洲大陆来到了亚欧大陆的最东端，成为当时少见的选择中国作为职业重心的西方科学家。他一生著述约300种，涉及古生物学、地层学、沉积学、大地构造学、古生态学、古地理学、沉积矿产学等诸多领域，被视为地质学百科全书式的专家，甚而获誉现代沉积学与地层学之父，以及中国地质学与古生物学之父。但他又因为动荡的时局而命途多舛，晚年甚至逢难被关入集中营。无论如何，他对中国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的卓越贡献，不应为人们所淡忘。

图1. 斯文·赫定绘制的葛利普肖像素描

苦求学

1870年，葛利普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德裔家庭。因家境贫寒，15岁时就去了订书店做学徒，在晚上到夜校学习。他对植物和矿物极感兴趣，余暇都用来采集制作标本。他从麻省理工学院克罗斯贝（Crosby）处学习矿物学函授课程，因优异的成绩得到克罗斯贝的赞赏，被介绍到波士顿自然历史学会工作。在学会工作期间，他出色的工作获得学会博物馆馆长海特（Hyatt）的推荐，得以在1890年20岁之际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旁听生，并在第二年被破格录取为正式学生，同时担任地质系的学生助理来半工半读。毕业后，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地质系的奖学金，陆续攻读了哈佛大学理学硕士和理学博士学位。

1901年，葛利普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就任古生物学讲师，1902年升任副教授，1906年升任教授。他在美国主要的研究成果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的。如集北美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大成的《北美标准化石》（North American index fossils），20世纪初最负盛名的地质学总结《地层学原理》（Principles of Stratigraphy）等，这些辉煌的著作为他日后带来了现代沉积学与地层学之父的美誉。此外，他还撰写了经典教材《地质学教程》(Textbook of Geology），并在沉积矿产和古生态学方面有着卓越的见解。

但到了1919年，学术上正值巅峰的葛利普却已在哥伦比亚大学难以为继。这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初期，美国选择中立，但国内倾向协约国（英法俄）和同盟国（德奥土）的两派已是争论激烈，作为德裔的葛利普自然倾向于同盟国。但随着美国加入协约国，国内的反德风潮甚嚣尘上，他的言论也为舆论所不容。同时他喜用德语讲授德国科学进展，而战争爆发后，大学禁止在课堂上使用德语。如此种种，使得葛利普在美国已是无处容身。

勤开创

1919年也是巴黎和会召开和五四运动随之爆发的日子，当时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响应民众的呼声前往巴黎，支持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屈辱的和约上签字。会后，丁文江前往美洲，为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和地质调查所寻找急缺的古生物学人才，辗转联系到了身处困境的葛利普，双方一拍即合。于是，50岁的葛利普辞别故园与妻女，于1920年来到中国，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和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

当时的中国地质学，虽然已有了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开拓者，但其研究和教学都不成体系，而古生物学更可以说只有西方探险家的零散成果。葛利普与同期归国的李四光的加盟，使得北京大学和地质调查所成为了中国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的中心。1922年，葛利普参与创立了中国地质学会，发刊《中国地质学会志》。同年，协助创办和编辑了《中国古生物志》，并撰写了《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Ordovician Fossils of North China）《中国古生代珊瑚化石》(Palaeozoic Corals of China）在内的7种，使得中国古生物学在很短时间内就具有了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在地层学方面，他著述的《中国地层》（Stratigraphy of China）和编制的《亚洲古地理图》（Palaeogeographicmaps of Asia）是当时对中国乃至亚洲地质历史最完善的总结。他对前寒武系震旦系的论述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在他命名的“热河动物群”中，如今发现了从恐龙到鸟类的完整演化序列，成为全球瞩目的中心。他确立“长兴灰岩”如今成为了古生代二叠纪与中生代三叠纪的全球界线层型（金钉子）所在地层，古生代最晚的一段时期被命名为“长兴期”。

此外，葛利普注重用演化的观点看待生物的更替和构造的变迁，作有《回顾达尔文学说60年》（Sixty Years of Darwinism），提出用脉动论和极控论来解释全球大地构造，其中对联合古陆及其解体、全球范围内海侵海退旋回的阐述和现代板块学说颇有相合之处。

对葛利普在中国的成就，李四光曾评价道：“我国地质，初具雏形，提之携之，赖公有成。”杨钟健认为，葛利普来华后，“中国乃开始走上古生物学发展之途”。

图2.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

育弟子

在研究工作之外，葛利普用力最深的就是培养中国的地质学与古生物学人才。他身为北大唯一的古生物学教授，需要负责教授古生物学、地史学、欧美地质比较学，甚至时而负责普通生物学，一学期通常要开4～5门课。课程或以其著作为教材，或由他亲自编写讲义。他身患风湿病，双脚肿胀难行，需要借助拐杖或者轮椅才能行动，但他总是准时上课，风雨无阻。他常激励他的学生们：“不要老落在岛国日本的后面”，“在你们的国家里，你们是发展这门科学的先锋。它的发展取决于你们的工作，你们是否给正在建设的大厦增添经得起风雨的砖石？”“将来在你们的国家里，科学的大厦一定会耸立起来的。”而他的弟子们也没有让他失望，其中多人成为我国古生物学的骄子，包括孙云铸、赵亚曾、田奇镌、俞建章、乐森璕、许杰、斯行健、陈旭、尹赞勋、黄汲清、朱森、盛莘夫、王钰、卢衍豪、秉志、赵金科、计荣森等。据统计，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有19个年级的学生听过葛利普的课，其中出了2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包括11名古生物学的院士。

葛利普最为学生的成就而感到高兴，当孙云铸撰写的《中国北方寒武纪动物化石》（Contributions to the Cambrian Fauna of North China）出版时，他特意在家中举办集会，庆祝中国人的第一本古生物学专著。在前25本中国科学家撰写的《中国古生物志》中，有19本是葛利普的学生写就的。丁文江回忆道：“当他（葛利普）的学生中有一人成功地证明他假说中的一些错误时，他总比别人还要高兴，并正直地表示，一个教师最大的愉快，就是他的错误被他的学生改正。”例如，葛利普曾经认为中国北方的含煤地层本溪组和太原组属于下石炭统，而赵亚曾通过精细研究其中的腕足动物群，对比俄国石炭纪中晚期地层的腕足动物群，并结合李四光擅长的类动物群研究，提出本溪组和太原组当属于上石炭统，华北下石炭统缺失的论断。得意弟子和老师数度交锋，最终以老师在事实面前低头告终。葛利普说：“在我们许多地层对比的讨论中，我彻底地了解到，如何高度评价他（赵亚曾）作为一个观察者的才能，以及他对大量观察的严密分析”。翁文灏也回忆道：“赵君学绩在国内知之者或不多，然在世界古生物学者中固已称翘楚，见重一时矣。其师葛利普先生来中国后，造就古生物学人才不少，而研究贡献质量并富者，葛先生论及时于赵君常首屈一指，视为最可爱重之青年。”

然而不幸的是，被视为地质调查所接班人的赵亚曾，却在考察西南地质之时，于云南昭通被土匪杀害了。葛利普极为痛悼，悼文写道：“科学界顿失去一最诚恳最有望之同志，中国丧失其一未来之领导者，吾辈—其友若师—失去一益友而少他山之助，而尤以中国之损失为最大。”并把赵亚曾的稚子借到家中暂住，待之如孙。

（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