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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材料科学家到战略科学家

1984年，师昌绪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工作重心由沈阳转到北京，工作性质由研究变为管理。在这一年间，师昌绪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对钢铁、能源、通讯、计算机、集成电路和科技人员培养问题进行调研，并对这些领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20世纪80年代，我国刚刚改革开放，确立了外向型的经济政策，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作为稀缺资源，备受国际市场青睐，其出口可谓炙手可热。“究竟应以什么形式出口，是以矿石或精矿，还是以金属或金属产品的形式出口更为合适？”师昌绪想在了别人前面：“必须从不同角度来衡量，不能只看到眼前一些外汇，而更重要的是要考虑长远发展和子孙万代的生存，在世界矿产资源一天比一天枯竭的今天，不作长远考虑将会吃大亏，我们不能实行杀鸡取卵的政策。”

在提到能源消耗时，他又颇具战略眼光地提到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在研究能源问题时，研究如何提高能源利用率是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确定合理的能源结构，如煤、油、气、水、核能在今后所占的比例⋯⋯必须要通过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确定下来。”这些言辞恳切建议在当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其中一部分纳入了国家“八五”规划。

90年代，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立“学部咨询工作委员会”，聘请师老为第一主席。此时，他已是80岁高龄。在他的主持下，提出了“东部以核能为主，西部以水能和新能源为主”的能源发展战略。

进入新世纪，纳米技术出现并迅速被追捧，师昌绪倡导成立“纳米科学中心”。同时，上书国务院成立了“国家纳米科学技术指导协调委员会”。从根本上预防了可能出现的无序竞争。

“有远见、敢说话”，是很多接触过师老的人对他的评价。甚至连他自己也直言不讳“喜欢管闲事，不怕得罪人。”

 师昌绪（摄于2003年）

作为材料科学家，他是著名的矿石、金属与材料学会（TMS）在美以外的惟一华人荣誉会员，这个学会全世界活着的会员只保持在100个左右，少一个补一个。作为战略科学家，他主持过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立的7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59个专业实验室立项的评审工作，而后又参与了各实验室的建设与评估；他为中国工程院的成立做了大量筹备工作，74岁高龄被选为副院长。

几十年来，师昌绪不遗余力地服务于我国材料科学建设和科技设施建设。在这一串串显赫的荣耀背后，贯穿始终的是他对“强国梦”的执着和热情。

（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