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清晨,帕纳约蒂斯·科法拉斯(Panagiotis Kefalas)在希腊小村庄安蒂亚的自家酒馆里接到了朋友凯瑞娅·库拉(Kyria Koula)的“电话”。科法拉斯正准备去离酒馆约200米的库拉家中吃早餐。这通“电话”并不是通过手机完成的,而是以一系列尖锐的口哨声直接从库拉的嘴传到科法拉斯的耳朵里。
“你好,有事吗?”库拉吹出颤音。
科法拉斯缩起嘴唇,用哨声回应:
“你好,我想吃早饭。”
“没问题,”库拉回答道。
“我想来一些炒鸡蛋,”科法拉斯提议。
造访安蒂亚的游客可能会感到困惑。这段对话的第一个短语“欢迎”(在拉丁化的希腊语中是kalós irthate),除了被拉长的第二音节音调急剧上升,听起来就像是下流的嘘声“tweet,tweeo”。一些报道称,这种当今仅由几十位安蒂亚村民维系着的濒危口哨语言,在数个世纪中都曾是牧羊人在山坡之间交流的最佳方式。比起呼喊,口哨传递的距离要远得多,而且无需使用声带。即使是今天,在这个位于希腊第二大岛埃维亚岛最南端的村庄里,退休老人有时也会使用这种传统而有效的无线通信方式,在房屋之间传递新闻、八卦或发出早餐邀请。
我记下了上面这段发生在2004年5月的对话。自本世纪初开始,我一直在全球各地的偏远山区和密集的丛林里研究口哨语言。在这段时间里,我和来自不同研究机构的合作者发现了很多此前不为人知的口哨语言。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测出了口哨语言惊人的传播距离,揭示了使用者如何通过嘴唇吹动空气来传递完整的句子,以及听者的大脑如何解码这些词语。
缓慢的起步
大约20年前,我阅读了一篇1957年的《科学美国人》文章,文章讲述了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中的戈梅拉岛上,当地居民至今仍在使用一种名为戈梅拉口哨语的特殊语言。自那时起,我就对口哨语言产生了兴趣。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口哨语言,2003年,我决定将其选作我博士学位的课题。
尽管口哨语言在古代就已经为人所知,但在那篇《科学美国人》的文章刊发时,很少有研究人员对它感兴趣。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他的著作《历史》(The Histories)的第四卷《墨尔波墨涅》(Melpomene)中,记载了“说话像蝙蝠一样”的埃塞俄比亚穴居人。到了2003年,语言学家重新拾起对口哨语言的研究热情,但仍然很少有人对口哨语言声音本身及其传达的意义进行研究,且大多数研究的关注对象只有戈梅拉口哨语。
事实上,“口哨语言”(whistled language)这个名称稍有不妥。口哨语言并不是一门从母语中衍生出的独立语言或方言,而是母语的延伸。例如,不用声音说“Boró na ého omeléta?”(希腊语“我想吃炒鸡蛋”),而是改用哨声来表达。这些词的声音经历了根本的改变: 它们不是由声带的振动产生的,而是口中的压缩气流在嘴唇边缘以湍流涡旋的形式旋转。和正常的说话方式一样,口哨语言的使用者通过舌头和颌部的运动形成不同的单词,但其运动范围较为有限。口哨语言中唯一的变量只有音调;相反,正常说话时,音色(除了音调和响度外,区分声音的另一个因素)也可能改变。
因此,安蒂亚村居民使用的口哨语言词汇仍然是希腊语。语言学家有时将口哨语言比作耳语,因为两者均无需借助声带的振动。语言学家安德烈·克拉斯(André Classe),也就是那篇激发我研究口哨语言的《科学美国人》文章的作者,将口哨语言的基本属性描述成自然的“信息架构”。他指出,口哨语言的可理解度并不总能达到正常语言的水平,但总体而言已经很接近了。
在早期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一批引人入胜的文档资料,它们来自于旅行者、殖民地官员、传教士和人类学家,描述了大约12种口哨语言。基于这些线索,我推测在世界各地还存在着与当地语言对应的口哨语言。
因此,本世纪初,我和同事洛尔·当泰尔(Laure Dentel)开展了为期14个月的实地考察,造访了一些仍在使用口哨语言的地区。
随后,我加入了一个研究网络,在世界各地开展新的实地研究。我与巴西语言学家埃利桑德拉·巴罗斯·达席尔瓦(Elissandra Barros da Silva)和法属圭亚那人类学家达米安·达维(Damien Davy)合作,在亚马孙丛林中记录下当地人使用的瓦扬皮(Wayampi)语。我还和当泰尔一起研究了东南亚的阿卡(Akha)和赫蒙族(Hmong,在中国称苗族)人的口哨语言,和语言学家拉希德·里杜内(Rachid Ridouane)前往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脉研究了柏柏尔语的一个分支——塔马齐格特语(Tamazight)。此外,2009年,我和当泰尔、语言学家丹尼·穆尔(Denny Moore)在巴西帕拉的埃米利奥博物馆的语言学部开始了为期五年的合作。我们的工作是整理编纂朗多尼亚州加维昂人使用的口哨语言。
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我们采用了最先进的语言学和声学研究工具,并借助了语音学、心理语言学、生物声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手段。例如,为了研究远距离的口哨通信,我们借鉴了生物声学家在野外记录动物间交流的手段。
最终,我们找出了人们是如何通过口哨传递词语的。吹口哨的人收缩嘴唇,或用手指,或向叶子或简单的木笛吹气,进而发出口哨声。一些人会根据他们想要传递的距离,组合使用不同的发声技巧。
如何由这些声音构建词语,取决于衍生出口哨语言的母语是通过音调的变化来传达不同的意思,例如汉语,还是音调的变化只起到强调作用,例如希腊语和西班牙语。在声调语言中,吹口哨者的上升音调等价于口语中的声调变化。而在非声调语言中,哨声中的平稳音调代表一个元音,例如“i”可能由一个高音调的口哨传递,而较低的音调可能表示“e”。无论是在声调语言还是非声调语言中,使用者都通过变调时声音变化的陡峭程度来表达辅音。
识别口哨语言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掌握了大约70个使用口哨语言的群体,他们大多位于与世隔绝的深山里,或是隐藏在丛林之中。虽然这个数量仅是全球7000种语言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已经远超过此前的记载。我们的工作印证了此前的观点,在这些地区,口哨语言主要用于超出呼喊距离的信息传递。
我们还发现,它们的用途不限于此。在城镇中,口哨语言是异性之间调情的工具,还可以用来传递机密信息。口哨语言甚至可以帮助猎人狩猎。在亚马孙丛林中,动物可以识别人类的正常语音,但不能识别口哨语言。
对用于长距离通信的口哨语言的声学分析表明,在有利的天气和地形条件下,口哨语言可以传播几千米远。口哨语言的频率范围为900~4000赫兹,几乎恰好是工程师认定的最佳词语识别范围。我们在法国阿尔卑斯山附近的山谷做了一个实验,结果表明,正常讲话可以传递40米,呼喊是200米,而口哨语言在700米外仍然可以被听懂。虽然不是哨声的最远传递记录,该测量仍表明在一般条件下(有一定的背景噪音、微风),口哨语言具有一定的优势。
对语言学家来说,对口哨语言的研究证明了,人类大脑能够从信息量较少的口哨声学信号中识别出语句。与正常的语言相比,哨声的频率成分单一,缺乏正常语音中的谐波。但即使是这种单一的调制频率,也能满足在实际沟通中清晰地传递信息的基本要求。因此,借助口哨语言,我们可以探索非常规交流方式中大脑的认知能力。
几十年前,生物声学家勒内-居伊·比内尔(René-Guy Busnel)便对土耳其东北部山区库斯克依(Kusköy)的村民识别口哨语言的能力开展了研究。从我开始博士研究起,比内尔就是我的合作对象。通过研究这种被称作“鸟语”的口哨语言,比内尔发现,在短距离的情形下,该镇的居民可识别出大约70%的词汇,而使用口语时的识别率为95%。当相隔很远,甚至不能看清彼此面部时,他们有八成把握能听懂整个句子。
受这项研究的启迪,我和同事开展另一项研究。我们分析了正常口语的可理解度是如何随讲话者与听众之间距离的增加而变化的。这项发表于2013年的研究表明,在17米处,词汇识别率下降到70%。我们还发现,最易识别的辅音(类似哨声的嘶嘶声)在33米外识别率仍然高于90%。结合比内尔对土耳其口哨语言的研究,我们得出结论,在相距20~30米进行交流时,口哨语言比正常口语更有效。
另一个令我感到好奇的问题是,口哨语言的入门难度有多大?一般来说,孩子在学会说话后不久就学会了口哨语言,但我们决定研究成年人初学口哨语言时的表现。在实验中,我们要求40名说法语或西班牙语的大学生聆听戈梅拉口哨语。我们发现,学生可以轻易区分基于西班牙语的口哨语单词中明显的原音部分(“a”,“e”,“i”或“o”,“u”在戈梅拉口哨语中发音同“o”),而讲西班牙语的学生比讲法语的正确率稍高。尽管表现不及训练有素的哨语使用者,但两组学生的正确率均远高于随机水平。
左脑和右脑
口哨语言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很少受到科学家的关注。目前,科学家刚刚开始研究用口哨语言交流时,大脑语言中心内部发生了什么,但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2005年,拉拉古纳大学(位于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的曼努埃尔·卡雷拉斯(Manuel Carreiras)和同事在《自然》(Nature)上发表文章指出,当训练有素的口哨语言使用者听到戈梅拉口哨语时,负责语言理解的脑区——左半球的颞叶会被激活。该发现意味着,对于熟练使用口哨语言的人,大脑中已知的语言相关区域也可以处理那些只有音调改变的声音信号(类似于音乐旋律),而不熟悉口哨语言的人则不具备该功能。
德国波鸿大学的奥努尔·京蒂尔金(Onur Güntürkün)想要知道这一过程是否只有大脑左半球参与。传统观点认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大脑的左半球是语言处理中心。早期研究表明,左半球不仅是声调语言及非声调语言的主要语言中心,还是无需声带振动的搭嘴语言(click language,通过口腔发出的吸气声来交流,主要出现在一些非洲部落)和手语的主要语言中心。京蒂尔金想要知道,与旋律和音调处理相关的右半球在对口哨语言的处理中起到多大的作用。
为此,京蒂尔金等人招募了库斯克依的居民,受试者分别接受了口哨语言和正常口语的听力测试。听到口哨语言音节时, 两个半球的激活程度几乎相同,但当他们听到口语音节时,则主要是左半球被激活。这项研究于2015年发表在《当代生物学》 (Current Biology)期刊上。该结论仍需在其他口哨语言的使用者中得到进一步确认,但它对左半球在语言理解中占优势的主流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些研究表明,口哨语言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大脑处理信息方式的了解。
作为两个学术机构的成员,我目前正在推动这些研究。2002年,世界口哨语言研究协会成立。2015年,针对哨语的新一轮研究由我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GIPSA实验室启动。
研究口哨语言的另一层意义在于,这些独特的交流方式是各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而我们的研究有助于保护这些遗产。加那利群岛走在了口哨语言保护的最前沿。1999年,戈梅拉口哨语成为戈梅拉岛小学的必修课。当地政府还成立了一个正式项目用于培养口哨语言的教师。为了重振口哨语言,当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成立一个用于提供口哨语言课程的机构——口哨语言文化与研究协会,甚至开发了一款名为“Yo Silbo”的应用程序来训练人们的口哨语言听力。
如果此类研究取得成效,那么口哨语言将不仅仅是一种邻里间沟通的手段。它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简单的音调变化如何被塑造成一种可以交流复杂思想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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