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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前，生活在乌克兰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开始涌向欧洲及亚洲部分地区。伴随他们前往的，还有他们的母语——原始印欧语，这种古老的语言是当下多种语言（包括英语、西班牙语、北印度语、俄语、波斯语）共同的祖先。这是目前有关起源的最广为接受的解释。近期的基因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一假设，但也提出了疑问：这门史前语言是如何演化并传播的？

史上并无关于原始印欧语的书面记载，但语言学家认为，他们已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这门语言。某些单词，如“water”（wódr）、“father”（pH2-ter）和“mother”（meH2-ter）至今仍在使用。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玛丽亚·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最早提出了原始印欧语起源于乌克兰的“库尔干假说”（kurgan hypothesis）。金布塔斯认为，这门语言可以追溯至颜那亚人（Yamnaya），也就是起源于现今乌克兰南部草原地区以牧马为生的游牧民族。

2015年，研究人员测定了欧洲和亚洲诸多地区古人类遗骨和其他遗骸中的DNA序列。这些研究得到的数据显示，公元前3500年左右，颜那亚人的基因替换了现代欧洲人类基因库内75%的基因，而这个时间，也和许多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判断相吻合——语言学家视该时期为原始印欧语的起源，考古学家也视其为马匹驯养的开端。基因学上的数据和考古学、语言学上的证据，为库尔干假说增添了更多筹码。

不过，最新发现显示，事情并没那么简单。在2017年6月发表于《人类遗传学杂志》(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为12位颜那亚人及其直系祖先和直系后代的线粒体DNA进行了测序。他们的遗体均发现于现今乌克兰地区的坟冢或坟墩（kurgan，译为库尔干，该假说名称正是由此而来）中。在坟冢中，遗体由下至上地逐层埋葬着，埋葬时间为石器时代末至铜器时代初，即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正是欧洲发生基因替换的时期。早期和中期遗体样本的线粒体DNA（遗传自母亲）几乎全为当地DNA。但更接近现代的后期遗体样本的线粒体DNA中，则包含来自中欧地区（包括现今的波兰、德国等）的DNA。这一发现表明，“当时存在着双向的人类迁移，” 论文的第一作者、美国大峡谷州立大学（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考古学和遗传学教授的阿列克谢·尼基京（Alexey Nikitin）说，“换句话说，那并非单向迁移。”

这些发现让库尔干假说有了“更高的可信度”，尼基京说。但他指出，新发现也表明，当时的人类迁移规模要小于此前的推测。虽然该种语言最终甚至传播至了不列颠群岛，但显然，后期遗传样本前往的最远地点也不过是中欧。尼基京还认为，传播的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暴力”。“基因替换通常是由战争导致，但这次语言传播不大可能是战争的结果，”他表示。

戴维·安东尼（David Anthony，未参与上述最新研究）是美国哈特威克学院（Hartwick College）的人类学家，曾参与过之前的多项基因研究，他认为这一新发现极具说服力。“马匹的驯养建立了一条向东通往印度和伊朗，以及向西通往欧洲的草原之桥，” 安东尼说。“在颜那亚人搬迁至东欧和西欧时，他们的基因特征与当地人的基因特征存在着极大差异，”他解释道，“也正因如此，才清晰地描绘出了这一原始语言的传播轨迹，让我们能够一目了然地在地图上看到相应的迁移‘足迹’。”

但是，对于这次迁移是规模较小，且较少涉及战争的说法，安东尼并不认同。他指出：“鉴于没有书面文字，当时的语言传播主要依赖于面对面地交流。”也就是说，原始印欧语的使用者遍布整个欧洲和亚洲。安东尼认为，语言学和考古学证据（如坟墓中的武器）都表明，这门语言的祖先有着崇尚武力。尼基京则争辩说，那些坟墓中的斧头仅仅只是一种“装饰”。

不过，两位研究者都告诫大家，不要过度解读遗传学方面的证据。许多其他的社会和文化因素都会对语言传播产生作用。安东尼表示：“通常，有着更高的经济地位、更大的政治权力和更好的社会名誉的群体所使用的语言，才会留传下来。而在最残忍的情况下，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并活下来的一方所使用的语言，才能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