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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时局

赵亚曾的罹难，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绝非一个太平的国度。在葛利普来华的20世纪20～4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近代苦难最深重的时代。时局的动荡也影响到了象牙塔中的教研环境。葛利普虽然身兼北大和地质调查所两职，但只领北大一份薪水。而在政治动荡导致北大停课、薪水停发时，葛利普努力争取来的却是让学生到他家中继续上课的权利，并和李四光一起带学生去野外实习。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回忆道：“这个外聘的洋教授虽然近半年没拿到薪水……可见到我不但没有怨言，还一个劲地催我快开课呢。”当清华大学的校长罗家伦得知北大欠薪达半年以上，使得葛利普的生活都颇为艰难后，即送月薪600元的聘书邀请他前往清华担任教授。葛利普回书表示愿意前往清华授课，但拒绝担任全职教授，因为他不能因为经济原因就抛弃北大。经再三劝说，葛利普也只接受每月280元的车马费。罗家伦不禁感慨：“这种外国学者的高风亮节，及其所持道义的标准，不但值得我们佩服，而且应该为中国学术界所效法。”

三四十年代，中国面对的最大危局，就是日寇的侵略，葛利普对此切齿痛恨。1933年，葛利普前往美国参加16届国际地质大会时，来回均拒绝在日本登岸以示抗议。1935年，地质调查所主体迁往南京，葛利普却留在北平著书讲学。翁文灏为此去信胡适：“又有一事待商者：Grabau（葛利普）身体不强，又仇日心极甚。弟因欲维持北大地质系，故未请共来京。但照目前情形，此老恐不久于世。彼究为美国人，并无为我们以身殉北平之义务。北大能否电请孙云铸速归，而允葛赴京（南京），乞以见示。”可未等南下之行落实，七七事变就爆发了。日寇占据了北平后，日伪方面意图接管地质调查所。不良于行的葛利普亲自前往调查所门口，手持美国国旗竭力阻止。

在抗战中，留在北平的葛利普宁愿变卖家产也不接受伪北大教职，不再履足北大一步，并鼓励同事和学生前往大后方，无力南下的他与学生道别时几近呜咽不能成声。1941年6月，他写信给身为西南联大地质系主任的孙云铸：“我希望我们过去共同从事的事业在你们那里继续兴旺”，“希望我们大家能相会在即将到来的幸福时日”。他还曾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希望美国能支持中国的反侵略斗争。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将年逾古稀的葛利普关入东交民巷的集中营，身陷囹圄的他，仍颤手著就《我们生活的地球：地质历史新解》（The world we live in: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earth history），这是他最后一本著作。

1945年抗战胜利，北大与地质调查所先后恢复，葛利普也重获自由，他的学生们帮助他迁至地质调查所旁安居，以便就近照顾。此时他的身体已因集中营的磨难而病入膏肓，神智也有所恍惚。每当有人去探望他的时候，他总是问：“你是我的学生吗？”并深为不能继续工作抱憾。1946年3月30日，葛利普在弟子们的陪伴下离世。

图1. 中国地质学会葛氏奖章是中国地质学会给予对中国地质学或古生物学有重要研究、或与地质学全体有特大贡献者的最高奖赏，由葛利普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学生王宠佑设立，在1925～1948年共有9人获奖。

身后名

葛利普在弥留之际，多次提出希望能加入中国国籍，但此时已来不及办理。遵照他生前的遗言，其二千余册藏书全部捐赠中国地质学会（现存中国地质图书馆），在寓所旁设立了纪念碑，骨灰葬在北京大学的地质馆前。李四光挽葛利普道：“述作最丰，伟著共欣传后学；论交至笃，同人齐恸失宗师。”1947年，《中国地质学会志》出版葛利普教授纪念刊，由孙云铸执笔传略、年谱和著作名录，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动物学家与古生物家威廉·金·格雷戈里撰写纪念文章，中国地质学的元老章鸿钊题悼词《浪淘沙》一阕：君去已多时，梁坏！山颓！门墙桃李尽含悲！留得神州新地史，星月同辉！才把凯旋卮，一笑长辞！名人事业后人思！廿载他乡成故国，魂也依依！

1951年10月，北京大学地质系的两位学生谢仲恒与汪振武在《科学大众》上发表了纪念文章《中国地质界的友人—葛利普》，追溯葛利普的经历与功绩。文中评论葛利普的一生“忘我地为中国的地质科学工作”，“是一部追求真理，揭露大自然秘密的奋斗史”。并将其与毛泽东大力赞扬的白求恩比较，认为葛利普也是一位将中国事业作为自己事业的国际主义者，是中国科学界的忠实友人。今天来看，这样的评价绝非过誉，但是这在当时却引发了一场风波。

1951年12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读者来信《科学家们应注意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认为葛利普没有参与到中国革命斗争来，以其“在科学上的一些成就，来和白求恩大夫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来对比，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地质方面的些许贡献与革命事业相较“微乎其微”，因此葛利普与白求恩比起来“不值一提”。《科学大众》随即转载了这封读者来信，并在12月的杂志上公开检讨，认同葛利普来华是为了中国丰富的地质材料，培养人才只是研究过程的附带，纪念文章犯了“企图把纯技术观点提高到和革命精神同等高的地位上”的错误。而编辑部刊登如此宣扬葛利普的文章，是对群众有害的，是丧失立场的，说明了编辑的政治思想水平不够。

在建国初期风云激荡的革命巨浪中，包括葛利普在内的西方来华地质学者均被视为从事文化侵略的“帝国主义者的急先锋”，他们在我国的工作均被尘封。50年代后期，由于原址改建，葛利普纪念碑被挪到了他生前工作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兵马司9号，与其得意弟子赵亚曾的纪念碑安置在了一处。遗憾的是，两座碑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毁，如今残碑为中国地质博物馆保管。

到了80年代，政治浪潮略微平静之后，葛利普的弟子们重提往事，撰写了多篇回忆文章。黄汲清在给地质学史执笔者的信中写到：“关于中国近代地质学史，要以学术思想发展为主线，最好不要受政治人物问题的影响”，“洋人对中国地质之贡献也应实事求是，有贡献就是有贡献”。1982年8月13日，在葛利普参与创始的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地质学会与北京大学决定，将葛利普墓由北大沙滩旧址（现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迁入现北大校园内，由他的学生黄汲清和乐森璕为墓碑揭幕。墓碑上镌刻着葛利普生前最喜欢的一幅素描肖像，这是他的好友斯文·赫定为他绘制的。1996年是葛利普逝世50周年，中国古生物学会和北京大学共同举办了“纪念葛利普教授逝世五十周年暨中国古生物学会第18届学术年会”，他最后的学生王鸿祯做了“葛利普教授的全球地质观”的讲演。已至人生暮年的弟子们和与会者纷纷即席发言, 表达对葛利普的崇敬与怀念。

图2. 位于北京大学西门内的葛利普教授之墓

在葛利普的故国，他也未曾被人遗忘，他的经典巨著《北美标准化石》《地层学原理》都曾多次再版。1976年，月球雨海中一道121千米的皱岭被命名为葛利普山脊（Dorsum Grabau），以纪念这位在中美地质学与古生物学均极有建树的一代宗师。

（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