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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74岁的竺可桢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提出了改革栽培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十分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毛泽东哈哈一笑，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我国著名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1890～1974）自1936年46岁任浙江大学校长起，到1974年84岁去世止，连续38年天天写气象日记，共计800多万字，积累了大量的气象资料，记述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于他逝世前两年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年），这是他数十年深入研究历史气候的心血结晶，是他充分利用了我国古代典籍与方法的记载，以及考古的成果，物候观测和仪器记录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结果，是一项立足中国、震动国外的重大学术成就。竺可桢的另一篇力作《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61年）则放眼世界，依据冰洋冰海衰减、苏联冻土带南界北移、世界高山冰川后退、海面上升等有关文献资料记述的地理现象，证明了20世纪气候逐步转暖。竺可桢50年前的研究成果，在今天看来，极具预见性。

竺可桢善于利用历史资料为现代科技前沿研究服务，还表现在他对我国古代超新星历史资料发掘研究工作的支持。事情发生在1953年，当时苏联射电天文学家什克洛夫斯基正在做关于超新星爆发、射电源与蟹状星云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的研究，为了说明超新星爆发后会变成白矮星，以及超新星爆发时所抛出的物质即是星际物质，便需要了解大约一千年前金牛座是否有超新星爆发的详细记载。

为此，苏联科学院天文学史委员会主席库里考夫斯基致函中国科学院，希望能在中国的天文记录中找一找是否有类似的记载。竺可桢看到这封信后，立即嘱咐刚从中山大学天文系毕业分配到科学出版社任编辑的席泽宗，让他从有关古籍中搜寻这方面的史料。席泽宗埋头在故纸堆中整整一年，查出了《宋史·仁宗本纪》中“自至元和五年，客星晨出东方，守天关……”等有关记载，证实了公元1054年金牛座天关星有超新星爆发。1955年，席泽宗发表《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在天象观测资料方面的完备、持续和准确的特点，考证了从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17世纪3000年间近百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成为这方面研究的权威资料。同年什克洛夫斯基在《无线天文学》一书中写道：“建筑在无线电物理学、电子学、理论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的‘超时代’成就基础上的最新科学——无线电天文学的成就，和伟大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观测记录联系起来了。这些人们的劳动经过几千年后，正如宝贵的财富一样，把它放入了20世纪50年代的科学宝库。我们贪婪地吸取中国史书里的每一个字，这些字的重要而深刻的含义使我们心满意足。”

除了在气象、气候、物候的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外，竺可桢一生中另一个亮点是他自1936～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的13年间，提出“求是”二字为浙大校训，提出“大学最大的目标是求真理”和“教育的目的，不但是在改进个人，还要能影响于社会”。他要求浙大的师生，既要努力学习，寻求学问之“是”，更要胸怀大志，公忠坚毅，追求振兴中华之大“是”。这些，对我国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极具启发意义。

 竺可桢

（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2010年第10期）