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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备受争议的河南安阳曹操高陵考古发掘问题，首次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正面认可。一项考古结果能引起亿万人的热切关注，恐怕是考古学史上的第一次。曹操墓的发掘过程如何，其间经历了怎样的舆论纷争，作为亲历人的作者向我们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是传统的史前考古研究室，曾有不少知名学者在此工作过。近来，该室潘伟斌副研究员任领队的考古发掘项目——曹操墓的发现与确认，成为国内的重头新闻，这是始料未及的。事实上，这个墓的寻找、发现、清理与确认，是考古工作的正常程序，并没有任何不同。换言之，它和全国每年发掘的几百个考古项目一样，都是按照规定的动作进行的。其实，曹墓的考证并不属考古领域的重大学术课题，比不上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以及国家已立项的文明探源等。考古的重要学术问题一般都集中于前面，后面的人类史文献记载大部分都很清楚了。目前曹操墓的高观注度，并不全凭学术意义，是种种因素对此放大的结果。

配合南水北调考古，将寻找曹墓作为一个任务

2004年秋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承担了河南省境内南水北调沿线干渠考古调查和文物环境评价的任务。作为室主任的笔者主攻古人类-旧石器，潘伟斌主要方向是新石器，这有点类似医院里的内外科的分类。所里曾规定，如遇配合大的基建项目，则打乱各自的专业侧重，就等于医院里的全科大夫。

安阳漳河南岸是漳河的高阶地，曾是曹魏邺城的近畿，地势凸起。漳河河水不会漫过这里，对此没有任何侵扰，故为北朝以来官民理想的安葬之地。早已知道这里的古墓无计其数，笔者当时在这里调查时曾想：这些分布于此的大小墓冢，是否为曹墓疑冢传说之来源或出处呢？

由于漳邺一带墓群和曹操墓传说的地域大体一致，于是我们第一次想到了结合这次配合基建试一试寻找曹操墓。

潘伟斌当时正在写一本名为《魏晋南北朝隋陵》的书，已处于收尾阶段。书稿中有不少关于曹操墓的文献考证。有了这个基础，我希望他来负责这一重要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2005年7月，他作了认真准备后，开进离西高穴村曹操墓很近的固岸村。

两年后，我在灵井遗址发现了“许昌人”头骨化石（见本刊2008年第4期《发现“许昌人”》一文），潘伟斌主持发掘的安阳固岸墓地也取得了重要考古发现。由此，我室这两个项目双双入选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固岸考古队主要发掘的是北朝时期（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平民墓。以往，这一时期的平民墓葬情况不清楚，经过此次发掘，结合以前所发现的同一时期的贵族墓葬材料，可更加准确、全面地揭示东魏、北齐时期葬制和社会文化特征。

固岸北朝平民墓的考古发掘和曹操墓寻找有何关联呢？我认为至少有三点可以肯定。一是排除了南水北调线路存在曹操墓的可能性，把曹操墓的范围锁定在南水北调线路以西的较小的范围内，同时为下一步寻找曹操墓积累了经验。二是考古队的活动为以后曹操墓发掘提供了人力保证。三是安阳市有关方面寻找曹操墓的念头未消，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曹操高陵墓门

一个偶然的机会，促成了曹操墓的发掘

2008年底，固岸墓地的南水北调配合发掘任务业已完成，接下来将进行发掘资料的整理和考古报告的编写。一个偶然的机会，促成了曹操墓的发掘——和固岸近在咫尺的北高穴大墓，由于被盗严重，安丰乡约潘伟斌对此进行考察。

大墓位于安丰乡北高穴村西侧，墓的南面和西面由于早年砖瓦窑场取土，已使原有的地貌全非。这里海拔高程110米，显然和文献中曹墓居“山阿”的记载不相符。

墓的最早的盗掘已不知是何时何人所为，近年的盗掘活动仍非常猖獗。盗贼进墓室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从上方，掏挖墓上堆土，揭墓顶砖，进入后墓室。再就是从东面的墓门和墓道的连接处，拆外层砖门，砸开石质墓门，进入前室。

东汉时期的大墓一般有前后室和侧耳室。后室置棺（或棺床），前室和侧耳室一般放随葬品。

潘伟斌踩着梯子从早年墓顶上一个盗洞进入墓室，这是考古专业人员第一次看到了墓的规格和现状。

该墓虽多次被盗，仍能知道墓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吏。比如，墓内的画像石可同山东地区的比肩，虽然有些内容和山东地区类似，但这个墓画像石表面显然经过精细的抛光，其精细程度超过国内目前已知的任何地方的同类。画像石上“五株”钱的“五”字符合东汉、魏晋时期的特点。加上以前出土的鲁潜墓墓志线索，潘伟斌觉察到，离找到曹墓不远了。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发掘该墓。

年底例行的汇报会期间，我问潘伟斌，会有几成把握是曹操的墓，他说至少有八成。

墓虽然屡次被盗，发掘仍获得重要成果

2008年1月8日，《中国文物报》公布了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发掘的重要成果。

曹操墓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2006～2008年，西高穴大墓多次被盗，当地公安部门先后破获4起对此墓盗掘的案件，为了使地下文物免遭进一步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墓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工作从2008年12月12日开始，2009年12月下旬基本结束。

考古发掘证明，这个墓虽然历次被盗，但仍令发掘人员收获颇丰。

发掘的为2号墓（1号墓在其西北侧，离2号墓很近）。斜坡墓道，墓道最深距地表15米。墓门向东，有前后两个主室，即前室和后室。前室两侧南北是两个侧耳室。四角攒尖顶。整个墓室用青砖铺地。墓门残块显示精美石刻画像。

考古成果表明，此墓墓主人曹操去世和入葬的年月清楚，纪年明确，为东汉、魏晋时期墓葬的断代起了参照作用。从墓葬无封土和出土器物看，魏武帝曹操的安葬完全按照他临终遗令“不封不树”，“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的要求。

墓中出土可复原的文物250余件，其中有能反映主人身份的铭牌、铁甲、铁剑等。此外，2008年收缴从此墓盗出的铭牌一块，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字样；另有石枕一件，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这是确认此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的旁证。

出土刻有铭文的石牌共59块，除上述两类之外，还有的内容为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如衣服类有“黄绫袍锦领袖一”等，用具类有“镜台一”、“书案一”等，其他还有如“胡粉二斤”等等内容。

其他的出土遗物有质地较差的陶器、少量的钱币和陶俑。出土遗物和曹操临终遗令簿葬比较吻合。

1998年4月，在西高穴村西取土时，挖出了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曹操卒于公元220年）大仆卿附马都慰鲁潜的墓志，上面记有：“墓在……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此墓志清楚地记载了魏武帝陵的确切方位。

共发现3个人骨个体，其中两个女性头骨位于后室，男性头骨位于前室门道处。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鉴定，初步确定：男性1具，约60岁；女性2具，年龄约50岁和20岁。男性头骨鉴定年龄和曹操死于66岁比较接近。另外2具女性骨骼是谁仍无法确定。

发掘者认定安阳西高穴大墓的墓主人就是曹操，大墓就是曹操高陵。

流传的“七十二疑冢”之说，发生在宋元时期。当时，正是曹操这位历史人物受舆论贬斥的时代，多数学者认为，疑冢的传说不足凭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是参与论证的主要专家之一，他说：“根据我的经验，一看到这个陵墓的规模，我就知道这是王一级的墓，进陵墓后看到画像石和出土的文物，我就断定这是东汉晚期的，因为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文化，东汉的陵墓已经出土7个了，都很相似，所以不会有问题”，“没有绝对把握，我不会乱说话”，“安阳曹操墓的证据已经足够，如果是‘业内人士’提出异议，就不能说外行话，应在考古学学科内讨论问题，要说业内的话，符合学术规范的话。”所以，他是曹操墓的坚定的支持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先生说，曹操高陵出土铭牌上“魏武王”的称谓，不应有所怀疑，《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明确记载：“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而“格虎”是体现当时风尚的行为，“常所用”实际上是当时社会上层的习用语。对于这样的解释，有的学者不同意，认为文献记载的“武王”和出土铭牌上的“魏武王”根本不是一回事。

曹操高陵出土铭“魏武王”石碑

确认公布后，铺天盖地的质疑声始料未及

2009年12月27日，我在湖南长沙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滚动播出的曹墓确认的消息。当地的长沙晚报、潇湘晨报等均在显要位置刊登《曹操墓找到！千古之谜破解》。但到了第二天，大约在两报头一天相同的版面上，出现的却是大片的质疑声。这一反差实在太大，令人始料未及。

此前的12月中旬，许昌灵井那边的工作暂缓，我到了安阳西高穴大墓（当时已认为是曹操墓）考古发掘工地考察。墓室清理工作已近尾声，有关方面正酝酿要请哪些相关专家参与论证。

我看到墓里历次被盗的场面，可谓惨不忍睹。

从墓室向上望去，墓顶两个圆形盗洞直插墓外，可以通向外面的蓝天。文献里曾记载，曹操埋葬很深，极为严实，“三光不入”，想来不无讽刺意味。刻有精美图案的画像石，已断裂成难以拼接的碎片，东一块西一块，狼籍于墓室的积土上。骨架散乱着，残破不全，很难确定其原有的方位。墓壁的砖墙上，依稀可见几条蜡烛的烟痕，仿佛是在告诉我们，这里曾是盗墓贼自己的家。

还好，考古队在细致发掘清理中发现了一些如铭牌、玛瑙片、陶器等。这些遗物不是晚期造假，如铭牌上的铁链已锈成一砣，铭牌上刻痕的质感等，都不是近期所能为的。考古结论应当成立。但是，这是备受关注的曹操墓，是全国几亿人都能插上一言的一代枭雄曹操的墓，问题便复杂多了。有一种声音：即便不是现代造假，但排除不了古代造假。曹操下葬时会不会虚晃一枪，来个金蝉脱壳，不用说七十二疑冢了，即使一两个疑冢便可蒙骗所有的人……

一些专家从文献上对曹墓的确定提出强烈质疑，认为墓打开这么短的时间，资料未整理，遗物也未来得及消化，匆忙发布消息，不能不令人生疑。

考古（指文物考古）学科最大的特点是以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为依据，进行人类某阶段历史的研究与复原。历史学科则是以文献记载为主要对象进行历史的研究和再现，二者应是各有侧重印证互补的关系。但问题是墓里出土了文字，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等，都能从这些材料中找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对于曹墓的研究上，很难说清谁业内谁业外。

先是肯定，进一步说明重新肯定，最后是“还不能盖棺论定”。这样反复无常不像是考古界的一贯作风，人们对考古行业一贯严谨的良好印象打了个问号。尽管可以说事出无奈，但至少说明对这件事的准备不足，缺少预案。至于媒体上说，考古发现的新闻发布是由主管部门发布为好还是业务部门发布合适，考古新闻的发布不要一锤定音、不要过早下结论、要注意留有余地，考古定论应参考多学科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等，这些都应该是很好的建议。

说考古是一门遗憾的科学不无道理，展现在考古者面前的多是些支离破碎的材料，使其悉数还原已不可能。所以说，考古又是材料的科学，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大抵不错。学习的形式逻辑，实践证明很有用。在实际运用中，尽管会招来“作秀”的批评，但总比说得过死而置于两难境地要好。

考古是自然和社会两大科学的交叉学科，常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达到最大程度复原人类历史的宗旨。它是基础学科，而非应用学科。如果对文物资源进行开发利用而又失度的话，可能会成为历史的教训。

随着考古学的持续升温，不少人都认为考古就是挖墓，这是非常不准确的。考古并不等同于挖墓，每年国家批准的考古发掘项目，墓葬的发掘仅占一小部分，用“挖墓的”称谓，对考古者不公平。

国家对古代墓葬尤其是帝陵的发掘审批非常严格，现在发掘的古代墓葬多是经济建设中避让不及的。对盗掘严重不利保护的古代墓葬（包括规格较高的）采取抢救性发掘，曹操墓属于这一类。但是，为避免不实申报，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应当更加规范程序，初级申报、中期督察和终了验收，严明纪律，使投机者无计可施。另外，如国家无力资助的项目应暂缓审批，同时，重点支持一些重要课题的发掘和研究项目。

这场因曹操墓的发掘引发的仍未结束的争论，对考古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认真总结，汲取营养，对今后的考古工作大有裨益。在考察曹操墓后，笔者写下四言诗，文中笔力不及的一些个人观点和看法，大都囊括其中了。

（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