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当丹佛的瓦雷丽·斯塔克斯（Valerie Starks）发现13岁的女儿在网络上学着大孩子发布不雅照时，她在社交媒体上给女儿上了一课。她在Facebook上发了一条责骂女儿的视频，这条视频在2015年5月人气暴涨，一周之内被播放1100万次。斯塔克斯式的做法屡见不鲜。在这一年里，很多家长通过社交媒体惩罚自己的孩子。

在历史上，人们经常用公开羞辱的方式来制止违规之人继续犯错。今天，道德失当者常常在网上被曝光，遭受来自全世界的严厉谴责。从被控性侵犯的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推特帐号下排山倒海的愤怒评论，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羞辱 ”运动 （州政府设立了一个网页，鼓励居民公开晒浪费水的人），社交媒体上的羞辱已经成为常态。

羞辱是一种惩罚手段，而心理学家更好奇什么样的惩罚可以真正让人们改进自己的行为。以往的研究显示，羞辱并不是最佳选择，常常引发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让人逃避和产生进攻倾向，对身心健康十分有害。

但令人惊讶的是，有新证据表明， 羞耻心在某些情景下的确能促使人出现正面变化， 例如乐于协作，渴望亡羊补牢。心理学家发现，羞耻心有很多种，有些情况下能够引发建设性行为。我们批评犯错者的方式，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这部分最新研究有助于我们处理犯罪和进行处罚，无论是在法院，还是在家里。

羞耻的正负结果

羞耻心和它的近亲：负罪感，都是与犯错相关联的负面情绪。负罪感常与具体行为相关，而羞耻心则围绕自身展开。基于这种区别，羞耻心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会导致负面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把自己认定为一个坏人肯定比承认做错了一件事更令人不安。而公开羞辱不仅仅动摇了一个人的自尊，更破坏了他人对这个人的尊重。

几十年的研究已经确认，羞耻的感受十分伤人。这种情绪和很多心理问题有关，包括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同时，这种感受也和很多生理改变相关，比如有害的细胞因子（一种引发炎症反应的蛋白质）和皮质醇（主要的应激激素）增多。

这些研究带给我们的信息很明确：羞耻的感受十分痛苦，并不能促使人们改过自新。非要说有什么效果的话，那就是羞辱会让人更愤怒、更具攻击性和自我防御倾向。羞耻心促使人们否认指控，试图掩饰，或是反击指责他们的人。因此，心理学家通常同意这样一个经验法则：“负罪感是好的，羞耻心是坏的。”

然而心理学家和犯罪学家还是发现了一些正面案例：羞耻心可以促进正向行为。2008年，荷兰蒂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通过想象、回忆或体验当前的失败而感受到羞耻时，他们在社会困境下会更愿意合作。2010年的一项后续研究显示，当人们回想或是体验与成绩相关的羞耻时（例如在体育活动中表现欠佳或是考场失利），他们愿意重建积极的自我形象并通过更多努力来达成目标。

在2014年发表的一项对476个囚犯进行的长期追踪调查中，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琼·汤尼（June Tangney）和同事发现，当囚犯感到羞耻时，那些较少将自己的罪过归咎他人的人，比寻找替罪羊的人更容易改过自新。“似乎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在某些情况下羞耻心确实可以诱发行为上的巨大改变，”汤尼说。她认为，目前的研究很大程度上确认了从感到羞耻到归咎他人，再到进一步犯罪的发展路径，然而对导致相反结果的因素却并不十分清楚。

对待羞耻的两种态度

如果羞耻是犯错者施于自身的感受，那么一个长久以来被忽略的重要问题就是，一个人做出让他感到羞耻的行为后，是如何自责的。“你可以想象，‘做出这样的行为，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或者是‘其他人会如何看待我？’”挪威东福尔大学（Østfold University College）的尼古拉·高索（Nicolay Gausel）说。换言之，你会重新进行自我评估，也会满脑子想着别人怎么看你。

2011年，高索和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心理学家柯林·利奇（Colin Leach）提出猜测，认为第一种想法会因自己没有达到自我期望而促使人们提升自我和修补社交关系。然而第二种想法，由于依附于别人的评价，更容易诱发自我防御。这些研究者认为，与名誉受损相伴而来的遭排斥感和自卑感正是引发负面效果的因素，而这些负面效果通常都被归咎于羞耻感。

他们通过2012年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个猜测。在这项研究里，他们促使379个挪威人回想他们国家曾经迫害少数族裔的历史。详细的问卷调研显示，担忧被谴责和感觉受到排斥会诱发自我防御倾向，而个人的羞耻感却会让人感到悔恨并产生补偿的欲望。在2015年一个针对个人错误行为的研究中，他们评估了197个受试者对不道德行为（包括虐待家人和没有保守秘密）的反应，结果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心理学家鲁珀特·布朗（Rupert Brown）和他的同事们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2014年，在研究英国人对待本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暴行的态度时，这些研究者发现，人们对羞耻的反应，取决于他们是将之与个人道德观相关联，还是简单地担心有损公众形象。

在三个实验中，几百名受试者阅读了英国媒体（BBC和卫报）关于英军在伊拉克虐俘的报道。然后，研究人员让受试者看一系列描述个人如何看待国家行为的句子，让他们打分，评价这些句子是否符合他们自己的想法。有一些句子涉及个人道德观，比如“我们对待伊拉克人的方式让身为英国人的我感到羞耻”。另一些则更强调名誉，“一想到英国因此将被如何看待，我就觉得羞耻”。那些在个人道德层面感到羞耻的人更愿意支持通过官方致歉和财政资助来修复与伊拉克的关系，而那些认为国家名誉受损的人则展现出更多防御行为，比如回避、愤怒和掩盖错误。

这些行为差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们是如何在社交媒体上应对羞辱的。科斯比在推特上被曝光之后，他否认了全部指控，并起诉7名控告他性侵的女性诽谤。公开羞辱是把双刃剑。推特在传播言论和改变公众意见上的作用确实很大；然而，大规模的名誉伤害同样可以令作恶者拒绝悔改。

改变的力量

羞耻常常与名誉相连。然而，另一组发现显示，个人公众形象遭受损害不一定导致科斯比式的防御和报复行为。

在2015年12月发表的一份对于71项羞耻研究的分析中，利奇和康涅狄格大学的博士生阿蒂拉·西达姆（Atilla Cidam）发现，即使羞辱损害了一个人的社交形象，它仍然可以促使人们做出有建设意义的选择，只要当事人还有改进的机会。

利奇认为，羞耻影响了我们的自我评估，在当事人认为已经完全无力改变现状的时候，羞耻心的害处最大。但当我们相信现状仍可能改变时，羞耻也可以诱导良好行为 。在2014年发表于《情绪》（Emotion）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羞耻感比负罪感更能促使人们改过自新。出于这个理由，干旱地区的供水部门会公示耗水量最高的市民名单，直到他们在供水部门的帮助下节约用水。这项措施卓有成效。据《卫报》2015年11月的报道，此项举措在美国内华达州南部“有效改变了人们的用水习惯”。

即使某个具体的错误无法弥补，人们一样能改过自新。例如向犯人强调即使曾经犯罪，未来依然可以重新做人，能够有效防止他们再次犯罪。“有些人认为自己的道德品质是可塑的，可以改进和提升。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相对固定的，” 利奇说。他的发现说明，前者比后者更可能改邪归正。

心理治疗师、亲友和社区可以携手一起塑造这样的态度。“（错误可以补救）最棒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信念是可以被塑造出来的 ——这是个心理干预的机会，”汤尼说。她建议心理咨询师帮助人们“设立创造性的补救计划。已造成的伤害并不一定能扭转，但总有其他办法来达成积极效果。”

类似的理念在犯罪行为学家中被广为接受。1989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犯罪学家约翰· 布雷斯韦特 （John Braithwaite）提出“包容型羞辱”（re-integrative shaming) 的理念，要求整个社区在惩治犯罪者之后帮助他们回归社会。他指出，将惩罚和恻隐之心相结合的社区，比偏重侮辱性羞辱的社区更能降低犯罪率。

在一些文化中，“包容型羞辱”体现在将违规者看作需要医治的人，而不是无药可救的罪犯。例如，美洲原住民纳瓦霍人（Navajo）认为nayéé （妖魔）是为了获得幸福而需要跨越的障碍。他们通过治愈性的庆典来从自身剥除这些怪物。日本则存在会感染人的mushi （虫)的概念，认为这种虫会诱导人们犯下暴行。来自社区的支持可以帮助治愈这些疾病。

羞耻可以成为一剂良药，但首先，人们需要相信自己可以改变。让被惩罚之人感到“自己无可救药，” 布雷斯韦特说，“是我们需要避免的。”

沟通方式

研究者才刚刚开始了解如何诱导积极的羞耻心。迄今为止大多数的研究更关注于动机而非行为，人们尚不清楚渴望改善自身是否总会导致积极行动。

在充分理解羞耻之前，一些基本的经验法则可以帮助我们利用羞耻心有利的一面。比如，我们可以强调积极成长而避免贬低和轻谩。“我们需要的不是什么高新科技 ，就是严肃对待犯罪和羞辱，毕竟我们不愿意生活在一个不以强奸和暴力为耻的社会，” 布雷斯韦特说，“但是要小心我们的沟通方式。”

为此，我们需要为那些做出不道德行为的人创立安全空间，避免他们继续沦落。在斯塔克公开羞辱女儿之后不久，韦曼·格雷沙姆（Wayman Gresham）， 一个来自佛罗里达的父亲，在Facebook上发布了他自己的视频。在开头，像其他羞辱性视频一样，格雷沙姆俯视着儿子，挥舞着电动剃刀，想要把儿子的头发剃掉作为惩罚，他说，“下一次，我希望我的儿子不要忘记这一课。”

然而事情发生了转折。格雷沙姆并没有继续惩罚，而是拥抱了自己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我绝不可以用这种方式羞辱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