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民居是世界地域性建筑遗产的珍宝,它融合了土木结构和古老文化及智慧。和谐多样的中国地方民居散布各地,延伸到广大农村地区的最遥远的角落。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和天津大学建筑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我们与荆其敏教授及其他中国同事们一起,在福建、广东、广西、湖南、云南、陕西、宁夏、新疆、蒙古和黑龙江进行了多年的地方民居研究。我们在中国的每个省份和自治区都发现了许多值得被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珍贵的地方民居。中国的地方民居作为自然和文化的统一体折射着不容争辩的“建筑生物多样性”,这些多种多样的建筑保证了人民的生活方式能够适应最极端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在中国的历史悠久地区的地方民居中,家庭生活、社区生活、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组分之间一直进行彼此增强和协同变化,循环往复。许多中国地方建筑宝藏大量保存在贫穷乡村成千上万的土木世界里,构成了具有独特多样性的地域建筑遗产。
作为1985年在北京举办的“国际泥土建筑研讨会”的一部分,我们作为首批外国专家被邀请进行福建土楼的实地勘察。2008年7月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市召开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将福建土楼写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23年间,从第一次不可思议的福建省永定县之行开始,我们在世界上20多个国家所进行的所有地域性建筑报告中,向听众展示了福建土楼的神奇和精妙。此外,1999年,阿兰·海丝应邀出席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在墨西哥举办的“纪念性遗产保护世界代表大会第12次会议”,并在莫雷利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建议将福建土楼列为世界遗产。
我们希望自己对于这一国际性的认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福建土楼:有纪念意义的地域性建筑
1985年11月8日,星期五,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们因在福建山区发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客家人土屋而极度兴奋。那时候中国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但只是大城市和一些非常有限的区域对外国专家开放。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们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的一角。
这些引人注目的“公共房屋”由泥土和木头建成,有些有四五层高,像是种在一个大大的由蔬菜、烟草、茶和水田构成的庭院里,呈巨大的同心圆或正方形。土屋周围的农田一直被耕种到墙边,不浪费一平方米的似乎孕育着“风水”和历史含义的珍贵的土地。村子中间雄伟的堡垒进入你的视野,它们是在12~20世纪的几百年间用于防御而修建的。这一个个的土屋和堡垒是客家人房屋的基本单位,是真正的生态文化建筑模式,代表着客家人对自然的尊敬,对传统价值观念和乐观元素的尊重。我们还认为当地的这些宏大建筑是生物气候建筑的绝好范例,尤其是它们能很好地抵御当地高温多雨的亚热带地区的大风,甚至台风。
1990年,当我们和天津大学的同事们一起又回去继续研究工作时,我们不仅体会到了这些庞大的土木建筑的优良质量,也发现了它们的时代特色。我们开始觉得这些建筑是历史的伟大遗产,同时也是活着的遗产,因为它们还在被修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观察到了两个对立但又互补的现象:
一方面,我们发现建造土屋的趋势是修建单独的两三层高的房屋,这一趋势显然会浪费宝贵的农用土地,但是这也显示出现在的人们在远离大的宗族,随之而来的危险就是当地大“公共房屋”可能会被遗忘。然而,考虑到砖瓦水泥等建筑材料的缺乏和高价,虽然目前已经有一些房屋的传统横梁结构和地板被整体托梁和整体地板取代,但人们仍然在用泥土和木头建房子。
另一方面,依然有人居住在大土楼里面,这些土楼就比没人居住的土楼保护得好。有些大土楼里面还能看到明显的电气和自来水设施等现代化气息。还有一些大土楼得到了很好的细致修补,这些修补是在海外华人家属的资助下进行的,这些海外华人家属显然把家乡祖宗建筑遗产看得很重。
从客家人当地建筑中学到的经验可以表述如下:地方建筑传统只要依然有生机就可以得到保存和发展,因为在不知如何使这些建筑持续存在的条件下很难提出使之永存的方法。
引人瞩目的福建土楼是一个活生生的大众遗产的例子:一个如何处理自然原材料的传统技术,一个如何将自然原材料变成可用的建筑材料和成分的传统方法,而且还是如何掌握空间建筑设计的传统技艺,这些都是福建土楼建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反映。一句话,福建土楼闪烁着一个成熟的、地方性的、地区性的乃至全球性的建筑艺术遗产的光芒。
然而,当我们想起这样一个重要的建筑遗产的时候,不禁自问:我们将会是这一融合了多种文化的、仍具有活力的独特文明的建筑遗产的最后一批有特权的见证者吗?
简述一个理论总会面临使之失色的危险。但是,我们相信,强调由福建土楼建筑艺术完美诠释的中国地方民居的四个层面会很有益处。
环境层面,体现了始终在寻求一种自然、人造的生产生活空间和人之间的互利共存,包括农业的高生产力特点,这一特点进一步加强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关系(“保持活力”)。抽象层面,将哲学和传统的仪式放在人类居住地的中心(“来世”)。家庭层面,体现了乡村居住场所具有浓重的血缘或宗族印记(“个人生活”)。社会层面,反映了社区及人类居住地的政治(“群居”)。
从这4个层面构成的中国地方民居特点,我们可以感觉到它整体上强调的是传统社会或原住社区中人造栖居地的重要性。这要求我们要超越把栖居地仅看成是墙壁和屋顶的观念。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有生态和文化的背景中。
客家民居还提供了引人深思的案例,就是由来已久的关于用于区分像福建土楼这样的“古迹”和长时间不被承认的“流行建筑”的标准的实用性。如果按照“有纪念意义的”标准,我们认为一个成果可以使记忆永存,一个建筑物具有象征意义,一幢房屋在历史和美学上引人注目就是“遗迹”,那么,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福建土楼是真正的地域性建筑遗迹,值得被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另外,我们要对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席童明康先生, 福建建筑设计院院长、总设计师黄汉明先生及所有中国代表团成员表示祝贺,祝贺福建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我们对所有的政府机关、部门及土楼居民表示祝贺,感谢他们为土楼申报遗产做出的努力。我们也要特别提到永定县志办公室的廖德润先生,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 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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