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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年前，也是在这个炎热的8月，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了一篇论文The Bacillus of Bubonic Plague，直译就是《鼠疫杆菌》，多一个字都没有。一望可知，这和时下论文标题的路数完全不同，淳朴得简直有点过分。

可就是这个干巴巴的题目，揭开了一个曾经困扰人类上千年的谜题：不是空气不干净，不是外地人可疑，更不是犹太人作孽，鼠疫杆菌才是鼠疫真正的源头！

死神之舞

公元542年。公元1346年。公元1855年。

这三个看似无关的年头，却都被同一根历史的暗线串了起来：鼠疫大流行。

第一次大流行的起点，对应着中国的南北朝时代。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梦想着恢复对西罗马故土的统治，重现罗马帝国的荣光，但居然被这次疫情断送了。有未经证实的记录说，埃及粮船带着瘟疫而来，最恐怖的时候，首都君士坦丁堡每天都会死1万人以上，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埋葬，尸体被随处乱扔。皇帝本人也被传染，但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不过，他和他那支好不容易撑过了疫情的军队，可是再也没有力气挥师挺进了。鼠疫逐渐消退，但拜占庭帝国东征西讨、如日中天的辉煌时代也就此终结，从此国势渐衰，直至几百年后帝国覆灭也没有再逆转过来。而这次大流行也被冠以“查士丁尼瘟疫”的名义，永远记入了史册。有人认为，这次大流行害死了2500万人，也有人认为这个数字偏高了。

第二次大流行的起点，对应着中国的元朝时代。这次更是来势汹汹，1346年年底，欧洲各港已经得到消息：“印度已是无人区，鞑靼、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亚美尼亚都已被尸体所覆盖”。更糟糕的是，有记载说蒙古军队当时正在围攻克里米亚的卡法（今属乌克兰），久攻不下之后，就把军中鼠疫死者的尸体抛投进对方的城池。由此，卡法成为此次大流行中，欧洲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之后，疫情在欧洲迅速蔓延，并且席卷了整个中东。患者症状千差万别，但不少人的腹股沟淋巴结都肿得像个鸡蛋或者苹果；因为皮下出血，患者的肢端（如手指）皮肤会变黑，最后形成坏疽，很快不治身亡。也许是因为这个，也许是因为感染后就绝无生理，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这种瘟疫被绝望地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再次名列史册（也有说法是源自误译）。如果说查士丁尼瘟疫是死神挥动了镰刀的话，那么黑死病完全就是死神的狂舞。现在认为，它在全球可能害死了7500万～2亿人，欧洲人口更是因而锐减30%～60%，整整150年后才恢复过来！

第三次大流行的起点，对应中国的清朝时代。云南省初现疫情后，当地躲避战乱的难民将疫情一路扩散到了广东。到1894年3月，在几个星期内，广州已死亡了6万人，之后两个月内，毗邻的香港更有10万人死亡。它最终蔓延到除南极洲外的所有大陆，前后历时数十年。据估计，仅是中国和印度，就有1200万人因此丧生。1945年在秘鲁和阿根廷的爆发，是本次大流行的尾声，但直到1959年以前，每年仍有超过200人受害。

这三次大流行，改变了王朝的版图，重置了国家的未来，以至于数以万、亿计算的人们的性命，更是如草芥般被抛来扔去。人们在恐慌和愤怒之余，也拼命想要知道：这种被诅咒的恶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相信，瘟疫之所以能传播，是人们所呼吸的空气里有某种“不干净的”东西。黑死病爆发后，《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写道，“几乎所有出现症状的人三日内必死，侥幸活着的人聚集到安全的房子里，把自己关起来，小心翼翼地苟活”。这种原始的隔离措施并没有阻止鼠疫在一个又一个欧洲城市里蔓延。看起来，瘟疫总是从外部传入，于是威尼斯下令，所有进港船只都必须在岸边拴上40天，期满无异常后，船员和货物才能上岸。在意大利语中，40天的“40”就是“quaranta”，这个词由此名传四方，现在英语中，它赫然就是“隔离”的意思。

但是，这种程度的“隔离”，显然无法阻止鼠疫的蔓延。于是，人们又盯上了外地人，认为都是他们把疾病带来了本地，而在种种偏见积累下，犹太人成了替罪羔羊，他们被烧、被杀，并成为后来欧洲大陆排犹主义的主要因素之一。

即便如此，病因依然不明。

描述黑死病惨状的油画《死亡的胜利》

（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